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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 作者：阿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人謙和是一方麵，處事並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麵。康熙朝對外洋遠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滿洲大員當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漢族同僚的頑固之人，也不在少數。對於洋人，特別是外洋遠夷，或視為洪水猛獸，或自視天皇貴胄，不屑與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製，把所謂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貞操還要嚴重，種種迷信和無知，殊為可笑。與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當落拓，從不拘謹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撫院海部」楊文幹交惡，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採取綏靖安撫的政策：該交的船鈔、規禮和繳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麵，一是辦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滿意，二是對洋人限製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貨行簽約購貨，廣州城外貿易鎮和黃埔錨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動；洋人在中國店鋪買酒，放槍作樂，爬上高塔鳥瞰廣州城，不是特殊情況，都由得他們。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點，乃是祖秉圭在禮節上，充分尊重這些貿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對領導整個貿易的大班們，以「紳士」相待。這裏所謂的紳士，也就是中國概念中的大人。貴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國的老百姓一見麵就要跪下磕頭，但是祖秉圭卻十分尊重這些洋人大班：接見的時候，設座奉茶，並送一點象徵性的小禮物。洋人大班們自然感覺很好，對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詞。
尊重和客氣，甚至小恩小惠，當然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對於洋人大班們關於「規禮」和「繳送」的抱怨，從來是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覺得撫院海部規定的「規禮」和「繳送」，是讓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們的冤情的，所以他們也千方百計要在大人麵前喊冤。祖秉圭到任，這種冤枉也不知聽到了多少，但是這位海部大人一律裝得聽不見。
洋人大班並不知道，加征「規禮」和「繳送」，本來就是雍正皇帝和楊文幹之間有默契的事情，因此，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絕無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裝聾作啞，當然是上上之策，不會再進一步得罪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貿易能順利進行下去，粵海關稅銀不斷增加，奇珍異寶源源送進宮裏去。這是他當官的唯一關注。
祖秉圭雖然落拓，對洋人遠夷的態度也堪稱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脫不出中華上國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間，廣州對外貿易規模已經十分巨大，每年貿易總量超過數百萬兩白銀；海關監督大人受命於皇上，是和外洋遠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員，何況對前來廣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來有一個十足的好機會，了解世界，和其他國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對歐洲國家，這是第一個知彼知己的機會。
廣州城的大小官員，很多是兩榜進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場出身，查無憑據。但是畢竟和老一輩的滿洲貴胄一刀一槍博得的功名不同，應該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員也好，就是對外洋國家的國情不感興趣。那些行商們，雖然能操熟練的洋涇浜英語，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謂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歐洲國家的情形，可惜他們一不是知識分子，二沒有功名地位，皇上那裏，沒有任何話語權。
這是非常脫節的一種情形：一方麵對外貿易進行得熱火朝天，過程繁複之極，中外之間溝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麵，上至朝廷，下到海關監督和地方官員，對外洋諸國絲毫不感興趣，因此對於歐洲的國情，基本上是無知無識。對外洋來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區別外，向來視為一體；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是紅毛遠夷，不予細加區別。
再者，朝廷從來也沒有把其他國家，置於和中國對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這勞什子的丈量儀式，好像都還是來朝貢一樣；瑞典國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見貨真價實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根本也是裝聾作啞，顧左右而言他，好生讓這滿心要和中華帝國建立友好外交關係的國家失望。
雍正幹隆年間，廣州民間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來十分密切的，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證據。洋貨行的行商對瑞典的認識應該已經比較清楚，簽訂合同的時候，明白地寫作「（口）瑞國」。幹隆四年，坎貝爾幫廣順行的陳壽觀把一些絲綢帶到歐洲賣掉，再幫他買好呢絨布帶迴來，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gub，soka，h22∶3c，第55頁。可見雙方互相信任，關係親密；坎貝爾迴去之後，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給陳壽觀帶禮物，包括幾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煙。美國詹姆士貝爾基金會圖書館，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爾斯愛爾溫檔案，1740年2月10日，編號1740～31a。
