當趙曉波來到火葬場向值更人出示了身份證後，值更人問趙曉波與死者是什麽關係？
趙曉波說：“我和他們倆個是朋友！”
值更人問：“他們倆個沒有親人嗎？”
“大概沒有吧！他們留下遺書讓我幫著料理後事！”
“這兩個人命也夠苦了！”
說話間，兩個人已經來到了李雲慶的停屍床，值更人打開屍體上蒙著的白布讓趙曉波辨認了一下說：“你看看他是李雲慶嗎？”
室內的燈光雖然暗淡，趙曉波也一眼就辨認出這個麵色臘黃、眼睛微微閉合、死的也算安詳的人正是李大廚。
隨後，值更人又帶著趙曉波去辨認了劉麗的屍體。
從兩個人的穿著上看，倆個人臨出門之前是經過了一番準備和妝扮的。趙曉波認為：他們倆隻所以這樣經心打扮並把車開到火葬場再服藥，可能不想讓這個家蒙上死亡的陰影，如果他們倆在自己家裏自殺，以後誰還敢來這個家裏居住呀，死在火葬場院裏，並穿好自己備好的衣服，也會給安葬的人減少一些麻煩！由於兩個人吃的少，喝的也少，即使是服藥自殺時也不會出現便溺，所以死亡之後身上依然很潔淨。
雖然兩個人想的很周到，但他們卻忽略了趙曉波會報警，也忽略了警方會對他倆的死因進行調查，好在他們留下的兩份遺書和在小區地下停車場上車時的監控視頻讓趙曉波洗脫了嫌疑。
看完兩個人的屍體後趙曉波問更夫：“大爺，剛才您也看到了兩個人的裝束，我也不懂安葬都有什麽說道，也不知道還需要給他們填置什麽物品以及供品，更不知道怎麽給他們設靈堂什麽的，您能不能告訴我該怎麽辦？”
值更人說：“這個你不用愁，咱們火葬場有不少“大仙”，也就是喪葬司儀，他們是一條龍服務，從人在醫院咽氣，一直到安葬完畢，他們都會給安排的明明白白，需要怎麽設靈堂，需要死人選什麽樣衣服等等都不用死者家人操心，幾天的服務費也就是一千元左右。我這裏就有他們的聯係電話，如果需要，打個電話他們就會過來！”
聽了更夫的介紹，趙曉波讓更夫給他選了一個喪葬司儀。電話接通後，這個司儀讓趙曉波在火葬場等一會兒，說他馬上開車來西山火葬場。
這個時候，更夫從抽屜裏麵拿出來一個背包，背包裏放著一個由警方登記的清單，更夫說：“這個挎包是死者的，警察讓我把這個包交給你，讓你按著清單上所列的東西一樣樣清點，如果東西不少，你就在這個交接記錄上簽字！”
趙曉波先是看了看清單，然後把包裏的東西倒在桌子上逐一清點。包裏麵有李雲慶和劉麗的身份證，有小轎車上的鑰匙，還有一個裝了幾百元人民幣的錢包，在錢包外皮的透明夾層中放在一張女童的照片，女童看上去能有兩三歲的樣子。清點完畢之後，趙曉波在交接記錄上簽了字，並從李大廚留下的錢包裏拿出一百元人民幣交給了更夫，以表示對他幫助指點的感謝！
離開停屍房後，趙曉波又去了停車場，停車場裏停放在很多車輛，離停車場不遠處有一排二層小樓，樓下的一個個小單間就是家屬們為死者租設的一個個靈堂，靈堂裏燈火通明，香煙繚繞，有的靈堂裏傳出哭靈聲，也有的靈堂裏傳出頌經聲和超度亡靈的念佛聲，各家各戶的葬禮儀式不盡相同。
趙曉波沿著這排靈堂前走了一趟，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就看到師傅和劉麗開來的那輛車還停在原地，於是，他就掏出李大廚挎包裏的鑰匙打開了車門，車裏麵還算整潔幹淨，盡管這樣，兩個人畢竟死在裏麵。趙曉波先是把四個車門打開通風，隨後去火葬場超市買了幾條毛巾和清潔劑把轎車裏麵徹底清潔了一遍，當他剛剛清洗完轎車的時候，他的手機就響了。
趙曉波隨身帶了兩款手機，一款手機是從日本帶迴來的，這款手機號碼也是日本國的；另一款手機是國內移動號碼，是他去日本之前用的，由於他去日本簽訂的是三年勞務合同，他的這款手機的電話號碼綁定著他的許多個人信息，因此在他去日本之前到移動公司給這部手機辦理了保號手續，隻要每月交五元錢，他的手機號碼就不會被注銷，迴到國內申請開通即可以馬上使用，所以，趙曉波一下飛機，就通過互聯網申請開通了原有的手機號碼。這個手機號碼也是李大廚給小區物業留下的電話號碼。
打電話的人是更夫剛才給他聯係的喪葬司儀，趙曉波問打電話的人現在在哪裏？
