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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崇禎和王承恩在私下的時候，王承恩一本正經地指出，崇禎這個皇帝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維權”。皇帝也要維權？這不是笑話嗎！後世隻有弱勢群體需要維權，自古皇帝權勢滔天，“維權”？維權個鳥！行了吧，我的王公公，該不是那東西沒有了之後腦子也秀逗了？
王承恩沒有想到崇禎的覺悟還這麽低，隻好不厭其煩地跟崇禎這個受剝削壓迫者講解“受壓迫，要翻身”的道理。
王承恩的大腦就是一台超級計算機，各種資料數字應有盡有，馬上拿數據和事實說話。
首先拿出後世的數字：2010年稅收77000多億，扣除出口退稅還有7萬億；賣地收入2009年是15000億，2010年也算15000億吧；還有社保收入一萬七千億。總計國家收入10萬2千億。而2010年gdp為40萬億，國家的收入占了gdp的四分之一強。即使不算社保，財政收入也超過gdp的20%。
還有“路邊社”不太權威的統計：2007年公款吃喝3700億，公費出國2400億，公車開支4000億，總計1.01萬億，占2007年25萬億gdp的4%強。“路邊社”統計的2010年公款吃喝款更是號稱破了9000億大關。
再拿出宋朝的數字，北宋治平二年的國家收入是6000多萬貫，相當於6000多萬兩銀子。當然也有說宋朝最高稅收為超過一億兩白銀的，還有說一億二千萬兩白銀的，還是取保守的數字吧。宋朝的國土麵積可比不上明朝，人口也比不上明朝，國家收入卻要多幾倍。宋神宗還嫌皇家收入少了不能富國強兵，指使王安石開展一係列的“維權”行動，當然這次皇家“維權”行動有點不太成功，但是至少人家有維權的覺悟不是！
你再看看明朝的數據，永樂十年的賦稅糧是三千四百多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永樂還有鹽鐵專賣和市舶司海關收入未計在內，終明一朝，強勢的永樂皇帝財政收入最高。而萬曆一條鞭法後，某年間天下歲入為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兩。按照萬曆朝年產原糧三千八百多億斤計算，按照原糧出米率60%，折算為大米為2300億斤，萬曆年間米價為一兩銀子2石，即一兩銀子378斤，糧食產值達到了六億兩白銀，有資料估算明朝年出口順差就達到了500萬兩銀子，一條鞭法之後，明代工商業超過國內產值的40%，所以大明朝產值十億兩銀子絕非高估。如此算來，萬曆朝的賦稅隻占gdp的1.5%。而崇禎年間後期物價上漲，一石米漲到一兩銀子，其賦稅水平甚至就是1%左右。
好吧，咱不比那個拿80%的gdp養軍隊的腓特烈大帝，那的確有點變態！咱也不比後世的20%，要是20%的話可以收2億兩白銀，那還不爽死了！咱要有2億兩銀子咱也能象先祖朱棣那樣用50萬100萬大軍把韃子堆死，咱也不比這個。咱比宋朝總可以吧，人家一年收6000萬兩銀子，還要“維權”！我靠！就算達到後世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開支的比例，對，就gdp的4%，咱也能把韃子給滅掉啊！為什麽咱這個皇帝隻能埋頭推磨，連草都吃不上呢！崇禎朝理論上收入兩千萬兩銀子，實際收70%就燒高香了。天啟丟下這個爛攤子，資產是負的，欠軍餉，欠皇室宗親錢糧，收上來一點銀子都不夠塞牙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窮極潦倒的皇帝怎麽做！怪不得，朱常洛不到一個月就被壓垮了，撂了挑子。換了天啟，承壓能力應該強了吧，但是照樣不行，拍拍屁股又撂了挑子，臨走拉上了崇禎這個墊背的。難怪天啟連兒子都不生，生下兒子就得受剝削受壓迫，得，咱不讓兒孫受這個罪。難得弟弟朱由檢是個愣頭愣腦的有誌青年，一副擔子就這麽壓崇禎肩上了。崇禎還真是堅韌，做牛做馬十七年，曆史上最後卻也不得不撂了挑子上吊了事。臨了這副擔子再也不忍壓到自己的兒子肩上，要不然崇禎自己撂挑子也就算了，怎麽解釋為什麽不提前把太子送到南京預備著呢！
