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日本五個多月後，我認識了一位姓穆的大哥，他個子不高，人很麵善，會看圖紙，會用車床加工多種機器零件，水電焊的活幹的很精細。然而，他在日本卻是一個“黑戶”。
穆大哥來日本已經十幾年了，當年，他和我們一樣也是一名研修生。由於三年到期後他找到了打黑工的地方，就在日本隱居下來，被日本政府列入“研修生失蹤人員”名單。
兩千年之初，國內員工收入普遍不高，每月工資不過四五百或五六百元人民幣，而在日本打一天工就能掙六千到八千日元，相當於人民幣450元到590元。為了能在日本多掙幾年錢，當年有一些研修生簽證到期後都不想迴國，有的人簽證到期後就偷著離開了原招聘單位，跑到別的城市或事先聯係好的單位“黑下來”打工。穆大哥也是在這種背景下住留日本的，他在日本一呆就是十幾年，直到2017年因為身體不適和年邁的母親病重，他才去大阪入國管理局投案自首，並於同年9月份在中國駐大阪領事館和大阪巿入國管理局辦理了出境手續迴到國內。
這些“黑戶”隻所以能夠在日本留下來，有的人是在日本有親戚或朋友，能給他們安排住的地方，並能夠幫他們找到一些不需要出示身份證件就可以幹的工作；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技術留下來的。
在日本，有些小企業和私人小作坊很需要有各種技能的專業人才，由於企業知名度不高或付不起專業人才的高薪，這些“黑下來”並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就成了這些小企業和小作坊的“香餑餑”，一旦有人向這些小企業小作坊介紹這樣的“人才”，他們就會把黑下來的人當成自己的員工收留下來，並給他們提供容身之處。
有些“黑下來”的研修生或其它簽證到期未迴國的人雖然沒有專業技能，但他們能吃苦耐勞，又不計較收入高低，某些小企業由於工作累，環境差，在招不到員工或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也會冒著被政府處罰的危險用黑下來的人為他們打工。
“黑下來”的人身份一旦暴露，就會被警察或日本入國管理局帶去調查詢問，然後被遣送迴國。
為了避免暴露身份，黑下來的人一般不會惹是生非。由於他們對日本社會沒有多大的危害性，日本警方和入國管理局對他們查的也不是很嚴，這並不是說日本政府對這些非法身份的人會不管不問。如果有人揭發檢舉，警方肯定會把他們叫去調查；如果他們做了違法犯罪的事被警察叫去詢問，那麽他們的黑戶身份也肯定會暴露無遺。
對於想在日本長期打工的這些人而言，他們每天的言行舉止都是極其謹小慎微的。在單位，他們少說多做，老板和同事讓幹什麽他們就去幹什麽，從不報怨，也從不講條件，更不敢做任何讓人討厭的事，所以，這些人大都能與周圍的人保持良好關係，不僅沒有人舉報，還會博得大家的同情和關心。
非法居留在日本的人除了到超市買點食品和生活用品外，他們平時很少出門，即使出門辦事，能步行的他們盡量不坐電車和巴士，甚至連自行車都不敢騎，因為日本警察經常會把一些騎自行車的人叫停，除了查驗自行車的夜行燈是否閃亮，車閘是否好用，還要審查自行車上的“登陸證”（車架上設定的標誌）是否與車主一致，稍微有點問題，他們就會對騎自行車的人追問個沒完沒了。
這種事我在日本也親身經曆過，有一天吃過晚飯後我騎著自行車去海邊遊玩，行至半路就被兩男一女三個警察叫住了。這三個警察也騎著自行車，是專門抓機動車輛違章的，開車超速的抓，不係安全帶的抓，酒後開車的也抓。我隻所以被叫停，是因為自行車前燈未及時更換電池，燈光很微弱。這並不是說日本的公路上沒有路燈，在日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通宵的燈光。日本警察隻所以關注夜晚在路上行駛的自行車是否燈光明亮，是因為自行車燈可以起到安全警示作用，無論是對麵來人來車都會因為自行車燈光的閃爍而及時避讓。這樣的交通安全常識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就連晚上出來遛狗的人都會在拴狗繩上係一個閃亮的小燈；有些推著小孩的嬰兒車上也會係兩個閃爍的電光棒；就連撿拾廢品的老人也會在自已的手推車上係一根一米多長的電光繩。
