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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1)
梁啟超曾，史學是所有的學問中比重最大、內容最切要的一個學科，是國民素質的基本，也是愛國之心的源泉。正所謂“鑒於古而知今”，曆史的價值，就在於幫助後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錢穆，“我總想把我對書所了解的告訴人，那是莊子所謂的與古為徒。”與古為徒，看到的不僅是古人的悲歡離合，也是今的聚散興亡。一部《資治通鑒》，毛澤東讀了十七遍，曆史的洪流，怎能在隻言片語中看透透。
一曆史的份量：世代經營的財富
“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對我們來究竟意味著什麽？錢穆的迴答是：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是一種經驗，是一個生命。更透徹一點講，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錢穆在《中國曆史精神》一文中將曆史與生命劃上了約等號。
既然是一個生命，那麽屬於這個生命的任何一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同一個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時期，在他的人生中沒有輕重之分。少年的苦悶會帶來中年的思索，中年的思索會帶來日後的反省、總結……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反思—行動—反思”的迴旋上升，每一個環節之間都有承上的果和啟下的因。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晚年優秀，就忽略他少年時的無知；同樣，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最後那普通平淡的結局，就否定他人生中的奮鬥。
然而，與錢穆同時代的人因為國運不濟、倍受侵略的現實，將一切落後的原因都歸結到了我們對曆史——這個我們一直反複研究、寄予厚望的存在。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曆史代表著智慧、文化、興衰秘密，幾乎無所不包。但這種信仰被堅船利炮摧毀之後，因愛生恨，曆史反而成了阻礙國家前進的絆腳石。
新文化的倡導者胡適曾專門發表文章：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和我們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發揮光大的。
為了加強“西化”的力度，胡適不久之後又撰文再次聲明：“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中西的文化衝突），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隻是一種變相的保守淪。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適的本意在於鼓勵中國大膽地接受世界，但是無意之中為反對曆史的人增加了底氣。一時間，很多人認為拋棄曆史，向西方學習，國家才有未來。加之人們對響遍街巷的“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單純理解為反對曆史，曆史成了“保守”、“落後”、“封建”、“愚昧”的代名詞，受到四麵夾擊。猶如一個人，因為發現眼前沒了路，就徹底否認自己過往的選擇和一路曾遇見的風景，而急於從別人那裏找尋路的方法。
麵對此情此景，錢穆無意做書齋中的閑雲野鶴，他“餘豈關門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於是，錢穆站出來振臂疾唿：“曆史是我們的生命！”
錢穆所的曆史和生命，並非一個人的曆史，也不是個體的生命，而是一種群體的、人類的人生，即“我們（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個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的生命。
“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曆史。”
“曆史隻是一件大事，即是我們人類的生命過程。”
中華四千年來的曆史猶如一條長河，這長河當中，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壯，也有“紅桃綠柳垂簷向”的繁華，這些畫麵的背後，是一張張積攢了悲喜的麵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不是有人在成長、婚嫁、生死，將來也會是這樣。那些活在過去的人，他們曾和我們一樣，或躊躇滿誌，或黯然傷神，得意時仰大笑出門去，失意後明朝散發弄扁舟。屬於他們的是短短數十年，但是在這短暫生命的明滅之間，匯成了錢穆所的中華曆史，這樣一個光芒萬丈、長久的、飽滿的生命。
對曆史的斷然否定，如同將那些鮮活的生命和智慧一概否定一樣，而我們不過也是這曆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將來的人可能如我們一樣，將一切輕易地抹殺掉。
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一種記錄著一代代人的一個的有生命的車輪。這個生命過程中有漢唐盛世那樣的輝煌，讓我們今更有理由迴顧過去，去傾聽曆史的聲音。割裂曆史，拋棄以往的經驗，這樣的舉動既缺少理性，更是對生命的妄自菲薄。
曆史注腳：
胡適
胡適在1910年考取了庚子賠款第二期的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三年後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在那個夏迴國。
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提倡話寫信都用白話文。解放後，胡適遷居到了台灣，仍在台灣從事文化事業，畢生提倡“大膽的假設，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