打個比方吧，一個股份製公司，全國人民都是股東，這股份製公司早就資不抵債，還內部欠薪，股東們有錢卻又不肯增資，銀行又借不到款，資不抵債還短缺流動資金，而且公司內耗嚴重，加上金融危機，外貿萎縮，內需不足，就這個條件，股東會卻愣是要求接任的經理人隻能幹好不能幹壞，利潤指標半點都不能降。你說這公平嗎！一個人壓迫天下人還說得過去，天下人一起來壓迫一個人就不對了！按照王承恩的說法，明末的皇帝真不是人幹的。特別是北京十七年的崇禎，受盡了壓迫剝削。後世的公仆不行了可以發鈔票、發債券、搞重點項目銀團貸款，崇禎這苦命孩子拿著拿可憐的1%歲入，又要賑災，又要打仗，還要養官，等等。這1%在花銷過程中還要被貪官和軍閥吃掉一半。崇禎實在沒錢了隻好省吃儉用，甚至變賣自己的家當，但是杯水車薪，依然無濟於事。責任無窮大，權利無限小——這不是典型的“受壓迫受剝削”嗎！受壓迫受剝削就得“維權”，在南京可不能這樣做牛做馬了！要翻身！當家作主。懂嗎？
於是崇禎終於懂了，開始了自己的“維權”之路。
後世的“維權”也是一件技術活，簡單的上訪、鬧事往往適得其反，再說這年代也沒個地方上訪啊。好在凡是與技術沾邊的找王承恩都會有辦法，智商高的人絕不害怕難題，怕隻怕沒有發現難題。崇禎的悲劇就是連自己需要“維權”的迫切性都沒有意識到。隻要問題發現了，辦法嘛，總比困難多！想當年牛頓不僅是自然科學家，連英國的金融體係都是這位爺奠定的。牛頓的粉絲公然說後世英國之所以稱霸世界兩百年，就是因為牛頓奠定金融基礎的成果。
王氏尋根究底的法則又用上了。崇禎“維權”說得簡單一點不就是要錢嗎？既然要錢，就是找誰要、怎麽要的問題。
找農民要？不成。雖然崇禎隻收到1%，好吧，就算1.5%，但是資料顯示農民實際上已經上繳了超過6%。也就是說農業產值6億的話，農民實際承擔了3600萬兩銀子，崇禎隻收到1800萬兩銀子，兩個數字都沒錯，那其他的1800萬兩銀子呢？哪裏去了？別急，我跟你說，主要就是下邊的小吏和士族搢紳工商階層欺上瞞下，上下其手，把這些銀子吞掉了。大明朝法令的解釋權和操作權皆握在這些比典史還低的小吏手上，這些小吏們，比如司吏、典吏，連同師爺、衙役，在一地基本上是世襲，父子兄弟相傳，所以謂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大明朝的政令通過他們傳達，亦是由他們執行，這些人和本地士族搢紳工商階層盤根錯節，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些錢就是被他們黑了。那個閻應元既然不是進士，就是從這等小吏爬上典史位置的，所以他也不是什麽清廉之輩，要不然怎麽能養600死士。
說到這裏，你是不是也像李自成那樣有了“搶”的衝動？沒有這種衝動才怪！這幫該死的，銀子怎麽吞進去的橫豎得讓他們怎麽吐出來！不過，錯了！這些人正是大明朝基層的基石，農民是一盤散沙，但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和小吏可以把農民最大限度地動員起來，大明朝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耍嘴皮子不屑幹實事的文人，這些官員本身就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的一員，或者被他們收買了，成了他們的代言人。所以你動議說要征工商稅便有大把官員說你“與民爭利”，他們反對反對再反對，堅決反對！大明朝的國家動員力完全不能指望浮在上麵的那些官員，依靠的隻能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以及這些小吏。所以千萬不能來硬的。
如果你想強製去“剝奪”這些“剝奪者”，最後他們還是會通過種種途徑再從下麵的老百姓那裏剝奪迴來。而且他們以後會怠工，非暴力不合作，你的基層動員力更要泡湯！所以隻能來軟的。
不要去跟他們去談仁與義，我得承認他們之中也不乏仁義者，但是曆史上“義與利”之爭，口頭上大家都開口閉口隻言一個“義”字，事實上“義”永遠無法與“利”匹敵。所以，皇上，最好的辦法就是皇家與這個基層利益團體直接結成利益共同體，或者說通過利誘的方式讓這個利益共同體直接為皇上服務。要錢讓他們出錢，要出力讓他們出力，則無往而不利也！如果說，以前是這些基層分子牽著皇上的鼻子走，那麽，皇上翻身後，就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要憑gdp的20%來把韃子從地球上抹掉也好，要老百姓象淮海戰役543萬民工那樣推著小車將戰爭推向勝利也好，隻要皇上能把他們動員起來，那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