那天晚上我被日本警察攔下後，費了好一番周折才弄懂他們為什麽叫我停車。當我弄明白之後，給他們看了隨身攜帶的戶照，表示迴去之後就給自行車燈更換電池，說完之後本以為我可以推著自行車走了，可是，警察依然讓我等一等，問我騎的這輛自行車登陸（記）的是誰的名字，由於我表達的日語很生硬，三個日本警察交頭接耳地議論了好幾次也未聽明白我說的是什麽，直到我借用他們的筆在紙上寫出“富洋商行株式會社”名稱之後，他們才點頭表示明白，並微笑著向我鞠躬，“給你填麻煩了，請原諒！”
就這麽一點小事，三個日本警察與我交流了足有二十多分鍾。我不能不佩服日本警察的耐心和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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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我也曾對曹社長說過，曹社長說：“日本隻所以交通事故少，與警察的敬業精神有很大關係……”
在社長開車外出的時候，他甚至都能猜測到哪個路段的路口會埋伏著測速警察，一旦有人開車超速，警察會立即從藏身的角落或者是從樹林裏甚至是草叢中跳躍出來，揮動著旗幟把超速車逼停，直到辦完處罰手續後才會放行。如果超速司機不停車，接下來就會有摩托車和警車追趕上去把車逼停，若是摩托車和警車都不能把超速車逼停，日本警察甚至會動用直升機跟蹤違章車輛。這樣的場麵在我來到日本之後曾在電視裏看到過，雖然是電視新聞直播，但也足以說明在交通管理上日本警察是多麽叫真。當然，能這樣不顧一切逃避警察追擊的人往往已經不是交通違章這麽簡單，他很可能涉及到了某種刑事犯罪。
象穆大哥這些黑下來的人，就非常忌諱和警察見麵，如果他們看到警察，都會繞道離開，生怕在警察麵前露出什麽破綻被帶走詢問。
有一天傍晚下班後，我去超市買東西，正好在超市門口碰到了穆大哥。他看到我之後隻是微笑著點點頭，我卻毫無顧忌的向他問這問那，在我的再三追問下，他的神情顯得有些慌張，卻又不好意思不迴答我的問話，當他警覺地向四周看看並沒有人注意我倆時，才用很低的聲音迴答了我的問話。然而，我當時竟沒有意識到他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特殊身份才會這樣的。
穆大哥來日本之前，是哈爾濱某企業的一個鉗工班長，他的妻子則是一位小學老師。在當時來說，夫妻倆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很不錯的，他們倆隻所以放棄國內的好工作來日本打工，與他妻姐的鼓動有很大關係。
穆大哥的妻姐和姐夫也是哈爾濱人，由於他妻姐的婆婆是二戰時期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當老太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迴到日本後，也把他妻姐一家人帶到日本定居。在妻姐夫妻倆的煽惑下，穆大哥夫妻二人雙雙在當地中介花錢獲取了研修生的身分，並在單位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來到日本打工。當時，他的兒子剛上小學2年級，照顧孩子的事就落在了爺爺奶奶身上。
來到日本後，他們夫妻倆的打工曆程都不順利。穆大哥的妻子打工的地方在兵庫縣，他打工的地方在大板市內。兩個人相距一百多公裏，個把月能在妻姐家見一次麵。雖然如此，他們兩口子也感到很知足，畢竟他們倆每個月還能見一次麵，有的夫妻在日本打工三年，也難得見上幾次麵。