錢穆與胡適
坊間有很多關於錢穆、胡適兩人爭論老子問題的趣聞，幽默之中反映了兩者的尖銳分歧。據，胡適在北大講課對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和錢穆的意見不和，有一次他憤然地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什麽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還是很客觀的。一位同學問他錢先生的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個對，胡適答道：“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合乎真理。”
沒有傳統的民族猶如散沙
曾有人，好的東西不用保護，自然就會流傳下來。言下之意是傳統文化如果好的話，就應該經得起任何風吹浪打，隻有不好的才會被淘汰掉。這種觀點顯然高估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因為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並不一定是好的東西，而是實用的東西。尤其是人們在精神上的需要啟發和引導，又時常陷入迷惘無知。很多寶貴的精神遺產，在實用主義麵前並不討好，但卻對一個民族的精神品格有很大影響。
孔子感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表達自己對周朝儀禮之風的仰慕。當他看到“八佾舞於庭”，忍不住氣憤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朝之禮廢，孔子急得捶胸頓足；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從三家分晉開始，也是為了告訴宋朝皇帝要知道做子的本分。這是曆代傳下來的為君之道。如果又沒子的威嚴，就會引來三家分晉這樣的諸侯之亂，阻礙下統一。
無論是孔子還是司馬溫公，他們都是禮治的倡導者。既然要倡導，可見好的東西並不一定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時候更需要智者有意識地加以引導。錢穆就是這樣一個引導者。
在錢穆的時代，“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這已成事實。傳統文化受到徹底地質疑，這時錢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以往傳統”能夠贏得民眾共同的尊敬和信仰，這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來源。所謂團結，就是眾人齊心協力之意。“齊心”即思想統一、“協力”即行動一致；而“齊心”正是“協力”的基礎。凝聚力即指“齊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質就是思想意識的趨同性，或者是精神追求。惟有整個民族有共同認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夠將一盤散沙變成一堵堅固的長城。
到民族的凝聚力，作為中國鄰邦的兩個國家：日本和韓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凝聚力最強的國家，一個是為了皇可以切腹的武士道國家，一個是為了支持國貨而可以砸掉公務員的非國產車的“泡菜國”，他們在外人眼中都是團結得可怕的民族，又都是兩個具有自己的性格和傳統的民族。這兩個國家在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方麵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雖然兩個大國都積極地向西方學習，但和服韓服還是他們民族的代表。對傳統的推崇和由此產生的自豪感、凝聚力，使他們讓西方人既敬畏又好奇。
有趣的是，這樣兩個國家都是受到漢唐文化輻射的國家，他們文化中的精髓都與儒家思想一脈相承。長幼有序、妻賢子孝，這些儒家的綱常在這兩國人民的生活中體現得更加明顯。傳統是他們的凝聚力，而這種傳統本來來自中國。現在，中國卻要拋棄這種傳統，想要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對於我們這樣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來，沒有一個共同信仰的傳統，很難團結一致，上下齊心。
中國並不缺少傳統。從中國的第一本史書《尚書》至今，中國曆史沒有缺少過記載，更沒有出現斷代。雖然江山不斷更換君主，但他們都遵照前代的傳統，繼續修史、為政。從井田製到一條鞭法，任何製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的。可以中國是世界上將傳統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國家。
錢穆認為，中國曆史的這種傳統與希臘羅馬的文明斷代是截然不同的，羅馬古城中有很多謎底等待後人解答，因為後起的文化與前者沒有連續性。但是在我們的傳統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製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對傳統的認可和信任。錢穆舉例：“譬如我們講考試製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製度，而且此製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製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因為清代以後，考試製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們今要重建考試製度，已經不是單講製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換言之，要施行此製度，即先要對此製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鄉試，哪一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這就因全國人對此製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的日期也都不搖動。這不是製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當知一切政治，一切製度都如此。”