有了這個指導思想，就有了與江陰父老“公私合營”的皇家股份公司，這是“國力動員模範工程”的一個試點，也是一個“先富示範工程”。這樣的設計就是建立一條皇家與基層有產階級合作的紐帶，領導他們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把這一部分民間資本最大限度地激活，與此同時也就可以讓他們跟著皇帝的指揮棒轉，而不是相反。
孔雀山銅礦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說已經成功，下一步就是這種模式的推廣速度如何了，總的來說推廣隻是時間問題。鄭芝龍的參股是另有考慮。這個公司就是為將來一係列皇家股份公司開的頭一炮，頭一炮已經打響，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暴利的驅使下，無論是複製這種模式的新皇家股份公司也好，還是孔雀山股份公司上司交易也好，都是水到渠成。
這本來是一個近似於不可能實現的任務，但是，崇禎和王承恩來自後世，要賺錢的投資項目，多了去了。要挖礦？挖完這礦有那礦，挖完中國有外國，要生產？產品多得數不完。要炒作？炒股炒債炒外匯，隻要有錢就好辦。
崇禎和王承恩一開始在描摹一個皇朝的新標準，不過萬事開頭難，隻能從最容易切入的點入手。
比如說，基層的問題有了解決方案後，那幫官僚們呢！不僅有南京的新官僚，還有陸續逃到南京的北京舊官僚，要讓他們無條件地支持自己，也是“翻身”計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為此，崇禎和王承恩設計了一個超越這個時代的“皇家俱樂部”，未來這些官僚將成為這個俱樂部的第一批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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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崇禎和王承恩在私下的時候，王承恩一本正經地指出，崇禎這個皇帝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維權”。皇帝也要維權？這不是笑話嗎！後世隻有弱勢群體需要維權，自古皇帝權勢滔天，“維權”？維權個鳥！行了吧，我的王公公，該不是那東西沒有了之後腦子也秀逗了？
王承恩沒有想到崇禎的覺悟還這麽低，隻好不厭其煩地跟崇禎這個受剝削壓迫者講解“受壓迫，要翻身”的道理。
王承恩的大腦就是一台超級計算機，各種資料數字應有盡有，馬上拿數據和事實說話。
首先拿出後世的數字：2010年稅收77000多億，扣除出口退稅還有7萬億；賣地收入2009年是15000億，2010年也算15000億吧；還有社保收入一萬七千億。總計國家收入10萬2千億。而2010年gdp為40萬億，國家的收入占了gdp的四分之一強。即使不算社保，財政收入也超過gdp的20%。
還有“路邊社”不太權威的統計：2007年公款吃喝3700億，公費出國2400億，公車開支4000億，總計1.01萬億，占2007年25萬億gdp的4%強。“路邊社”統計的2010年公款吃喝款更是號稱破了9000億大關。
再拿出宋朝的數字，北宋治平二年的國家收入是6000多萬貫，相當於6000多萬兩銀子。當然也有說宋朝最高稅收為超過一億兩白銀的，還有說一億二千萬兩白銀的，還是取保守的數字吧。宋朝的國土麵積可比不上明朝，人口也比不上明朝，國家收入卻要多幾倍。宋神宗還嫌皇家收入少了不能富國強兵，指使王安石開展一係列的“維權”行動，當然這次皇家“維權”行動有點不太成功，但是至少人家有維權的覺悟不是！