他的妻子在一個蔬菜加工廠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包裝，一穿上工作服，就不會有閑下來的時候，雖說工作很辛苦，卻比她在國內當小學老師時多掙好幾倍的錢，從這個角度說，即使很辛苦她認為也值得。然而，和她妻子租住同一個房間的兩個女研修生一邊打工一邊偷偷摸摸做起了招嫖生意，房主發現後便打電話報警，穆大哥的妻子受這兩個女人的牽連也一並被遣送迴國。此時，她妻子來到日本僅僅六個多月，連來日本時的中介費還未掙迴來就被遣送迴國了。當然，她妻子迴到中國並不是什麽壞事，起碼他的兒子有親媽在身邊照顧會生活的更好一些。
穆大哥來到日本後在大阪的一個私營鐵工所當研修生，鐵工所的老板是一個台灣人，由於經營不善，當穆大哥在這個鐵工所幹了兩年七個月的時候，這個鐵工所的老板就偷著跑了，他不僅欠了銀行和關聯企業的錢，還把穆大哥托他保管的一百多萬日元也卷跑了。廠房和設備都是租來的，無法抵債還錢，此時的穆大哥真是欲哭無淚。盡管這件事已經告知了接他來日本的研修生理事會，但研修生理事會也是無可奈何，穆大哥隻能住在原地耐心地等著警方把這個老板抓獲歸案。等了十多天後，一個此前經常到這個鐵工所跑業務的日本老板知道了穆大哥的遭遇，基於同情和工作上需要，在征得穆大哥同意後，便讓穆大哥帶上行李和日常用品來到了他的會社。
此前，穆大哥為了給原來的鐵工所加工機器零件，曾跟著這位年近花甲的日本老板來過他的機械加工廠，這個廠的機床雖然和中國的機床有所不同，但是，做為曾經當過鉗工班長的穆大哥運用這些機床加工各種零件卻十分得心應手。
這個會社不大，包括社長在內僅有四名員工，年齡最小的五十幾歲，最大的一名老員工已經七十多歲。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雖然超過了退休年齡，可他不想呆在家裏，依然每天來會社工作。
這個機械加工廠是老社長的父親傳下來的，老社長接下這個會社後，隻是帶著一種責任感維持著機械廠的運營，一直沒有增加設備，也沒有補充人員，伴隨著設備和人員的老化，會社也隻能接手一些常用標準件的加工。由於會社曆史悠久，老社長的人脈關係好，不愁攬不到活。
在中國，鉗工是集多種技能於一身的工種，鉗工班長可不是一個虛擬的頭銜，沒有工匠的技能是當不了鉗工班長的。基於技術和年齡的優勢，穆大哥很快成了這個會社的主力，幾個日本老員工也都很喜歡這個從中國來的研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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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把這個年青人留住，社長特意將會社二樓的一個倉庫改成了可以居住的房間，並設置了廚房和衛生間。從此以後，這裏就成了穆大哥的落腳之地，足不出戶就可以在這裏生活和工作。和以前的鐵工所相比，工作不算累，每小時工資也比鐵工所略高點。隻是每周隻有五個工作日，閑下來的時候會讓他感到很難熬。
當研修簽證期滿後，穆大哥以及老社長都沒有和研修生理事會取得聯係，鐵工所的老板也沒有露麵。
幾年過去了，穆大哥已經適應了這種寂寞無聊的生活。他把積蓄下來的錢通過親屬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寄迴家裏。他的兒子從小學升到初中，又從初中升到高中，在高考中又以優異的成績升入了國內的名牌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去歐洲國家研讀了幾年，等到他的兒子功成名就之後，他巳經步入天命之年。十幾年的歲月蹉跎，他的頭發已經花白，由於經常以啤酒和白酒解除每天的寂寞和孤獨，他逐漸患上了嚴重的痛風和一些慢性病。日本對各類處方藥控製的很嚴，非經本人到醫院檢查就無法買到適合治病的藥品，而穆大哥是一個黑戶，他不敢也不會去醫院看病，隻能靠自己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當他聽說家裏的老母也處於病危狀態時，毅然選擇了去大阪入國管理局投案自首。