民間交流這麽多，但是官方對瑞典的情況，可謂一無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發生將近一百年之後，中文典籍當中，才第一次出現關於瑞典的簡單介紹。雙目失明的通譯謝清高，在朋友的幫助下寫了一本《海錄》，裏麵有關於瑞典的語焉不詳的幾段話，這本書寫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沒有這番心思，而對歐洲各國比如瑞典已經有了相當了解的行商們，也沒有能夠留下片言隻語，否則，我們今天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也不會有那麽多的「語焉不詳」和「無從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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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撫院海部」楊文幹交惡，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採取綏靖安撫的政策：該交的船鈔、規禮和繳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麵，一是辦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滿意，二是對洋人限製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貨行簽約購貨，廣州城外貿易鎮和黃埔錨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動；洋人在中國店鋪買酒，放槍作樂，爬上高塔鳥瞰廣州城，不是特殊情況，都由得他們。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點，乃是祖秉圭在禮節上，充分尊重這些貿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對領導整個貿易的大班們，以「紳士」相待。這裏所謂的紳士，也就是中國概念中的大人。貴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國的老百姓一見麵就要跪下磕頭，但是祖秉圭卻十分尊重這些洋人大班：接見的時候，設座奉茶，並送一點象徵性的小禮物。洋人大班們自然感覺很好，對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詞。
尊重和客氣，甚至小恩小惠，當然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對於洋人大班們關於「規禮」和「繳送」的抱怨，從來是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覺得撫院海部規定的「規禮」和「繳送」，是讓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們的冤情的，所以他們也千方百計要在大人麵前喊冤。祖秉圭到任，這種冤枉也不知聽到了多少，但是這位海部大人一律裝得聽不見。
洋人大班並不知道，加征「規禮」和「繳送」，本來就是雍正皇帝和楊文幹之間有默契的事情，因此，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絕無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裝聾作啞，當然是上上之策，不會再進一步得罪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貿易能順利進行下去，粵海關稅銀不斷增加，奇珍異寶源源送進宮裏去。這是他當官的唯一關注。
祖秉圭雖然落拓，對洋人遠夷的態度也堪稱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脫不出中華上國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間，廣州對外貿易規模已經十分巨大，每年貿易總量超過數百萬兩白銀；海關監督大人受命於皇上，是和外洋遠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員，何況對前來廣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來有一個十足的好機會，了解世界，和其他國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對歐洲國家，這是第一個知彼知己的機會。
廣州城的大小官員，很多是兩榜進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場出身，查無憑據。但是畢竟和老一輩的滿洲貴胄一刀一槍博得的功名不同，應該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員也好，就是對外洋國家的國情不感興趣。那些行商們，雖然能操熟練的洋涇浜英語，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謂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歐洲國家的情形，可惜他們一不是知識分子，二沒有功名地位，皇上那裏，沒有任何話語權。
這是非常脫節的一種情形：一方麵對外貿易進行得熱火朝天，過程繁複之極，中外之間溝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麵，上至朝廷，下到海關監督和地方官員，對外洋諸國絲毫不感興趣，因此對於歐洲的國情，基本上是無知無識。對外洋來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區別外，向來視為一體；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是紅毛遠夷，不予細加區別。
再者，朝廷從來也沒有把其他國家，置於和中國對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這勞什子的丈量儀式，好像都還是來朝貢一樣；瑞典國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見貨真價實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根本也是裝聾作啞，顧左右而言他，好生讓這滿心要和中華帝國建立友好外交關係的國家失望。
雍正幹隆年間，廣州民間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來十分密切的，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證據。洋貨行的行商對瑞典的認識應該已經比較清楚，簽訂合同的時候，明白地寫作「（口）瑞國」。幹隆四年，坎貝爾幫廣順行的陳壽觀把一些絲綢帶到歐洲賣掉，再幫他買好呢絨布帶迴來，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gub，soka，h22∶3c，第55頁。可見雙方互相信任，關係親密；坎貝爾迴去之後，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給陳壽觀帶禮物，包括幾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煙。美國詹姆士貝爾基金會圖書館，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爾斯愛爾溫檔案，1740年2月10日，編號1740～31a。
民間交流這麽多，但是官方對瑞典的情況，可謂一無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發生將近一百年之後，中文典籍當中，才第一次出現關於瑞典的簡單介紹。雙目失明的通譯謝清高，在朋友的幫助下寫了一本《海錄》，裏麵有關於瑞典的語焉不詳的幾段話，這本書寫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沒有這番心思，而對歐洲各國比如瑞典已經有了相當了解的行商們，也沒有能夠留下片言隻語，否則，我們今天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也不會有那麽多的「語焉不詳」和「無從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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