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生民立命,為天下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句話是北宋大儒張載說的。


    在西方還是神權高於一切的時代,大宋的治國精英們,正在探索俗世社會中,人與社會的關係,並且深入到思考治國精英的使命。


    最高的理想總是有一種被束之高閣的感覺,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能誕生這樣的情懷,並且被推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說明這片土地上的人,是在往這方麵達成共識的。


    在最黑暗的年代,百姓被當做草芥,華夏大地滿目瘡痍,一片迷茫、懷疑的混沌之中,後人翻閱前史,看到那些震古爍今的情懷,終會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重新找迴屬於自己的使命。


    這句話,讀起來,似乎在眼下不能改變格局,不能讓人吃飽肚子,不能救前線的百姓。


    但是,它卻被流傳下去,與諸多先哲的大義情懷一樣,為這個民族注入韌性,烙印在無數仁人誌士心中,使他們清楚自己存在的意義。


    也許正是這樣的情懷,使得這個民族,每次都能從黑暗中浴火重生,比之前綻放出更耀眼的光輝。


    張載跟二程關係匪淺,羅從彥怎會不知張載的名言?


    當皇帝說出來的時候,羅從彥心中頓生豪情。


    曆史上的楊時、羅從彥這樣的大思想家,雖說是儒生,但都是堅定的抗金派。


    就連那個張載,年輕的時候也是一腔熱血想要投筆從戎,滅西夏。


    羅從彥神色已然變化,語氣激動地說道:“此乃大道。”


    “先生可願助朕重整山河?”


    “承蒙天子垂憐,吾願以身殉道。”


    趙寧又道:“先生之道,朕願聞其詳。”


    羅從彥未曾想當今天子如此禮賢下士,之前殺大臣之事,在天下傳得沸沸揚揚,不少人私底下罵暴君。


    而現在看來,這位趙官家哪有半分暴君模樣?


    分明就是一位勵精圖治的明主。


    羅從彥說道:“昔年董仲舒、公孫弘鑽研經訓,為官而不為道,使人人保其官而廢道,忠義無存。”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浸,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


    羅從彥的意思是,天下的動亂,不是來自民間,而是出自朝堂,如果官員不存私心,君王克己複禮,天下垂拱而治。


    這正是儒家一種理想狀態,而且其實還是很符合古代生產力水平下的社會的。


    就大宋目前的土地兼並、官商勾結、重稅、貪汙、魚肉百姓、邊防腐朽,哪一件不是奸臣貪官所為?


    可以說,羅從彥的這個認知,是古典時代對公權約束的一種進步認知。


    羅從彥畢竟是12世紀的人,他有他的時代局限,能認識到這一步,已經很不錯了。


    趙寧道:“先生可有辦法?”


    羅從彥繼續道:“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長,故亂。”


    趙寧說道:“先生說德澤不可恃,又說君子入朝,則天下治,朕不解。”


    你一邊說不能過分依賴道德,一邊又說要讓道德高尚的君子入朝,天下就能長治久安,豈不是矛盾?


    羅從彥說道:“是以,君王當仁與法一,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趙寧再也忍不住:“善!先生此言如金石!”


    羅從彥所說的仁與法一,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統一,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也要嚴厲執行律法。


    這補充了他上一句隻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這也是許多儒生不具備的思想。


    羅從彥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趙寧算是切身體會到。


    不過,什麽叫思想家,什麽叫政治家,得分清楚。


    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政治家不僅有通透的思想,還有老練的治國之術。


    思想家更側重道的層麵,政治家道與術皆通。


    羅從彥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這一點趙寧清楚。


    沒關係,他本身就沒指望羅從彥能從政,他需要的是羅從彥在官學中,發揚他的思想。


    不在苛責於人,而在於能者居其位,從善如流。


    此乃用人之道,亦是君王之道。


    趙寧說道:“賜先生觀文殿大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是從二品官員,比包拯當年的龍圖閣直學士的正三品還要高。


    當然,這是虛職,屬於恩寵至極。


    羅從彥道:“謝陛下,臣必盡心竭力。”


    古人以忠義來維持等級秩序,而上位者權力過大,豈不是可以為所欲為?


    何以約束權貴?


    中國古代是外儒內法,表麵上是儒家,其實內核很依賴法家。


    但古代的法,如何約束權貴階層?


    羅從彥說以德正官,讓官員修心養德,又說要仁政與法統一,嚴格執法。


    這些都是道的層麵。


    如何嚴格執法?


    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法之執行,牽涉多方博弈平衡。


    從宏觀層麵,權貴階層不可能用法傷害自身利益。


    權貴內部的監察,有一定作用,但終究是自查,卻也缺了威懾力。


    那怎麽辦?


    所以,太宗才說:民可載舟,亦可覆舟。


    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懾者。


    羅從彥退下後,趙寧心緒難平,在文德殿沉思良久。


    他又提筆開始寫:《舟民之論》。


    官學堂成立迫在眉睫,此事也辦得非常低調。


    五月二十七日,趙官家安排了第一批進官學堂的官員,全部是農政司的年輕官員。


    官學堂的教材都準備好了:《實事求是》、《官論》、《舟民之論》。


    當然,還有羅從彥的《語孟解》、《書齋記》、《遵堯錄》、《台衡錄》、《中庸說》。


    至此,新政衙門和新學第一次結合起來。


    大宋朝新政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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