對方說：“在火葬場的停車場場裏！”
趙曉波抬頭看了看，離他不遠處有一個中年男子手裏拿著手機正在向他觀看，他估計給他打電話的可能就是這個人，於是趙曉波向他揮揮手，並向他走了過去。
此人的確是更夫打電話約來的喪葬司儀人員。趙曉波向他介紹了死者的情況，並說死者不會有太多的親戚朋友參加葬禮，他倆也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死訊，簡單火化安葬完就可以了。但是做為死者生前的好友，他也不想簡化必要的的程序，其他死者該有的安葬程序這倆個人也不能少，請師傅正常操辦就是。師傅略加思考後給趙曉波寫了一個儀式日程安排草稿，趙曉波認為可以。
由於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並且有告別儀式，趙曉波認為告別儀式不能就自己一個人，應當把李雲慶和劉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鮮樓，畢竟這兩個人一個曾經是海鮮樓的經理，一個是主廚，當年這兩個管事的頭頭與員工們相處的也還可以。於是趙曉波將師傅和劉麗死亡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同學孫喜元，孫喜元也是李大廚的徒弟，他與李大廚和劉麗共處的時間要比趙曉波和兩個人相處的時間長好多年，隻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不及趙曉波，尤其兩個人艾滋病情加重後，做為已經接任海鮮樓主廚的孫喜元就更少和兩個人聯係了，漸漸的李大廚和劉麗就淡出了孫喜元以及海鮮樓員工的視線。
趙曉波知道這個時間孫喜元正忙，不方便接電話，於是他通過微信留言把師傅和劉麗死亡的事告訴了孫喜元，希望他在忙碌完客人用餐後給他迴個電話。畢竟師徒一場，想當年李大廚和劉麗對孫喜元也挺照顧，他得知消息後不會無動於衷！
趙曉波說：“我和他們倆個是朋友！”
值更人問：“他們倆個沒有親人嗎？”
“大概沒有吧！他們留下遺書讓我幫著料理後事！”
“這兩個人命也夠苦了！”
說話間，兩個人已經來到了李雲慶的停屍床，值更人打開屍體上蒙著的白布讓趙曉波辨認了一下說：“你看看他是李雲慶嗎？”
室內的燈光雖然暗淡，趙曉波也一眼就辨認出這個麵色臘黃、眼睛微微閉合、死的也算安詳的人正是李大廚。
隨後，值更人又帶著趙曉波去辨認了劉麗的屍體。
從兩個人的穿著上看，倆個人臨出門之前是經過了一番準備和妝扮的。趙曉波認為：他們倆隻所以這樣經心打扮並把車開到火葬場再服藥，可能不想讓這個家蒙上死亡的陰影，如果他們倆在自己家裏自殺，以後誰還敢來這個家裏居住呀，死在火葬場院裏，並穿好自己備好的衣服，也會給安葬的人減少一些麻煩！由於兩個人吃的少，喝的也少，即使是服藥自殺時也不會出現便溺，所以死亡之後身上依然很潔淨。
雖然兩個人想的很周到，但他們卻忽略了趙曉波會報警，也忽略了警方會對他倆的死因進行調查，好在他們留下的兩份遺書和在小區地下停車場上車時的監控視頻讓趙曉波洗脫了嫌疑。
看完兩個人的屍體後趙曉波問更夫：“大爺，剛才您也看到了兩個人的裝束，我也不懂安葬都有什麽說道，也不知道還需要給他們填置什麽物品以及供品，更不知道怎麽給他們設靈堂什麽的，您能不能告訴我該怎麽辦？”
值更人說：“這個你不用愁，咱們火葬場有不少“大仙”，也就是喪葬司儀，他們是一條龍服務，從人在醫院咽氣，一直到安葬完畢，他們都會給安排的明明白白，需要怎麽設靈堂，需要死人選什麽樣衣服等等都不用死者家人操心，幾天的服務費也就是一千元左右。我這裏就有他們的聯係電話，如果需要，打個電話他們就會過來！”
聽了更夫的介紹，趙曉波讓更夫給他選了一個喪葬司儀。電話接通後，這個司儀讓趙曉波在火葬場等一會兒，說他馬上開車來西山火葬場。
這個時候，更夫從抽屜裏麵拿出來一個背包，背包裏放著一個由警方登記的清單，更夫說：“這個挎包是死者的，警察讓我把這個包交給你，讓你按著清單上所列的東西一樣樣清點，如果東西不少，你就在這個交接記錄上簽字！”
