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記者們前往碼頭的時候，上海灘也是風起雲湧了起來。
比如說上海的各大院校。
在上海淪陷之後，並不是所有的大學都撤離到了後方。
因為在七七事變開始的時候，由於很多人都認為那一次的事件僅僅是日本人的挑釁，畢竟類似的事情以前也是發生了很多次，因此大家都認為這一次變故和之前的那樣，隻是小規模的軍事襲擊，雙方最後也隻需要交涉一番就好了。
也正是因為這樣，國黨政府也做出了類似的錯誤判斷，而在這種錯誤預判的情況下，國黨教育部給各地下達的文件是“務必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主。
可是七七事變卻沒有按照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所以說直到華北地區大片土地淪陷之後，教育部才在倉皇之中發出各地高校要做好隨時撤退的指令。
但是上海和其他地方又有不同之處，因為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所以說在華北，華中等地區的高校緊急撤離的時候，教育部對上海的高校卻沒有采取太多的應對措施。
畢竟在很多人的眼中，上海有租界，而租界裏麵又西方列強保護，所以說日本人肯定是不敢進犯的。
故而上海的高校與其勞心勞力的搬遷到大後方，還不如先把這些學校搬到租界躲避一陣子方便。
當然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做法，所以說上海很多高校的命運也隨之出現了改變。
隨著淞滬會戰的爆發，在日本人猛烈的炮火之下，上海各大學校對於內遷一事也是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比如說上海交通大學與同濟、複旦、大夏大學這些規模較大、聲望較高的國立、私立大學。
這些學校在短時間裏麵根本就沒有辦法在租界找尋到足夠大的土地，所以說完全就不具備辦學條件，因此對於內遷的態度也是有些讚同的。
當然了，他們作為上海的老牌學校，就算要搬遷，也不是全部搬離，比如說上海光華大學。
自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因為地處戰區，所以說光華大學校舍全部被日軍給炸毀了。
而光華大學校長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獨自一人佇立於大西路鐵軌旁，遙望火焰，不禁有些潸然淚下，隨後又破涕而笑曰：“我校為抗戰而犧牲，自當隨抗戰勝利而複興也。”
雖然說上海淪陷之後，學校仍然堅持租房上課，未曾間斷。
但是校長和校董事會商議決定將學校一部分內遷入四川，1938年成立了“私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至此上海本部才不再公開招生。
至於說往屆生還在上海本部，也就是在租界之中繼續上課。
而像上海法學院、上海商學院等規模較小的教會與私立學校，卻沒有搬出上海的想法。
比如說上海商學院，他們的學生人數較少，所以說隻需要有一棟教學樓，就可以完成複學的工作。
而且這個學校是美國人和英國人開設的，所以說背後的關係很強大，自然也就不擔心日軍會堂而皇之地進入租界。
於是，上海高校自此分為兩部分，國立大學與規模較大的私立大學在戰爭開始後隻留下了一小部分人在上海繼續堅守，至於說其他的大部分人則是陸續遷往大後方。
而像一些教會學校與規模較小的私立大學則是選擇繼續留在上海教學。
此時，上海法學院裏麵，一個助教老師，謝世旦。
他手裏麵提著一個小包，一路上也跟著認識他的學生打著招唿，不過要是仔細觀察的話，便會發現，此人現在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樣子。
因為他的真正身份是中統上海區交通站的聯絡員。
至於說他在上海法學院的工作嘛，其實也非常的簡單，那就是負責監視上海法學院裏麵的學生和老師，警惕紅黨的人蠱惑這些國家的優秀人才。
在1938年二月的時候，紅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就通過上海文化界協會在上海的一些大學裏麵組織了一係列的培訓活動，對外宣傳的目的是為了培訓優秀青年參加抗日救國。
但是在中統人的眼中，或者說在國黨人的眼裏麵，紅黨人的如此做法，完全就是以抗日為名，實際上卻是在暗中蠱惑和拉攏這些國家的人才來壯大自己的力量。
所以說這是中統的人絕對不允許的，故而他們也是隨即就展開了行動，全力監視起了上海的各個大學。
至於說謝世旦一個交通員為什麽會來做這個工作，其實也很簡單，中統的人在這些日子裏麵被嚴重的消耗了，而補充的人手缺還沒有到位，所以說在上海法學院被確認為紅黨過份活躍的校園，必須嚴密監視之後，中統在一時之間卻找不到合適的人。
所以說謝世旦便被安排到上海法學院當了助教老師，畢竟這種事情的危險性也不是很高嘛，他一個交通員來做，也沒有什麽大的影響。
而經過這段時間的秘密觀察，他也已經發現了紅黨在上海法學院裏麵活動的線索，正準備向上匯報呢！
謝世旦走了沒一會兒，便看到前麵的一個小道旁邊聚集了很多的學生。甚至於還有一些學生正在舉著各式各樣的橫幅。
對此，謝世旦也是微微的皺起了眉頭，因為在他隻是微微的掃了一眼，便發現這些學生之中，有不少的人都是已經進入到他的視線之中的親近紅黨之人。
他本來以為這些學生今天又在組織抗日演講了，不過走進一看，卻是發現這些橫幅上寫的居然是號召同學們為難民募捐的。
對此，謝世旦也隻是有些不屑的笑了笑，因為他明白，這些都是紅黨的小伎倆，畢竟明著宣傳抗日，肯定會引來麻煩的。
所以說紅黨便帶著這些學生鬧事，聲援和救助所謂的窮苦工人、童工，實則還是老一套，借此來拉攏這些窮鬼，暗中壯大他們的力量。
