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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4)
中國的學術傳統，喜歡講會通，戰國以後，中國曆史上沒有像西方般那種分道揚鑣、百花齊放的情形。可以孔子是一政治家，或他是一哲學家，或教育家，或史學家，甚至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也未嚐不可。但孔子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他的某一項專門學問上，而在於他的博學和思想。曆來文人以博為榮，如果能博覽群書、旁征博引，很容易得到別人的誇讚。
傳統文人的信仰
《禮記·大學》中：“古之欲明明德於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下平。”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者的最高理想。範仲淹的“先下之憂而憂，後下之樂而樂”亦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然而成功的機會少，失望的時候多，於是又出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下”的人生理想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下”的積極而達觀的態度相互結合補充，幾千年中影響始終不衰。
盛衰得失辨英雄
史家的功績，不僅在於完成了一部史書，而在於這本史書將會帶來的作用——催生新的曆史人物。比如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後來毛澤東在年少時期遇到了這本書，反複研究，最後成為一個開辟地的曆史人物，可以這其中便有司馬光的影響。
我們研究曆史，最終是希望能從曆史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到最後，還是想將現在的人培養成“曆史人物”，不斷地開拓創新，給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人是曆史的主角。研究曆史，應該從人入手，然後迴到人身上。
在文學史上，最受後人推崇的三位是屈原、陶淵明與杜甫。屈原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最後吟詩上下求索、懷沙自沉汨羅；陶淵明寧肯帶月荷鋤、東籬把酒，也不想在官場樊籠中多停留一日；杜甫更是“奈何明月照溝渠”的一個注解，他有“致君堯舜上”的豪情，卻隻能麵對“國破山河在”的現實，仰慕詩仙李白卻得不到熱情的反饋，雖立誓“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在有生之年沒有感受過一文豪的得意。這三個人都是失意的人，卻均以赤忱之心，神來之筆，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誌。
熟語中有“誌士仁人”一詞，人若無誌，縱然有才也不能算賢士。但其所誌，也正貴在此“仁”字上。孔子：“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又：“匹夫不可奪誌”。有仁誌便是立德，不論在盛世還是在亂世都是如此。而且，生於亂世的人，因為沒有機會立功立言，往往更能體現出他的誌與德來。
中國曆史上首推孔子，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他們的時代更不如孔子。兩漢社會勝過先秦，但論有影響的曆史人物，較多出現在動亂的東漢時期，如經學大師鄭玄，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唐代人物，開元以前不如寶以後。宋代衰貧，但文豪大家輩出，以朱子為最。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明亡之後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都堪稱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
以上林林總總的人物，都生於亂世，卻超越了所處的時代局限，影響到後世。這便是錢穆所的“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錢穆自己也生於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他的觀點不僅超越了當時人對曆史的認知，將來還會幫助中國人重新認識傳統，重新找迴適合我們的道路。
研究曆史人物，最後的落腳點還是在現實的人生上。“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既然同樣有這樣不短不長的一生，我們也應當相信人皆可為堯舜。如果沒有見賢思齊的誌向，那麽古人是古人，曆史是曆史，與我全無關係，這樣研究也不會有結果。
“我們今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曆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內亂剛剛平息，國家未來尚一片迷茫的五、六十年代，錢穆如是。但他相信，如果當時的中國人都能設身處地、平心靜氣去研究曆史上那些處於衰世亂世的人物，那些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甚至是那些如顏淵般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就會知道今的下興亡與否，匹夫有責。脫離現實的空想，飄渺空疏的學術，隻會讓人嗟歎終老，辜負這亂世賦予每一個人的那份責任。