製度無法建立，民族就會缺少保持團結的秩序，這樣的民族是缺少凝聚力的。我們並不是沒有傳統，但是如今卻似有還無，傳統等待著從故紙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
曆史注腳：
錢穆的誤解
錢穆在文中希臘與羅馬的文化是斷裂的，從客觀角度來，兩種文化雖然有區別，但是也並不像錢穆所的那樣，兩者之間完全無法理解。羅馬帝國興起之後，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神話傳和多神信仰，在文學和藝術上是一脈相承的。隻是在政治方麵，羅馬采取與希臘不同的統治方式。造成錢穆誤解的原因，一方麵因為錢穆沒有去過希臘羅馬的遺跡進行考察，另一方麵，也是出於這位老人深切的愛國之心。
錢穆看辛亥革命
清代的政治，被錢先生認為全沒有製度。雖然不能把中國曆史都成專製，但清代的政治是專製的。對於辛亥革命，錢穆在書中：“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製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為此種製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製，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曆史上傳統政治也一起不滿意。因對於曆史的傳統政治不滿意，到對於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不讀曆史，莫談愛國
從人之常情來，必先“認識”才能產生“情感”。人最親的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夫婦和朋友。喜愛是產生在有所了解的基礎上的。人會為了他所愛的而奮鬥犧牲，人也隻會愛他所崇敬、尊重的，人又隻會崇敬、尊重他所認識與了解的。想要一個人尊敬上帝，必要先讓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並且讓他知道上帝可敬可佩的地方，才能讓他產生尊敬上帝的心理。對於國家民族，也是如此。
並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但他們通常都能得到子女真誠的愛。隻有先去深切了解，才會有深切的熱愛。如果一個民族對已往的曆史無所了知，他們失去的不僅是文化，還有對民族的深厚感情。這樣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去奮鬥、犧牲，去為了一個光明的前途而努力。
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1)
梁啟超曾，史學是所有的學問中比重最大、內容最切要的一個學科，是國民素質的基本，也是愛國之心的源泉。正所謂“鑒於古而知今”，曆史的價值，就在於幫助後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錢穆，“我總想把我對書所了解的告訴人，那是莊子所謂的與古為徒。”與古為徒，看到的不僅是古人的悲歡離合，也是今的聚散興亡。一部《資治通鑒》，毛澤東讀了十七遍，曆史的洪流，怎能在隻言片語中看透透。
一曆史的份量：世代經營的財富
“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對我們來究竟意味著什麽？錢穆的迴答是：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是一種經驗，是一個生命。更透徹一點講，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錢穆在《中國曆史精神》一文中將曆史與生命劃上了約等號。
既然是一個生命，那麽屬於這個生命的任何一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同一個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時期，在他的人生中沒有輕重之分。少年的苦悶會帶來中年的思索，中年的思索會帶來日後的反省、總結……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反思—行動—反思”的迴旋上升，每一個環節之間都有承上的果和啟下的因。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晚年優秀，就忽略他少年時的無知；同樣，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最後那普通平淡的結局，就否定他人生中的奮鬥。
然而，與錢穆同時代的人因為國運不濟、倍受侵略的現實，將一切落後的原因都歸結到了我們對曆史——這個我們一直反複研究、寄予厚望的存在。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曆史代表著智慧、文化、興衰秘密，幾乎無所不包。但這種信仰被堅船利炮摧毀之後，因愛生恨，曆史反而成了阻礙國家前進的絆腳石。
新文化的倡導者胡適曾專門發表文章：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和我們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發揮光大的。