比如說上海的各大院校。
在上海淪陷之後，並不是所有的大學都撤離到了後方。
因為在七七事變開始的時候，由於很多人都認為那一次的事件僅僅是日本人的挑釁，畢竟類似的事情以前也是發生了很多次，因此大家都認為這一次變故和之前的那樣，隻是小規模的軍事襲擊，雙方最後也隻需要交涉一番就好了。
也正是因為這樣，國黨政府也做出了類似的錯誤判斷，而在這種錯誤預判的情況下，國黨教育部給各地下達的文件是“務必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主。
可是七七事變卻沒有按照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所以說直到華北地區大片土地淪陷之後，教育部才在倉皇之中發出各地高校要做好隨時撤退的指令。
但是上海和其他地方又有不同之處，因為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所以說在華北，華中等地區的高校緊急撤離的時候，教育部對上海的高校卻沒有采取太多的應對措施。
畢竟在很多人的眼中，上海有租界，而租界裏麵又西方列強保護，所以說日本人肯定是不敢進犯的。
故而上海的高校與其勞心勞力的搬遷到大後方，還不如先把這些學校搬到租界躲避一陣子方便。
當然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做法，所以說上海很多高校的命運也隨之出現了改變。
隨著淞滬會戰的爆發，在日本人猛烈的炮火之下，上海各大學校對於內遷一事也是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比如說上海交通大學與同濟、複旦、大夏大學這些規模較大、聲望較高的國立、私立大學。
這些學校在短時間裏麵根本就沒有辦法在租界找尋到足夠大的土地，所以說完全就不具備辦學條件，因此對於內遷的態度也是有些讚同的。
當然了，他們作為上海的老牌學校，就算要搬遷，也不是全部搬離，比如說上海光華大學。
自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因為地處戰區，所以說光華大學校舍全部被日軍給炸毀了。
而光華大學校長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獨自一人佇立於大西路鐵軌旁，遙望火焰，不禁有些潸然淚下，隨後又破涕而笑曰：“我校為抗戰而犧牲，自當隨抗戰勝利而複興也。”
雖然說上海淪陷之後，學校仍然堅持租房上課，未曾間斷。
但是校長和校董事會商議決定將學校一部分內遷入四川，1938年成立了“私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至此上海本部才不再公開招生。
至於說往屆生還在上海本部，也就是在租界之中繼續上課。
而像上海法學院、上海商學院等規模較小的教會與私立學校，卻沒有搬出上海的想法。
比如說上海商學院，他們的學生人數較少，所以說隻需要有一棟教學樓，就可以完成複學的工作。
而且這個學校是美國人和英國人開設的，所以說背後的關係很強大，自然也就不擔心日軍會堂而皇之地進入租界。
於是，上海高校自此分為兩部分，國立大學與規模較大的私立大學在戰爭開始後隻留下了一小部分人在上海繼續堅守，至於說其他的大部分人則是陸續遷往大後方。
而像一些教會學校與規模較小的私立大學則是選擇繼續留在上海教學。
此時，上海法學院裏麵，一個助教老師，謝世旦。
他手裏麵提著一個小包，一路上也跟著認識他的學生打著招唿，不過要是仔細觀察的話，便會發現，此人現在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樣子。
因為他的真正身份是中統上海區交通站的聯絡員。
至於說他在上海法學院的工作嘛，其實也非常的簡單，那就是負責監視上海法學院裏麵的學生和老師，警惕紅黨的人蠱惑這些國家的優秀人才。
在1938年二月的時候，紅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就通過上海文化界協會在上海的一些大學裏麵組織了一係列的培訓活動，對外宣傳的目的是為了培訓優秀青年參加抗日救國。
但是在中統人的眼中，或者說在國黨人的眼裏麵，紅黨人的如此做法，完全就是以抗日為名，實際上卻是在暗中蠱惑和拉攏這些國家的人才來壯大自己的力量。
所以說這是中統的人絕對不允許的，故而他們也是隨即就展開了行動，全力監視起了上海的各個大學。
至於說謝世旦一個交通員為什麽會來做這個工作，其實也很簡單，中統的人在這些日子裏麵被嚴重的消耗了，而補充的人手缺還沒有到位，所以說在上海法學院被確認為紅黨過份活躍的校園，必須嚴密監視之後，中統在一時之間卻找不到合適的人。
所以說謝世旦便被安排到上海法學院當了助教老師，畢竟這種事情的危險性也不是很高嘛，他一個交通員來做，也沒有什麽大的影響。
而經過這段時間的秘密觀察，他也已經發現了紅黨在上海法學院裏麵活動的線索，正準備向上匯報呢！
謝世旦走了沒一會兒，便看到前麵的一個小道旁邊聚集了很多的學生。甚至於還有一些學生正在舉著各式各樣的橫幅。
對此，謝世旦也是微微的皺起了眉頭，因為在他隻是微微的掃了一眼，便發現這些學生之中，有不少的人都是已經進入到他的視線之中的親近紅黨之人。
他本來以為這些學生今天又在組織抗日演講了，不過走進一看，卻是發現這些橫幅上寫的居然是號召同學們為難民募捐的。
對此，謝世旦也隻是有些不屑的笑了笑，因為他明白，這些都是紅黨的小伎倆，畢竟明著宣傳抗日，肯定會引來麻煩的。
所以說紅黨便帶著這些學生鬧事，聲援和救助所謂的窮苦工人、童工，實則還是老一套，借此來拉攏這些窮鬼，暗中壯大他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