叔齊伯夷之誌、阮籍嵇康之狂、王安石司馬光之爭辯，似乎都與我們的生活相隔太遠。這些人不寫進曆史，我們還是要繼續生活，但曆史的大命脈在正在這樣的人身上。中國曆史的偉大之處與可愛之處，正在於有這樣的人來解釋人生的精髓，或許我們的身邊乃至我們自己，都能感受到那些藏在史書中的人生，能感受到時代的責任。
曆史注腳：
人生三不朽
漢朝時的公叔段提出了“人生三不朽”，也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一直是文人政客的人生標準。立德、立功與立言是三種人生不朽的檔次。德指的人格方麵，功指的事業方麵，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麵。樹立高尚的品德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建功立業或是成一家之言都在其次。
無作為的顏迴
被列為七十二賢之首的顏迴，字子淵，亦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論語》中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迴也不改其樂”。顏迴在學術上並沒有什麽重大的創新，他為人謙遜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尊重老師，對孔子無事不從無言不悅。他以德行著稱，孔子稱讚他“賢哉迴也”。自漢代起，有時祭孔時獨以顏迴配享。此後曆代統治者不斷追加諡號：唐太宗尊之為“先師”，唐玄宗尊之為“兗公”，宋真宗加封為“兗國公”，元文宗又尊為“兗國複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複聖”，山東曲阜還有“複聖廟”。
地理與文化的相互成全
我們為什麽會是今這個樣子，我們為什麽要著這樣的話，穿這樣的服裝，有這樣的飲食與習慣？要迴答這樣的問題，就必須了解我們生活的地理環境。同樣是麵粉，西方人用來烤成麵包，我們卻揉成包子饅頭，這絕不僅是思維方式的不同，地域差異也是一個潛在的操盤手。
時、地利、人和，是我們認為可以辦成大事的條件。人在地之間，如果代表著一種共同性，地就代表著一種差異性、不同的地域會孕育不同的文化，非洲人不同於愛斯基摩人，希臘人迥異於蒙古人。不同的地域也隻能培養出特定的人物。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釋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穌亦不能出生在中國，地理和曆史是人的雙重限製。
提到中國的地大物博，我們可能沒有準確的概念，但若我們的四川麵積相當於法國，陝西的麵積相當於英國，雲南比德國略大，上海市可比荷蘭，可能就又能體會得深一些。有人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我們不容易分成國，但看一條多瑙河可以流經歐洲10個國家，為何長江黃河，秦嶺太行沒有將中國四分五裂呢？可見這也不僅是然屏障的關係，地理背後文化的粘合性更加強大。
在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中，法國的伏爾泰是最關注中國的思想家。他稱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曆史悠久、政治開明、道德高尚……總之，中國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對中國的讚美更是熱情：“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選一個精於辨識各民族的優點，而不是精於鑒賞女神的美麗的評判員，那麽金蘋果就應該獎給中國人。”
對於習慣各自為政的歐洲人來，中國最能衝擊他們的便是遼闊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這是最直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差異。中國沒有宗教，但又似乎有很多信仰，中國文字在歐洲人眼中非常難懂，他們甚至認為這是導致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對於西方文化來，中國不是另一個國家，而是另一個世界，這種文化巨大差異，也可以從中國文化的地理傳播來看到一條脈絡。
一種文化長久停滯在某一個區域內，便很難突破和前進。但如果像流水一樣隨時變動，就能產生出新的浪花來。曆史上每經一次大亂，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遷徙到新的區域去。這種遷徙，就成為文化的流動。
西漢末年，長安殘破。東漢末年，洛陽又一片荒墟。五胡之亂，一部分中國人遷往遼東，一部分遷往西涼，待到北朝興起，此兩支人再匯合起來，便產生了新生命。其大部分遷往長江以南的，則成立東晉與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經匯合，即有唐代新盛運興起。
文化的新生，需要新地域的培養。佛教傳到中國，在慧能的弘揚下形成的禪宗南派，成為佛教後起的一大派。儒家從北方傳到南部，便在宋代之後產生了一批新儒家。可以朱子就是南方人物中最有影響力者，而此後重要的思想家，也多出自南方。至近代，南方影響更大。如太平國起於粵，而平定太平國的多是湘人。民國開創，孫中山、蔡鍔，都生在湘粵，毛澤東也是湘人。