為了加強“西化”的力度，胡適不久之後又撰文再次聲明：“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中西的文化衝突），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隻是一種變相的保守淪。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適的本意在於鼓勵中國大膽地接受世界，但是無意之中為反對曆史的人增加了底氣。一時間，很多人認為拋棄曆史，向西方學習，國家才有未來。加之人們對響遍街巷的“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單純理解為反對曆史，曆史成了“保守”、“落後”、“封建”、“愚昧”的代名詞，受到四麵夾擊。猶如一個人，因為發現眼前沒了路，就徹底否認自己過往的選擇和一路曾遇見的風景，而急於從別人那裏找尋路的方法。
麵對此情此景，錢穆無意做書齋中的閑雲野鶴，他“餘豈關門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於是，錢穆站出來振臂疾唿：“曆史是我們的生命！”
錢穆所的曆史和生命，並非一個人的曆史，也不是個體的生命，而是一種群體的、人類的人生，即“我們（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個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的生命。
“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曆史。”
“曆史隻是一件大事，即是我們人類的生命過程。”
中華四千年來的曆史猶如一條長河，這長河當中，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壯，也有“紅桃綠柳垂簷向”的繁華，這些畫麵的背後，是一張張積攢了悲喜的麵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不是有人在成長、婚嫁、生死，將來也會是這樣。那些活在過去的人，他們曾和我們一樣，或躊躇滿誌，或黯然傷神，得意時仰大笑出門去，失意後明朝散發弄扁舟。屬於他們的是短短數十年，但是在這短暫生命的明滅之間，匯成了錢穆所的中華曆史，這樣一個光芒萬丈、長久的、飽滿的生命。
對曆史的斷然否定，如同將那些鮮活的生命和智慧一概否定一樣，而我們不過也是這曆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將來的人可能如我們一樣，將一切輕易地抹殺掉。
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一種記錄著一代代人的一個的有生命的車輪。這個生命過程中有漢唐盛世那樣的輝煌，讓我們今更有理由迴顧過去，去傾聽曆史的聲音。割裂曆史，拋棄以往的經驗，這樣的舉動既缺少理性，更是對生命的妄自菲薄。
曆史注腳：
胡適
胡適在1910年考取了庚子賠款第二期的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三年後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在那個夏迴國。
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提倡話寫信都用白話文。解放後，胡適遷居到了台灣，仍在台灣從事文化事業，畢生提倡“大膽的假設，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
錢穆與胡適
坊間有很多關於錢穆、胡適兩人爭論老子問題的趣聞，幽默之中反映了兩者的尖銳分歧。據，胡適在北大講課對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和錢穆的意見不和，有一次他憤然地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什麽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還是很客觀的。一位同學問他錢先生的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個對，胡適答道：“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合乎真理。”
沒有傳統的民族猶如散沙
曾有人，好的東西不用保護，自然就會流傳下來。言下之意是傳統文化如果好的話，就應該經得起任何風吹浪打，隻有不好的才會被淘汰掉。這種觀點顯然高估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因為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並不一定是好的東西，而是實用的東西。尤其是人們在精神上的需要啟發和引導，又時常陷入迷惘無知。很多寶貴的精神遺產，在實用主義麵前並不討好，但卻對一個民族的精神品格有很大影響。
孔子感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表達自己對周朝儀禮之風的仰慕。當他看到“八佾舞於庭”，忍不住氣憤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朝之禮廢，孔子急得捶胸頓足；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從三家分晉開始，也是為了告訴宋朝皇帝要知道做子的本分。這是曆代傳下來的為君之道。如果又沒子的威嚴，就會引來三家分晉這樣的諸侯之亂，阻礙下統一。
無論是孔子還是司馬溫公，他們都是禮治的倡導者。既然要倡導，可見好的東西並不一定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時候更需要智者有意識地加以引導。錢穆就是這樣一個引導者。
在錢穆的時代，“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這已成事實。傳統文化受到徹底地質疑，這時錢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以往傳統”能夠贏得民眾共同的尊敬和信仰，這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來源。所謂團結，就是眾人齊心協力之意。“齊心”即思想統一、“協力”即行動一致；而“齊心”正是“協力”的基礎。凝聚力即指“齊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質就是思想意識的趨同性，或者是精神追求。惟有整個民族有共同認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夠將一盤散沙變成一堵堅固的長城。