在日本的十幾年，使他改變了很多，盡管剛迴到國內的他對中國的文化和生活有很多的不適應。但提心吊膽的日子終於結束了。當我在微信裏問他在國內生活的怎樣時，他感慨地迴複到：哪裏都不如自己的家鄉好，十幾年了，我終於找迴了自信和做人的尊嚴！
穆大哥來日本已經十幾年了，當年，他和我們一樣也是一名研修生。由於三年到期後他找到了打黑工的地方，就在日本隱居下來，被日本政府列入“研修生失蹤人員”名單。
兩千年之初，國內員工收入普遍不高，每月工資不過四五百或五六百元人民幣，而在日本打一天工就能掙六千到八千日元，相當於人民幣450元到590元。為了能在日本多掙幾年錢，當年有一些研修生簽證到期後都不想迴國，有的人簽證到期後就偷著離開了原招聘單位，跑到別的城市或事先聯係好的單位“黑下來”打工。穆大哥也是在這種背景下住留日本的，他在日本一呆就是十幾年，直到2017年因為身體不適和年邁的母親病重，他才去大阪入國管理局投案自首，並於同年9月份在中國駐大阪領事館和大阪巿入國管理局辦理了出境手續迴到國內。
這些“黑戶”隻所以能夠在日本留下來，有的人是在日本有親戚或朋友，能給他們安排住的地方，並能夠幫他們找到一些不需要出示身份證件就可以幹的工作；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技術留下來的。
在日本，有些小企業和私人小作坊很需要有各種技能的專業人才，由於企業知名度不高或付不起專業人才的高薪，這些“黑下來”並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就成了這些小企業和小作坊的“香餑餑”，一旦有人向這些小企業小作坊介紹這樣的“人才”，他們就會把黑下來的人當成自己的員工收留下來，並給他們提供容身之處。
有些“黑下來”的研修生或其它簽證到期未迴國的人雖然沒有專業技能，但他們能吃苦耐勞，又不計較收入高低，某些小企業由於工作累，環境差，在招不到員工或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也會冒著被政府處罰的危險用黑下來的人為他們打工。
“黑下來”的人身份一旦暴露，就會被警察或日本入國管理局帶去調查詢問，然後被遣送迴國。
為了避免暴露身份，黑下來的人一般不會惹是生非。由於他們對日本社會沒有多大的危害性，日本警方和入國管理局對他們查的也不是很嚴，這並不是說日本政府對這些非法身份的人會不管不問。如果有人揭發檢舉，警方肯定會把他們叫去調查；如果他們做了違法犯罪的事被警察叫去詢問，那麽他們的黑戶身份也肯定會暴露無遺。
對於想在日本長期打工的這些人而言，他們每天的言行舉止都是極其謹小慎微的。在單位，他們少說多做，老板和同事讓幹什麽他們就去幹什麽，從不報怨，也從不講條件，更不敢做任何讓人討厭的事，所以，這些人大都能與周圍的人保持良好關係，不僅沒有人舉報，還會博得大家的同情和關心。
非法居留在日本的人除了到超市買點食品和生活用品外，他們平時很少出門，即使出門辦事，能步行的他們盡量不坐電車和巴士，甚至連自行車都不敢騎，因為日本警察經常會把一些騎自行車的人叫停，除了查驗自行車的夜行燈是否閃亮，車閘是否好用，還要審查自行車上的“登陸證”（車架上設定的標誌）是否與車主一致，稍微有點問題，他們就會對騎自行車的人追問個沒完沒了。
這種事我在日本也親身經曆過，有一天吃過晚飯後我騎著自行車去海邊遊玩，行至半路就被兩男一女三個警察叫住了。這三個警察也騎著自行車，是專門抓機動車輛違章的，開車超速的抓，不係安全帶的抓，酒後開車的也抓。我隻所以被叫停，是因為自行車前燈未及時更換電池，燈光很微弱。這並不是說日本的公路上沒有路燈，在日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通宵的燈光。日本警察隻所以關注夜晚在路上行駛的自行車是否燈光明亮，是因為自行車燈可以起到安全警示作用，無論是對麵來人來車都會因為自行車燈光的閃爍而及時避讓。這樣的交通安全常識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就連晚上出來遛狗的人都會在拴狗繩上係一個閃亮的小燈；有些推著小孩的嬰兒車上也會係兩個閃爍的電光棒；就連撿拾廢品的老人也會在自已的手推車上係一根一米多長的電光繩。