在人文興衰的這條地理路線上，我們便可看出中國文化能綿亙四五千年、長盛不衰的原因。中國文化的新生與新力量，大體都在新地麵、新疆土上產生的。因此錢穆中國文化的發展，正是隨著新地域的轉進而擴大的。
曆史注腳：
中國式文化擴張
中國文化的擴張，與西方的殖民擴張不同。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都市中的工商業，必須通過向外伸張來以求維持繁榮。中國文化產生在農村，農村與都市之間相互依賴，都市吸引農村主動與之聯係。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向外伸張。而中國曆史上的地理推擴，則隻是一種向心凝結，也因此，我們的文化擴張自覺而且牢固，不僅將地理疆域不斷擴大，最終也將不同的地域之中的文化囊括在了整個大的文化之中。
新疆的漢族文化
新疆古稱西域，位於祖國的西部邊陲，是世界各大文明交匯之處，也是民族遷徙的重要通道。從新疆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有不少內地居民來到新疆。公元前101年，西漢王朝開始在山以南的輪台、尉犁一帶屯田，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護府之後，戍邊官吏、屯田士卒、商人和家屬等人大批來到新疆，漢人逐步形成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個屯田點集中相結合的分布格局，這種格局延續到東漢和魏晉時期。
漢人將韭菜、蔥、白菜、桃子、棗、梨等原產內地的農作物帶到新疆，漢人的能工巧匠則開設了規模巨大的造紙、製革、絲織作坊。18世紀中期，清朝統一新疆之後，從內地調來數萬以漢、迴族為主的綠營軍隊，攜帶家屬在山以北長期駐防，並從事屯田生產。到19世紀初，山北部民屯加上軍隊、軍屯和商人，漢族人口超過30萬，成為僅次於維吾爾族的新疆第二大民族（當時維吾爾族人口約57萬）。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自建城以來就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移民城市。
新中國建國之前，新疆省內的漢人不到6%，1970年代達到40%左右，其中1990年時由於漢族迴歸內地，漢族人口比例又下降到37.6%，至2006年又上漲到40%左右。1990年以後，新疆地區的發展吸引了新一批內地經濟移民。而且伴隨漢人移民的增加，漢人分布區也從北疆烏魯木齊、石河子等地區往南的擴展。有數據，1990年以後的15年裏，北疆漢族人口增長了29%，南疆則為58%，比在北疆快一倍。新疆文化中，漢族的貢獻和成績都不可磨滅。
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4)
中國的學術傳統，喜歡講會通，戰國以後，中國曆史上沒有像西方般那種分道揚鑣、百花齊放的情形。可以孔子是一政治家，或他是一哲學家，或教育家，或史學家，甚至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也未嚐不可。但孔子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他的某一項專門學問上，而在於他的博學和思想。曆來文人以博為榮，如果能博覽群書、旁征博引，很容易得到別人的誇讚。
傳統文人的信仰
《禮記·大學》中：“古之欲明明德於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下平。”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者的最高理想。範仲淹的“先下之憂而憂，後下之樂而樂”亦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然而成功的機會少，失望的時候多，於是又出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下”的人生理想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下”的積極而達觀的態度相互結合補充，幾千年中影響始終不衰。
盛衰得失辨英雄
史家的功績，不僅在於完成了一部史書，而在於這本史書將會帶來的作用——催生新的曆史人物。比如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後來毛澤東在年少時期遇到了這本書，反複研究，最後成為一個開辟地的曆史人物，可以這其中便有司馬光的影響。
我們研究曆史，最終是希望能從曆史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到最後，還是想將現在的人培養成“曆史人物”，不斷地開拓創新，給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人是曆史的主角。研究曆史，應該從人入手，然後迴到人身上。
在文學史上，最受後人推崇的三位是屈原、陶淵明與杜甫。屈原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最後吟詩上下求索、懷沙自沉汨羅；陶淵明寧肯帶月荷鋤、東籬把酒，也不想在官場樊籠中多停留一日；杜甫更是“奈何明月照溝渠”的一個注解，他有“致君堯舜上”的豪情，卻隻能麵對“國破山河在”的現實，仰慕詩仙李白卻得不到熱情的反饋，雖立誓“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在有生之年沒有感受過一文豪的得意。這三個人都是失意的人，卻均以赤忱之心，神來之筆，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誌。