你再看看明朝的數據，永樂十年的賦稅糧是三千四百多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永樂還有鹽鐵專賣和市舶司海關收入未計在內，終明一朝，強勢的永樂皇帝財政收入最高。而萬曆一條鞭法後，某年間天下歲入為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兩。按照萬曆朝年產原糧三千八百多億斤計算，按照原糧出米率60%，折算為大米為2300億斤，萬曆年間米價為一兩銀子2石，即一兩銀子378斤，糧食產值達到了六億兩白銀，有資料估算明朝年出口順差就達到了500萬兩銀子，一條鞭法之後，明代工商業超過國內產值的40%，所以大明朝產值十億兩銀子絕非高估。如此算來，萬曆朝的賦稅隻占gdp的1.5%。而崇禎年間後期物價上漲，一石米漲到一兩銀子，其賦稅水平甚至就是1%左右。
好吧，咱不比那個拿80%的gdp養軍隊的腓特烈大帝，那的確有點變態！咱也不比後世的20%，要是20%的話可以收2億兩白銀，那還不爽死了！咱要有2億兩銀子咱也能象先祖朱棣那樣用50萬100萬大軍把韃子堆死，咱也不比這個。咱比宋朝總可以吧，人家一年收6000萬兩銀子，還要“維權”！我靠！就算達到後世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開支的比例，對，就gdp的4%，咱也能把韃子給滅掉啊！為什麽咱這個皇帝隻能埋頭推磨，連草都吃不上呢！崇禎朝理論上收入兩千萬兩銀子，實際收70%就燒高香了。天啟丟下這個爛攤子，資產是負的，欠軍餉，欠皇室宗親錢糧，收上來一點銀子都不夠塞牙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窮極潦倒的皇帝怎麽做！怪不得，朱常洛不到一個月就被壓垮了，撂了挑子。換了天啟，承壓能力應該強了吧，但是照樣不行，拍拍屁股又撂了挑子，臨走拉上了崇禎這個墊背的。難怪天啟連兒子都不生，生下兒子就得受剝削受壓迫，得，咱不讓兒孫受這個罪。難得弟弟朱由檢是個愣頭愣腦的有誌青年，一副擔子就這麽壓崇禎肩上了。崇禎還真是堅韌，做牛做馬十七年，曆史上最後卻也不得不撂了挑子上吊了事。臨了這副擔子再也不忍壓到自己的兒子肩上，要不然崇禎自己撂挑子也就算了，怎麽解釋為什麽不提前把太子送到南京預備著呢！
打個比方吧，一個股份製公司，全國人民都是股東，這股份製公司早就資不抵債，還內部欠薪，股東們有錢卻又不肯增資，銀行又借不到款，資不抵債還短缺流動資金，而且公司內耗嚴重，加上金融危機，外貿萎縮，內需不足，就這個條件，股東會卻愣是要求接任的經理人隻能幹好不能幹壞，利潤指標半點都不能降。你說這公平嗎！一個人壓迫天下人還說得過去，天下人一起來壓迫一個人就不對了！按照王承恩的說法，明末的皇帝真不是人幹的。特別是北京十七年的崇禎，受盡了壓迫剝削。後世的公仆不行了可以發鈔票、發債券、搞重點項目銀團貸款，崇禎這苦命孩子拿著拿可憐的1%歲入，又要賑災，又要打仗，還要養官，等等。這1%在花銷過程中還要被貪官和軍閥吃掉一半。崇禎實在沒錢了隻好省吃儉用，甚至變賣自己的家當，但是杯水車薪，依然無濟於事。責任無窮大，權利無限小——這不是典型的“受壓迫受剝削”嗎！受壓迫受剝削就得“維權”，在南京可不能這樣做牛做馬了！要翻身！當家作主。懂嗎？
於是崇禎終於懂了，開始了自己的“維權”之路。
後世的“維權”也是一件技術活，簡單的上訪、鬧事往往適得其反，再說這年代也沒個地方上訪啊。好在凡是與技術沾邊的找王承恩都會有辦法，智商高的人絕不害怕難題，怕隻怕沒有發現難題。崇禎的悲劇就是連自己需要“維權”的迫切性都沒有意識到。隻要問題發現了，辦法嘛，總比困難多！想當年牛頓不僅是自然科學家，連英國的金融體係都是這位爺奠定的。牛頓的粉絲公然說後世英國之所以稱霸世界兩百年，就是因為牛頓奠定金融基礎的成果。
王氏尋根究底的法則又用上了。崇禎“維權”說得簡單一點不就是要錢嗎？既然要錢，就是找誰要、怎麽要的問題。
找農民要？不成。雖然崇禎隻收到1%，好吧，就算1.5%，但是資料顯示農民實際上已經上繳了超過6%。也就是說農業產值6億的話，農民實際承擔了3600萬兩銀子，崇禎隻收到1800萬兩銀子，兩個數字都沒錯，那其他的1800萬兩銀子呢？哪裏去了？別急，我跟你說，主要就是下邊的小吏和士族搢紳工商階層欺上瞞下，上下其手，把這些銀子吞掉了。大明朝法令的解釋權和操作權皆握在這些比典史還低的小吏手上，這些小吏們，比如司吏、典吏，連同師爺、衙役，在一地基本上是世襲，父子兄弟相傳，所以謂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大明朝的政令通過他們傳達，亦是由他們執行，這些人和本地士族搢紳工商階層盤根錯節，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些錢就是被他們黑了。那個閻應元既然不是進士，就是從這等小吏爬上典史位置的，所以他也不是什麽清廉之輩，要不然怎麽能養600死士。