那天晚上我被日本警察攔下後，費了好一番周折才弄懂他們為什麽叫我停車。當我弄明白之後，給他們看了隨身攜帶的戶照，表示迴去之後就給自行車燈更換電池，說完之後本以為我可以推著自行車走了，可是，警察依然讓我等一等，問我騎的這輛自行車登陸（記）的是誰的名字，由於我表達的日語很生硬，三個日本警察交頭接耳地議論了好幾次也未聽明白我說的是什麽，直到我借用他們的筆在紙上寫出“富洋商行株式會社”名稱之後，他們才點頭表示明白，並微笑著向我鞠躬，“給你填麻煩了，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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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長開車外出的時候，他甚至都能猜測到哪個路段的路口會埋伏著測速警察，一旦有人開車超速，警察會立即從藏身的角落或者是從樹林裏甚至是草叢中跳躍出來，揮動著旗幟把超速車逼停，直到辦完處罰手續後才會放行。如果超速司機不停車，接下來就會有摩托車和警車追趕上去把車逼停，若是摩托車和警車都不能把超速車逼停，日本警察甚至會動用直升機跟蹤違章車輛。這樣的場麵在我來到日本之後曾在電視裏看到過，雖然是電視新聞直播，但也足以說明在交通管理上日本警察是多麽叫真。當然，能這樣不顧一切逃避警察追擊的人往往已經不是交通違章這麽簡單，他很可能涉及到了某種刑事犯罪。
象穆大哥這些黑下來的人，就非常忌諱和警察見麵，如果他們看到警察，都會繞道離開，生怕在警察麵前露出什麽破綻被帶走詢問。
有一天傍晚下班後，我去超市買東西，正好在超市門口碰到了穆大哥。他看到我之後隻是微笑著點點頭，我卻毫無顧忌的向他問這問那，在我的再三追問下，他的神情顯得有些慌張，卻又不好意思不迴答我的問話，當他警覺地向四周看看並沒有人注意我倆時，才用很低的聲音迴答了我的問話。然而，我當時竟沒有意識到他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特殊身份才會這樣的。
穆大哥來日本之前，是哈爾濱某企業的一個鉗工班長，他的妻子則是一位小學老師。在當時來說，夫妻倆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很不錯的，他們倆隻所以放棄國內的好工作來日本打工，與他妻姐的鼓動有很大關係。
穆大哥的妻姐和姐夫也是哈爾濱人，由於他妻姐的婆婆是二戰時期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當老太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迴到日本後，也把他妻姐一家人帶到日本定居。在妻姐夫妻倆的煽惑下，穆大哥夫妻二人雙雙在當地中介花錢獲取了研修生的身分，並在單位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來到日本打工。當時，他的兒子剛上小學2年級，照顧孩子的事就落在了爺爺奶奶身上。
來到日本後，他們夫妻倆的打工曆程都不順利。穆大哥的妻子打工的地方在兵庫縣，他打工的地方在大板市內。兩個人相距一百多公裏，個把月能在妻姐家見一次麵。雖然如此，他們兩口子也感到很知足，畢竟他們倆每個月還能見一次麵，有的夫妻在日本打工三年，也難得見上幾次麵。