熟語中有“誌士仁人”一詞，人若無誌，縱然有才也不能算賢士。但其所誌，也正貴在此“仁”字上。孔子：“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又：“匹夫不可奪誌”。有仁誌便是立德，不論在盛世還是在亂世都是如此。而且，生於亂世的人，因為沒有機會立功立言，往往更能體現出他的誌與德來。
中國曆史上首推孔子，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他們的時代更不如孔子。兩漢社會勝過先秦，但論有影響的曆史人物，較多出現在動亂的東漢時期，如經學大師鄭玄，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唐代人物，開元以前不如寶以後。宋代衰貧，但文豪大家輩出，以朱子為最。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明亡之後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都堪稱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
以上林林總總的人物，都生於亂世，卻超越了所處的時代局限，影響到後世。這便是錢穆所的“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錢穆自己也生於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他的觀點不僅超越了當時人對曆史的認知，將來還會幫助中國人重新認識傳統，重新找迴適合我們的道路。
研究曆史人物，最後的落腳點還是在現實的人生上。“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既然同樣有這樣不短不長的一生，我們也應當相信人皆可為堯舜。如果沒有見賢思齊的誌向，那麽古人是古人，曆史是曆史，與我全無關係，這樣研究也不會有結果。
“我們今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曆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內亂剛剛平息，國家未來尚一片迷茫的五、六十年代，錢穆如是。但他相信，如果當時的中國人都能設身處地、平心靜氣去研究曆史上那些處於衰世亂世的人物，那些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甚至是那些如顏淵般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就會知道今的下興亡與否，匹夫有責。脫離現實的空想，飄渺空疏的學術，隻會讓人嗟歎終老，辜負這亂世賦予每一個人的那份責任。
叔齊伯夷之誌、阮籍嵇康之狂、王安石司馬光之爭辯，似乎都與我們的生活相隔太遠。這些人不寫進曆史，我們還是要繼續生活，但曆史的大命脈在正在這樣的人身上。中國曆史的偉大之處與可愛之處，正在於有這樣的人來解釋人生的精髓，或許我們的身邊乃至我們自己，都能感受到那些藏在史書中的人生，能感受到時代的責任。
曆史注腳：
人生三不朽
漢朝時的公叔段提出了“人生三不朽”，也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一直是文人政客的人生標準。立德、立功與立言是三種人生不朽的檔次。德指的人格方麵，功指的事業方麵，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麵。樹立高尚的品德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建功立業或是成一家之言都在其次。
無作為的顏迴
被列為七十二賢之首的顏迴，字子淵，亦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論語》中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迴也不改其樂”。顏迴在學術上並沒有什麽重大的創新，他為人謙遜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尊重老師，對孔子無事不從無言不悅。他以德行著稱，孔子稱讚他“賢哉迴也”。自漢代起，有時祭孔時獨以顏迴配享。此後曆代統治者不斷追加諡號：唐太宗尊之為“先師”，唐玄宗尊之為“兗公”，宋真宗加封為“兗國公”，元文宗又尊為“兗國複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複聖”，山東曲阜還有“複聖廟”。
地理與文化的相互成全
我們為什麽會是今這個樣子，我們為什麽要著這樣的話，穿這樣的服裝，有這樣的飲食與習慣？要迴答這樣的問題，就必須了解我們生活的地理環境。同樣是麵粉，西方人用來烤成麵包，我們卻揉成包子饅頭，這絕不僅是思維方式的不同，地域差異也是一個潛在的操盤手。
時、地利、人和，是我們認為可以辦成大事的條件。人在地之間，如果代表著一種共同性，地就代表著一種差異性、不同的地域會孕育不同的文化，非洲人不同於愛斯基摩人，希臘人迥異於蒙古人。不同的地域也隻能培養出特定的人物。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釋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穌亦不能出生在中國，地理和曆史是人的雙重限製。
