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鳳凰，梁同學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沒那麽容易。例證之一是，一次，他迴廣州過周末，順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當他抱了一摞唱片準備結帳時，突然聽到背後有人說：「怎麽梁冬也買盜版碟啊？」頓時，梁同學冷汗橫流，丟下唱片，倉惶而逃。
例證之二是，初到鳳凰的梁同學，年輕的心靈也曾經倍受摧殘。他不僅獲得了梁繼光的別名（取堵槍眼之意，無論什麽節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學挺身而出犧牲自己），還明明對體育不感冒，卻被硬生生地拉去做體育新聞。
一天，麵對幾千萬電視觀眾，梁同學用他那全中國主持人中最不標準的普通話（方言主持人除外），將「女子杯世界足球賽」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來。同事聽到後，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盃女子足球賽」。走出演播室，梁同學居然對此毫無察覺，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學才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其實內心尷尬萬分），隨口說：「這沒什麽啦，我以前還曾經把賣火柴的小女孩念成過賣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偶爾，他們的表現也會南轅北轍。
2005年夏天，超級女聲的熱潮席捲了中國大地。當我和曹先生去現場觀看超女的消息見諸報端後，剛剛升任資訊台副台長的嘉耀竟千裏迢迢從香港打來長途，並在我的語音信箱裏痛心疾首、語重心長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為一個知識女性，作為一個嚴肅的專題節目主持人，怎麽能去追捧超級女聲呢？這實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識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這就是嘉耀吧，連開玩笑都一本正經！
其實，梁冬毅然決然地另謀高就，擔任管理職務，是早有苗頭的。那年在台灣，大家去逛誠品書店。蓓蓓姐抱迴了幾本講述養生之道的書，我則收羅了一大堆關於西藏的書。當我們發現梁冬如獲至寶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著的居然是厚厚幾大本管理學專著時，大家立刻麵麵相覷，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額頭，說一句：梁同學，你沒事吧？
如今，梁冬貴為梁總，嘉耀貴為董台，對於這對活寶來說，我想升官發財倒是其次，關鍵是，從此，他們終於可以因距離而產生美了。
名 字
連載（三十）
念小學時，我喜歡這樣介紹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雖然年紀小，說起春秋戰國的這三個「子」，我的口氣卻不小，因為我知道，爸媽給我的足夠讓我有底氣。不然，從小到大，怎麽會有那麽多人對它感興趣！
到了美國，很多中國同學都用了英文名，我卻一直用著漢語拚音，zimo。好在這四個字母發音簡單，美國人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叫出來，根本不用像說繞口令一般，和舌頭較什麽勁。
但我得到現在這個時，卻已經六歲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單名「虹」。
那時，我姐叫曾東，我哥叫曾方，我們三個合起來就是「東方虹」。
每次，收音機裏響起「東方紅太陽升」的熟悉旋律，我都會用稚嫩的聲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對小朋友說，「看，又放我們家的音樂了！」
可是，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對爸媽提起，他們卻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們的傑作，但響亮而又時髦的這三個，爸媽似乎並沒放在心上。
這是因為什麽，年幼的我並不懂得，也從未想去問過。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媽把我們三人叫到一起，說要為我們改。我姐和我哥改迴「子犁」、「子劍」，我的新則叫做「子墨」。
故事是這樣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媽觀看了北京人藝的話劇《膽劍篇》。劇中講述的是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
《膽劍篇》中，勾踐重歸故土時，一個名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報告，說自己的兒媳剛剛生下一對雙胞胎，懇請越王為嬰兒命名。勾踐當即賜名：「一個叫子犁，一個叫子劍！」
我爸媽那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深受感染。他們立即提筆，給時任北京人藝院長的曹禺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無論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劍」。
很快，爸媽收到了曹禺的親筆信，說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來的子劍健康成長。隨信，曹禺還附上了北京人藝劇場裏位置最好的兩張票，請爸媽再去看一遍《膽劍篇》。
1961年年底，我姐來到人世。兩年後，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劍」的卻隻伴隨了他們幾年的時間，因為，1966年的初夏時節，「文革」浩劫降臨了。
那時，我媽在人大中文係教書。紅衛兵來抄家時，曹禺的來信成為了罪證。第二天，校園裏就貼出大字報，題目是《曹趙唿喚，反攻大陸》。紅衛兵說，那封信是我媽和曹禺夢想跑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能夠臥薪嚐膽，反攻大陸！
被打成裏通外國的特務後，我媽的身心倍受摧殘。爸媽不得不違心地更改了戶口。