他的妻子在一個蔬菜加工廠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包裝，一穿上工作服，就不會有閑下來的時候，雖說工作很辛苦，卻比她在國內當小學老師時多掙好幾倍的錢，從這個角度說，即使很辛苦她認為也值得。然而，和她妻子租住同一個房間的兩個女研修生一邊打工一邊偷偷摸摸做起了招嫖生意，房主發現後便打電話報警，穆大哥的妻子受這兩個女人的牽連也一並被遣送迴國。此時，她妻子來到日本僅僅六個多月，連來日本時的中介費還未掙迴來就被遣送迴國了。當然，她妻子迴到中國並不是什麽壞事，起碼他的兒子有親媽在身邊照顧會生活的更好一些。
穆大哥來到日本後在大阪的一個私營鐵工所當研修生，鐵工所的老板是一個台灣人，由於經營不善，當穆大哥在這個鐵工所幹了兩年七個月的時候，這個鐵工所的老板就偷著跑了，他不僅欠了銀行和關聯企業的錢，還把穆大哥托他保管的一百多萬日元也卷跑了。廠房和設備都是租來的，無法抵債還錢，此時的穆大哥真是欲哭無淚。盡管這件事已經告知了接他來日本的研修生理事會，但研修生理事會也是無可奈何，穆大哥隻能住在原地耐心地等著警方把這個老板抓獲歸案。等了十多天後，一個此前經常到這個鐵工所跑業務的日本老板知道了穆大哥的遭遇，基於同情和工作上需要，在征得穆大哥同意後，便讓穆大哥帶上行李和日常用品來到了他的會社。
此前，穆大哥為了給原來的鐵工所加工機器零件，曾跟著這位年近花甲的日本老板來過他的機械加工廠，這個廠的機床雖然和中國的機床有所不同，但是，做為曾經當過鉗工班長的穆大哥運用這些機床加工各種零件卻十分得心應手。
這個會社不大，包括社長在內僅有四名員工，年齡最小的五十幾歲，最大的一名老員工已經七十多歲。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雖然超過了退休年齡，可他不想呆在家裏，依然每天來會社工作。
這個機械加工廠是老社長的父親傳下來的，老社長接下這個會社後，隻是帶著一種責任感維持著機械廠的運營，一直沒有增加設備，也沒有補充人員，伴隨著設備和人員的老化，會社也隻能接手一些常用標準件的加工。由於會社曆史悠久，老社長的人脈關係好，不愁攬不到活。
在中國，鉗工是集多種技能於一身的工種，鉗工班長可不是一個虛擬的頭銜，沒有工匠的技能是當不了鉗工班長的。基於技術和年齡的優勢，穆大哥很快成了這個會社的主力，幾個日本老員工也都很喜歡這個從中國來的研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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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修簽證期滿後，穆大哥以及老社長都沒有和研修生理事會取得聯係，鐵工所的老板也沒有露麵。
幾年過去了，穆大哥已經適應了這種寂寞無聊的生活。他把積蓄下來的錢通過親屬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寄迴家裏。他的兒子從小學升到初中，又從初中升到高中，在高考中又以優異的成績升入了國內的名牌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去歐洲國家研讀了幾年，等到他的兒子功成名就之後，他巳經步入天命之年。十幾年的歲月蹉跎，他的頭發已經花白，由於經常以啤酒和白酒解除每天的寂寞和孤獨，他逐漸患上了嚴重的痛風和一些慢性病。日本對各類處方藥控製的很嚴，非經本人到醫院檢查就無法買到適合治病的藥品，而穆大哥是一個黑戶，他不敢也不會去醫院看病，隻能靠自己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當他聽說家裏的老母也處於病危狀態時，毅然選擇了去大阪入國管理局投案自首。
在日本的十幾年，使他改變了很多，盡管剛迴到國內的他對中國的文化和生活有很多的不適應。但提心吊膽的日子終於結束了。當我在微信裏問他在國內生活的怎樣時，他感慨地迴複到：哪裏都不如自己的家鄉好，十幾年了，我終於找迴了自信和做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