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位清正官員沒有聽胡宗憲的，他知道胡宗憲是能力極強的實幹官員，絕非一個怕事的官僚，但是他更知道，胡宗憲是嚴黨的人，更直接地說，胡宗憲是嚴嵩的學生，是嚴黨最得力的人物。
這位清正官員自詡“清流”，自然是絕不與嚴黨同流合汙的，所以誰勸他都行，胡宗憲則是萬萬不能勸他，胡宗憲這般一勸，他這奏疏還非上不可了。
於是這位清正官員無視南直隸總督胡宗憲的勸阻，毅然上疏嘉靖皇帝，陳述了江南大量稻田被改成桑田的事實，但是這位官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聽從了胡宗憲的一些勸告，他沒有作出太激進的言論，隻是建議“遏止這個狀況”。
但是一如胡宗憲所料，這位清正官員的奏疏一上，那些豪門權貴內心的鬼怪就被“一股腦地放出來”了，因為他們再這個奏疏陳述的事實中看見兼並土地的契機和機會，因為“稻田改成桑田”這事直接地涉及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中間大有文章可為。
這位清正官員認為胡宗憲是嚴黨的人，所以不聽胡宗憲的話，但是他這個奏疏恰恰中了嚴黨下懷，因為很大程度上嚴黨正是江南權貴在朝廷的代言人，嚴世蕃和手下得力的爪牙們一商量，立馬就拿準了一個主意，既然“稻田可以改成桑田”，那麽“桑田也可以改迴稻田”，隻要這土地倒騰起來，這土地的用途變化起來，江南的權貴就有空間可以騰挪，就可以施展他們的“本事”。
於是內閣閣員、戶部尚書嚴世蕃帶頭上疏嘉靖皇帝，“農事”是大明的國本所在，“稻田”是祖宗立國的根基，南直隸的百姓將大批農田改成桑田，這著實是動搖國本的大逆不道之事，而栽種這麽多的桑田無非是為了織賣絲綢，大明的祖製素來不鼓勵商貿之事，這般大興商貿之事，更是要陷江南於動亂之中，所以朝廷必須立即嚴下律令，勒令江南百姓將桑田改迴稻田，即“改桑迴稻”。
嚴世蕃的奏疏素來是有理有據，義正詞嚴，這封奏疏更是不例外，讓人找不到可挑剔的由頭。
但是嘉靖皇帝不是傻子，甚至可以說嘉靖皇帝是天底下最精明的人物之一，他的“奴才”李芳更是天底下第一等的明白人，他們都看出來嚴世蕃這背後的文章，根本上無非是為了給江南權貴方便行土地兼並之事。
嘉靖皇帝身為“君父”，身為這個“家天下”的大家長，他自是不會在這般的事情上和嚴黨站在一起的，如果江南亂了，他的這個家可就糜爛了。
所以嘉靖皇帝嚴厲駁斥了嚴世蕃的奏疏，然而嚴世蕃自然不是李芳那般的“奴才”，嚴世蕃的身份在根本上仍是“士大夫”，他是有“與皇帝共治天下”之“天職”的，所以他湊準了這件事情有大利好可圖，而且嘉靖皇帝的駁斥“名不正言不順”，他自是不會就此罷休，於是朝廷上下針對“改桑迴稻”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飛到大明內閣，李芳和陳洪、黃錦駁斥奏疏的朱批勾得淩厲異常，但是仍止不住“群情激憤”的官員們。
“改桑迴稻”這件事情在發酵，而且正在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這是嘉靖皇帝所忌憚的，他在權術上是普天下最明白的人，他知道大明權力中心的遊戲規則，即“皇帝是天下之主，是所有百姓的‘君父’，但滿朝文武大臣身為皇帝的‘臣子’，也是‘兒子’一般的身份，‘君父’做錯了事情，‘兒子’自是要力諫，乃至於死諫，而‘君父’自是應當是個‘仁君’，必須聽從‘兒子’們的勸諫，如若‘君父’一意孤行，那麽‘君父’就是‘不義’的，那麽這個‘君父’將遭受祖宗禮法和史書汗青的唾棄”。
這套遊戲規則自太祖皇帝朱元璋製定，永樂大帝朱棣夯實，至今一百多年已經牢不可破，嘉靖皇帝雖是史上罕見的強悍君王，但是他仍是隻能遵守這套遊戲規則。
而且一如嚴世蕃所料，嘉靖皇帝在“改桑迴稻”這件事情上著實是“名不正言不順”，因為“以農立國”是大明之國本，改稻田為桑田著實是違背祖宗規製之事，這“道理”嘉靖皇帝著實是不占優勢，所以在嚴黨洶湧的攻勢之下，嘉靖皇帝隻能鬆口，表示為守護大明的祖宗和國本，可以“酌情”在江南實行“改桑迴稻”之策，隻是施行此政策時，不得強行兼並，不得損害百姓財產性命。