文革劫難，「東方虹」的陪伴我家度過了十幾年。直到惡夢醒來，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終於落實到了我們家。於是，我們這個五口之家的「百事待舉」也從恢復原名開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這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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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之二是，初到鳳凰的梁同學，年輕的心靈也曾經倍受摧殘。他不僅獲得了梁繼光的別名（取堵槍眼之意，無論什麽節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學挺身而出犧牲自己），還明明對體育不感冒，卻被硬生生地拉去做體育新聞。
一天，麵對幾千萬電視觀眾，梁同學用他那全中國主持人中最不標準的普通話（方言主持人除外），將「女子杯世界足球賽」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來。同事聽到後，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盃女子足球賽」。走出演播室，梁同學居然對此毫無察覺，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學才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其實內心尷尬萬分），隨口說：「這沒什麽啦，我以前還曾經把賣火柴的小女孩念成過賣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偶爾，他們的表現也會南轅北轍。
2005年夏天，超級女聲的熱潮席捲了中國大地。當我和曹先生去現場觀看超女的消息見諸報端後，剛剛升任資訊台副台長的嘉耀竟千裏迢迢從香港打來長途，並在我的語音信箱裏痛心疾首、語重心長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為一個知識女性，作為一個嚴肅的專題節目主持人，怎麽能去追捧超級女聲呢？這實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識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這就是嘉耀吧，連開玩笑都一本正經！
其實，梁冬毅然決然地另謀高就，擔任管理職務，是早有苗頭的。那年在台灣，大家去逛誠品書店。蓓蓓姐抱迴了幾本講述養生之道的書，我則收羅了一大堆關於西藏的書。當我們發現梁冬如獲至寶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著的居然是厚厚幾大本管理學專著時，大家立刻麵麵相覷，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額頭，說一句：梁同學，你沒事吧？
如今，梁冬貴為梁總，嘉耀貴為董台，對於這對活寶來說，我想升官發財倒是其次，關鍵是，從此，他們終於可以因距離而產生美了。
名 字
連載（三十）
念小學時，我喜歡這樣介紹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雖然年紀小，說起春秋戰國的這三個「子」，我的口氣卻不小，因為我知道，爸媽給我的足夠讓我有底氣。不然，從小到大，怎麽會有那麽多人對它感興趣！
到了美國，很多中國同學都用了英文名，我卻一直用著漢語拚音，zimo。好在這四個字母發音簡單，美國人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叫出來，根本不用像說繞口令一般，和舌頭較什麽勁。
但我得到現在這個時，卻已經六歲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單名「虹」。
那時，我姐叫曾東，我哥叫曾方，我們三個合起來就是「東方虹」。
每次，收音機裏響起「東方紅太陽升」的熟悉旋律，我都會用稚嫩的聲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對小朋友說，「看，又放我們家的音樂了！」
可是，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對爸媽提起，他們卻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們的傑作，但響亮而又時髦的這三個，爸媽似乎並沒放在心上。
這是因為什麽，年幼的我並不懂得，也從未想去問過。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媽把我們三人叫到一起，說要為我們改。我姐和我哥改迴「子犁」、「子劍」，我的新則叫做「子墨」。
故事是這樣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媽觀看了北京人藝的話劇《膽劍篇》。劇中講述的是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
《膽劍篇》中，勾踐重歸故土時，一個名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報告，說自己的兒媳剛剛生下一對雙胞胎，懇請越王為嬰兒命名。勾踐當即賜名：「一個叫子犁，一個叫子劍！」
我爸媽那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深受感染。他們立即提筆，給時任北京人藝院長的曹禺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無論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劍」。
很快，爸媽收到了曹禺的親筆信，說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來的子劍健康成長。隨信，曹禺還附上了北京人藝劇場裏位置最好的兩張票，請爸媽再去看一遍《膽劍篇》。
1961年年底，我姐來到人世。兩年後，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劍」的卻隻伴隨了他們幾年的時間，因為，1966年的初夏時節，「文革」浩劫降臨了。
那時，我媽在人大中文係教書。紅衛兵來抄家時，曹禺的來信成為了罪證。第二天，校園裏就貼出大字報，題目是《曹趙唿喚，反攻大陸》。紅衛兵說，那封信是我媽和曹禺夢想跑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能夠臥薪嚐膽，反攻大陸！
被打成裏通外國的特務後，我媽的身心倍受摧殘。爸媽不得不違心地更改了戶口。
文革劫難，「東方虹」的陪伴我家度過了十幾年。直到惡夢醒來，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終於落實到了我們家。於是，我們這個五口之家的「百事待舉」也從恢復原名開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這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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