提到中國的地大物博，我們可能沒有準確的概念，但若我們的四川麵積相當於法國，陝西的麵積相當於英國，雲南比德國略大，上海市可比荷蘭，可能就又能體會得深一些。有人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我們不容易分成國，但看一條多瑙河可以流經歐洲10個國家，為何長江黃河，秦嶺太行沒有將中國四分五裂呢？可見這也不僅是然屏障的關係，地理背後文化的粘合性更加強大。
在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中，法國的伏爾泰是最關注中國的思想家。他稱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曆史悠久、政治開明、道德高尚……總之，中國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對中國的讚美更是熱情：“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選一個精於辨識各民族的優點，而不是精於鑒賞女神的美麗的評判員，那麽金蘋果就應該獎給中國人。”
對於習慣各自為政的歐洲人來，中國最能衝擊他們的便是遼闊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這是最直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差異。中國沒有宗教，但又似乎有很多信仰，中國文字在歐洲人眼中非常難懂，他們甚至認為這是導致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對於西方文化來，中國不是另一個國家，而是另一個世界，這種文化巨大差異，也可以從中國文化的地理傳播來看到一條脈絡。
一種文化長久停滯在某一個區域內，便很難突破和前進。但如果像流水一樣隨時變動，就能產生出新的浪花來。曆史上每經一次大亂，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遷徙到新的區域去。這種遷徙，就成為文化的流動。
西漢末年，長安殘破。東漢末年，洛陽又一片荒墟。五胡之亂，一部分中國人遷往遼東，一部分遷往西涼，待到北朝興起，此兩支人再匯合起來，便產生了新生命。其大部分遷往長江以南的，則成立東晉與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經匯合，即有唐代新盛運興起。
文化的新生，需要新地域的培養。佛教傳到中國，在慧能的弘揚下形成的禪宗南派，成為佛教後起的一大派。儒家從北方傳到南部，便在宋代之後產生了一批新儒家。可以朱子就是南方人物中最有影響力者，而此後重要的思想家，也多出自南方。至近代，南方影響更大。如太平國起於粵，而平定太平國的多是湘人。民國開創，孫中山、蔡鍔，都生在湘粵，毛澤東也是湘人。
在人文興衰的這條地理路線上，我們便可看出中國文化能綿亙四五千年、長盛不衰的原因。中國文化的新生與新力量，大體都在新地麵、新疆土上產生的。因此錢穆中國文化的發展，正是隨著新地域的轉進而擴大的。
曆史注腳：
中國式文化擴張
中國文化的擴張，與西方的殖民擴張不同。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都市中的工商業，必須通過向外伸張來以求維持繁榮。中國文化產生在農村，農村與都市之間相互依賴，都市吸引農村主動與之聯係。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向外伸張。而中國曆史上的地理推擴，則隻是一種向心凝結，也因此，我們的文化擴張自覺而且牢固，不僅將地理疆域不斷擴大，最終也將不同的地域之中的文化囊括在了整個大的文化之中。
新疆的漢族文化
新疆古稱西域，位於祖國的西部邊陲，是世界各大文明交匯之處，也是民族遷徙的重要通道。從新疆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有不少內地居民來到新疆。公元前101年，西漢王朝開始在山以南的輪台、尉犁一帶屯田，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護府之後，戍邊官吏、屯田士卒、商人和家屬等人大批來到新疆，漢人逐步形成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個屯田點集中相結合的分布格局，這種格局延續到東漢和魏晉時期。
漢人將韭菜、蔥、白菜、桃子、棗、梨等原產內地的農作物帶到新疆，漢人的能工巧匠則開設了規模巨大的造紙、製革、絲織作坊。18世紀中期，清朝統一新疆之後，從內地調來數萬以漢、迴族為主的綠營軍隊，攜帶家屬在山以北長期駐防，並從事屯田生產。到19世紀初，山北部民屯加上軍隊、軍屯和商人，漢族人口超過30萬，成為僅次於維吾爾族的新疆第二大民族（當時維吾爾族人口約57萬）。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自建城以來就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移民城市。
新中國建國之前，新疆省內的漢人不到6%，1970年代達到40%左右，其中1990年時由於漢族迴歸內地，漢族人口比例又下降到37.6%，至2006年又上漲到40%左右。1990年以後，新疆地區的發展吸引了新一批內地經濟移民。而且伴隨漢人移民的增加，漢人分布區也從北疆烏魯木齊、石河子等地區往南的擴展。有數據，1990年以後的15年裏，北疆漢族人口增長了29%，南疆則為58%，比在北疆快一倍。新疆文化中，漢族的貢獻和成績都不可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