這位清正官員自詡“清流”，自然是絕不與嚴黨同流合汙的，所以誰勸他都行，胡宗憲則是萬萬不能勸他，胡宗憲這般一勸，他這奏疏還非上不可了。
於是這位清正官員無視南直隸總督胡宗憲的勸阻，毅然上疏嘉靖皇帝，陳述了江南大量稻田被改成桑田的事實，但是這位官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聽從了胡宗憲的一些勸告，他沒有作出太激進的言論，隻是建議“遏止這個狀況”。
但是一如胡宗憲所料，這位清正官員的奏疏一上，那些豪門權貴內心的鬼怪就被“一股腦地放出來”了，因為他們再這個奏疏陳述的事實中看見兼並土地的契機和機會，因為“稻田改成桑田”這事直接地涉及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中間大有文章可為。
這位清正官員認為胡宗憲是嚴黨的人，所以不聽胡宗憲的話，但是他這個奏疏恰恰中了嚴黨下懷，因為很大程度上嚴黨正是江南權貴在朝廷的代言人，嚴世蕃和手下得力的爪牙們一商量，立馬就拿準了一個主意，既然“稻田可以改成桑田”，那麽“桑田也可以改迴稻田”，隻要這土地倒騰起來，這土地的用途變化起來，江南的權貴就有空間可以騰挪，就可以施展他們的“本事”。
於是內閣閣員、戶部尚書嚴世蕃帶頭上疏嘉靖皇帝，“農事”是大明的國本所在，“稻田”是祖宗立國的根基，南直隸的百姓將大批農田改成桑田，這著實是動搖國本的大逆不道之事，而栽種這麽多的桑田無非是為了織賣絲綢，大明的祖製素來不鼓勵商貿之事，這般大興商貿之事，更是要陷江南於動亂之中，所以朝廷必須立即嚴下律令，勒令江南百姓將桑田改迴稻田，即“改桑迴稻”。
嚴世蕃的奏疏素來是有理有據，義正詞嚴，這封奏疏更是不例外，讓人找不到可挑剔的由頭。
但是嘉靖皇帝不是傻子，甚至可以說嘉靖皇帝是天底下最精明的人物之一，他的“奴才”李芳更是天底下第一等的明白人，他們都看出來嚴世蕃這背後的文章，根本上無非是為了給江南權貴方便行土地兼並之事。
嘉靖皇帝身為“君父”，身為這個“家天下”的大家長，他自是不會在這般的事情上和嚴黨站在一起的，如果江南亂了，他的這個家可就糜爛了。
所以嘉靖皇帝嚴厲駁斥了嚴世蕃的奏疏，然而嚴世蕃自然不是李芳那般的“奴才”，嚴世蕃的身份在根本上仍是“士大夫”，他是有“與皇帝共治天下”之“天職”的，所以他湊準了這件事情有大利好可圖，而且嘉靖皇帝的駁斥“名不正言不順”，他自是不會就此罷休，於是朝廷上下針對“改桑迴稻”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飛到大明內閣，李芳和陳洪、黃錦駁斥奏疏的朱批勾得淩厲異常，但是仍止不住“群情激憤”的官員們。
“改桑迴稻”這件事情在發酵，而且正在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這是嘉靖皇帝所忌憚的，他在權術上是普天下最明白的人，他知道大明權力中心的遊戲規則，即“皇帝是天下之主，是所有百姓的‘君父’，但滿朝文武大臣身為皇帝的‘臣子’，也是‘兒子’一般的身份，‘君父’做錯了事情，‘兒子’自是要力諫，乃至於死諫，而‘君父’自是應當是個‘仁君’，必須聽從‘兒子’們的勸諫，如若‘君父’一意孤行，那麽‘君父’就是‘不義’的，那麽這個‘君父’將遭受祖宗禮法和史書汗青的唾棄”。
這套遊戲規則自太祖皇帝朱元璋製定，永樂大帝朱棣夯實，至今一百多年已經牢不可破，嘉靖皇帝雖是史上罕見的強悍君王，但是他仍是隻能遵守這套遊戲規則。
而且一如嚴世蕃所料，嘉靖皇帝在“改桑迴稻”這件事情上著實是“名不正言不順”，因為“以農立國”是大明之國本，改稻田為桑田著實是違背祖宗規製之事，這“道理”嘉靖皇帝著實是不占優勢，所以在嚴黨洶湧的攻勢之下，嘉靖皇帝隻能鬆口，表示為守護大明的祖宗和國本，可以“酌情”在江南實行“改桑迴稻”之策，隻是施行此政策時，不得強行兼並，不得損害百姓財產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