到民族的凝聚力，作為中國鄰邦的兩個國家：日本和韓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凝聚力最強的國家，一個是為了皇可以切腹的武士道國家，一個是為了支持國貨而可以砸掉公務員的非國產車的“泡菜國”，他們在外人眼中都是團結得可怕的民族，又都是兩個具有自己的性格和傳統的民族。這兩個國家在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方麵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雖然兩個大國都積極地向西方學習，但和服韓服還是他們民族的代表。對傳統的推崇和由此產生的自豪感、凝聚力，使他們讓西方人既敬畏又好奇。
有趣的是，這樣兩個國家都是受到漢唐文化輻射的國家，他們文化中的精髓都與儒家思想一脈相承。長幼有序、妻賢子孝，這些儒家的綱常在這兩國人民的生活中體現得更加明顯。傳統是他們的凝聚力，而這種傳統本來來自中國。現在，中國卻要拋棄這種傳統，想要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對於我們這樣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來，沒有一個共同信仰的傳統，很難團結一致，上下齊心。
中國並不缺少傳統。從中國的第一本史書《尚書》至今，中國曆史沒有缺少過記載，更沒有出現斷代。雖然江山不斷更換君主，但他們都遵照前代的傳統，繼續修史、為政。從井田製到一條鞭法，任何製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的。可以中國是世界上將傳統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國家。
錢穆認為，中國曆史的這種傳統與希臘羅馬的文明斷代是截然不同的，羅馬古城中有很多謎底等待後人解答，因為後起的文化與前者沒有連續性。但是在我們的傳統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製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對傳統的認可和信任。錢穆舉例：“譬如我們講考試製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製度，而且此製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製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因為清代以後，考試製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們今要重建考試製度，已經不是單講製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換言之，要施行此製度，即先要對此製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鄉試，哪一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這就因全國人對此製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的日期也都不搖動。這不是製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當知一切政治，一切製度都如此。”
製度無法建立，民族就會缺少保持團結的秩序，這樣的民族是缺少凝聚力的。我們並不是沒有傳統，但是如今卻似有還無，傳統等待著從故紙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
曆史注腳：
錢穆的誤解
錢穆在文中希臘與羅馬的文化是斷裂的，從客觀角度來，兩種文化雖然有區別，但是也並不像錢穆所的那樣，兩者之間完全無法理解。羅馬帝國興起之後，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神話傳和多神信仰，在文學和藝術上是一脈相承的。隻是在政治方麵，羅馬采取與希臘不同的統治方式。造成錢穆誤解的原因，一方麵因為錢穆沒有去過希臘羅馬的遺跡進行考察，另一方麵，也是出於這位老人深切的愛國之心。
錢穆看辛亥革命
清代的政治，被錢先生認為全沒有製度。雖然不能把中國曆史都成專製，但清代的政治是專製的。對於辛亥革命，錢穆在書中：“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製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為此種製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製，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曆史上傳統政治也一起不滿意。因對於曆史的傳統政治不滿意，到對於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不讀曆史，莫談愛國
從人之常情來，必先“認識”才能產生“情感”。人最親的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夫婦和朋友。喜愛是產生在有所了解的基礎上的。人會為了他所愛的而奮鬥犧牲，人也隻會愛他所崇敬、尊重的，人又隻會崇敬、尊重他所認識與了解的。想要一個人尊敬上帝，必要先讓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並且讓他知道上帝可敬可佩的地方，才能讓他產生尊敬上帝的心理。對於國家民族，也是如此。
並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但他們通常都能得到子女真誠的愛。隻有先去深切了解，才會有深切的熱愛。如果一個民族對已往的曆史無所了知，他們失去的不僅是文化，還有對民族的深厚感情。這樣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去奮鬥、犧牲，去為了一個光明的前途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