說到這裏，你是不是也像李自成那樣有了“搶”的衝動？沒有這種衝動才怪！這幫該死的，銀子怎麽吞進去的橫豎得讓他們怎麽吐出來！不過，錯了！這些人正是大明朝基層的基石，農民是一盤散沙，但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和小吏可以把農民最大限度地動員起來，大明朝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耍嘴皮子不屑幹實事的文人，這些官員本身就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的一員，或者被他們收買了，成了他們的代言人。所以你動議說要征工商稅便有大把官員說你“與民爭利”，他們反對反對再反對，堅決反對！大明朝的國家動員力完全不能指望浮在上麵的那些官員，依靠的隻能是士族搢紳工商階層以及這些小吏。所以千萬不能來硬的。
如果你想強製去“剝奪”這些“剝奪者”，最後他們還是會通過種種途徑再從下麵的老百姓那裏剝奪迴來。而且他們以後會怠工，非暴力不合作，你的基層動員力更要泡湯！所以隻能來軟的。
不要去跟他們去談仁與義，我得承認他們之中也不乏仁義者，但是曆史上“義與利”之爭，口頭上大家都開口閉口隻言一個“義”字，事實上“義”永遠無法與“利”匹敵。所以，皇上，最好的辦法就是皇家與這個基層利益團體直接結成利益共同體，或者說通過利誘的方式讓這個利益共同體直接為皇上服務。要錢讓他們出錢，要出力讓他們出力，則無往而不利也！如果說，以前是這些基層分子牽著皇上的鼻子走，那麽，皇上翻身後，就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要憑gdp的20%來把韃子從地球上抹掉也好，要老百姓象淮海戰役543萬民工那樣推著小車將戰爭推向勝利也好，隻要皇上能把他們動員起來，那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
有了這個指導思想，就有了與江陰父老“公私合營”的皇家股份公司，這是“國力動員模範工程”的一個試點，也是一個“先富示範工程”。這樣的設計就是建立一條皇家與基層有產階級合作的紐帶，領導他們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把這一部分民間資本最大限度地激活，與此同時也就可以讓他們跟著皇帝的指揮棒轉，而不是相反。
孔雀山銅礦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說已經成功，下一步就是這種模式的推廣速度如何了，總的來說推廣隻是時間問題。鄭芝龍的參股是另有考慮。這個公司就是為將來一係列皇家股份公司開的頭一炮，頭一炮已經打響，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暴利的驅使下，無論是複製這種模式的新皇家股份公司也好，還是孔雀山股份公司上司交易也好，都是水到渠成。
這本來是一個近似於不可能實現的任務，但是，崇禎和王承恩來自後世，要賺錢的投資項目，多了去了。要挖礦？挖完這礦有那礦，挖完中國有外國，要生產？產品多得數不完。要炒作？炒股炒債炒外匯，隻要有錢就好辦。
崇禎和王承恩一開始在描摹一個皇朝的新標準，不過萬事開頭難，隻能從最容易切入的點入手。
比如說，基層的問題有了解決方案後，那幫官僚們呢！不僅有南京的新官僚，還有陸續逃到南京的北京舊官僚，要讓他們無條件地支持自己，也是“翻身”計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為此，崇禎和王承恩設計了一個超越這個時代的“皇家俱樂部”，未來這些官僚將成為這個俱樂部的第一批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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