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以“自律”來勵誌倡廉是有問題的提法。因為就理論而言,任何一種好的理論,都是靠灌輸才得納入的。無論宗教、學說、知識……馬列主義、蘇格拉底……一概莫能外。從小爹娘教,大了學校教,社會管束,朋友製約,通通都是“他律”。有這許多的“他律”,才使人有了懼怕心、警惕心,這才叫“自律”意識。他律大致上都是控製欲望的,自律呢?晚上在被窩裏,無論是貴人,還是破席牛屋中的潦倒人,輾轉反側想的都是國家大事、人民幸福,怎樣為人民服務,如何做好“代表”?肯定不是。恐怕想女人(當然不是自己該想的)、想升遷、想出名、想拳腳功夫,什麽太極、八卦抑或美國的泰森、阿裏,想形意、武當少林、散打……怎樣能打得對桌坐的那家夥滿地找牙,想錢、想房子、想兒子怎樣出國或廚房裏的醬油……怕是想這些事的居極大多數,真正專門想學馬列、學雷鋒,默默無聞為人民做點什麽貢獻,這才對得起組織和人民對自己培養教育的,我不敢說沒有,我肯定說有,也是極個別的。想幹壞事,又怕他律,隻好理智些個,如果這個叫“自律”,那倒是有許多的。

    在曆史現實的實踐上,我沒見過一個偉人活佛聖賢是靠“自律”立起身來的。並且同時,我也沒見一個傑士廉吏是“自律”培養出來的,沒見過一個貪墨之徒“自律”了,真的改正了的。記得是哪一本小說說了一句“大凡做好事的心,一天天會小下去;做壞事的膽,一天天會大起來”,倒是這句話,貼近真理些個。清代有個名臣叫郭琇,他原是個貪官。後來倒是有了個翻天覆地的變性。忽然有一天清水洗地、斷指告天:從此要做好官!他後來了得,權相明珠做壽,千員朝官畢集,人人一副阿諛相,巴兒狗似的繞著明珠承歡色笑。唯郭琇在筵席上朗誦他彈劾明珠的奏章,拂袖元胸而去。

    寫《康熙大帝》時,郭琇這人物是必須琢磨,不可隨便繞開的,因為這涉及康熙這主子的性格特點、人格特點以及書的情節安排。這個人很叫我詫異了一陣子。什麽原因突然使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當然,在另一份很鄭重的資料裏,說康熙在私下給他下毛毛雨,他寫的這奏章,這資料上有眉批“如此名臣便宜煞”的話頭。我不排除這件事有“預先授意”的可能,但是明珠、高士奇門生故吏黨羽如林遍布朝野,他這麽做,首先要冒“得罪一大片”的風險。這是一;二、康熙也可能突然變卦,頃刻之間他便萬劫不得翻身。明珠隻是受了點疑心,康熙對他還是寵愛的。有可能隻是“借機”,讓郭琇教訓教訓他。郭當時官已不小,犯不著打這種衝天炮,冒這麽大險;更須說的是,倘若他平日甚是庸碌,不是敢言敢為之士,康熙也不會找他來布置安排。

    這是對資料分析,他當初何以突然改邪歸正幡然悔過的呢?我絕不相信是王陽明那樣:倏然開竅了便舉措驚人(王陽明他自個想得發昏犯痛,也還是沒明白所以)。其實郭的情形在清初很是個一般的社會形態。偌大一個中國,漢人不服滿人統治是個普遍心態。他原先的貪,是想和這政府搗亂,也為自己撈點實惠變天時用。一下子“突然明白”,是看到了中央政府穩定大局的能力,看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本質原不壞的郭琇就來了個“曆史性的轉折”。

    當然這依舊是形勢、心理的分析。無論後頭的挺身鋤奸還是前頭的由貪變清,都還是他律而來。“自律”也就是他律之下的產物爾。

    自律有點用處,但基本無用。他律敗壞,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再大到地球(地球環境的惡化,不是人類造成的麽?地球“自律”有什麽用處?)就要出問題,他律愈嚴,問題愈少,沒有“他律”,世界崩潰。

    宋太祖以陳橋兵變奪位,怕人說閑話,便巴結臣子,說立誓不殺大臣。這一條他律在,而宋室搞成中國曆史上最窩囊、最無能軟弱的王朝;蒙古人進中原建立王朝,把人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幾種等色,他欺負下等人,自己失去了“他律”,不滿百年,就剃頭的拍巴掌——完了。

    我們的杭州市,曾設了“581”的銀行賬戶。官員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存進去算繳公。這幾年沒聽再怎麽張揚,大約效果很有限。有一位縣級幹部有年春節向紀檢部門上交了他收的五萬元“壓歲錢”,也許是“極個別”的自律者,沒看見報章表彰。

    一種社會現象的解決,靠製度、靠政策。什麽叫製度、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措施。是為強大的政權“他律”。自律呢?一時也不準,一聲也不準,一個人,也還是不準。自律這個詞,是寫檢查,自我檢討,寫認罪書逃活命的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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