趙曉波先是看了看清單，然後把包裏的東西倒在桌子上逐一清點。包裏麵有李雲慶和劉麗的身份證，有小轎車上的鑰匙，還有一個裝了幾百元人民幣的錢包，在錢包外皮的透明夾層中放在一張女童的照片，女童看上去能有兩三歲的樣子。清點完畢之後，趙曉波在交接記錄上簽了字，並從李大廚留下的錢包裏拿出一百元人民幣交給了更夫，以表示對他幫助指點的感謝！
離開停屍房後，趙曉波又去了停車場，停車場裏停放在很多車輛，離停車場不遠處有一排二層小樓，樓下的一個個小單間就是家屬們為死者租設的一個個靈堂，靈堂裏燈火通明，香煙繚繞，有的靈堂裏傳出哭靈聲，也有的靈堂裏傳出頌經聲和超度亡靈的念佛聲，各家各戶的葬禮儀式不盡相同。
趙曉波沿著這排靈堂前走了一趟，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就看到師傅和劉麗開來的那輛車還停在原地，於是，他就掏出李大廚挎包裏的鑰匙打開了車門，車裏麵還算整潔幹淨，盡管這樣，兩個人畢竟死在裏麵。趙曉波先是把四個車門打開通風，隨後去火葬場超市買了幾條毛巾和清潔劑把轎車裏麵徹底清潔了一遍，當他剛剛清洗完轎車的時候，他的手機就響了。
趙曉波隨身帶了兩款手機，一款手機是從日本帶迴來的，這款手機號碼也是日本國的；另一款手機是國內移動號碼，是他去日本之前用的，由於他去日本簽訂的是三年勞務合同，他的這款手機的電話號碼綁定著他的許多個人信息，因此在他去日本之前到移動公司給這部手機辦理了保號手續，隻要每月交五元錢，他的手機號碼就不會被注銷，迴到國內申請開通即可以馬上使用，所以，趙曉波一下飛機，就通過互聯網申請開通了原有的手機號碼。這個手機號碼也是李大廚給小區物業留下的電話號碼。
打電話的人是更夫剛才給他聯係的喪葬司儀，趙曉波問打電話的人現在在哪裏？
對方說：“在火葬場的停車場場裏！”
趙曉波抬頭看了看，離他不遠處有一個中年男子手裏拿著手機正在向他觀看，他估計給他打電話的可能就是這個人，於是趙曉波向他揮揮手，並向他走了過去。
此人的確是更夫打電話約來的喪葬司儀人員。趙曉波向他介紹了死者的情況，並說死者不會有太多的親戚朋友參加葬禮，他倆也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死訊，簡單火化安葬完就可以了。但是做為死者生前的好友，他也不想簡化必要的的程序，其他死者該有的安葬程序這倆個人也不能少，請師傅正常操辦就是。師傅略加思考後給趙曉波寫了一個儀式日程安排草稿，趙曉波認為可以。
由於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並且有告別儀式，趙曉波認為告別儀式不能就自己一個人，應當把李雲慶和劉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鮮樓，畢竟這兩個人一個曾經是海鮮樓的經理，一個是主廚，當年這兩個管事的頭頭與員工們相處的也還可以。於是趙曉波將師傅和劉麗死亡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同學孫喜元，孫喜元也是李大廚的徒弟，他與李大廚和劉麗共處的時間要比趙曉波和兩個人相處的時間長好多年，隻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不及趙曉波，尤其兩個人艾滋病情加重後，做為已經接任海鮮樓主廚的孫喜元就更少和兩個人聯係了，漸漸的李大廚和劉麗就淡出了孫喜元以及海鮮樓員工的視線。
趙曉波知道這個時間孫喜元正忙，不方便接電話，於是他通過微信留言把師傅和劉麗死亡的事告訴了孫喜元，希望他在忙碌完客人用餐後給他迴個電話。畢竟師徒一場，想當年李大廚和劉麗對孫喜元也挺照顧，他得知消息後不會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