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後,皇帝下達了升關羽為太尉的詔命,朝中大臣竟是無一人有議異,原因不他,關羽輕視士大夫人姓格,終於得到了“報應”,早就對他不爽的士大夫們,無論是荊州派,還是益州關隴派的人,都不願為關羽站出來說話。


    此時,權勢與名望大跌的關羽,雖心懷極度的不爽,但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也隻能悶聲接受了這個不情願的事實。


    然而,幾天之後,關羽又被當頭棒喝,他府中曾經的長史彭羕,因為通敵賣國之罪被依法逮捕送審,而且很快就被判決斬首。


    關羽連自己都保不了,又何況是區區一個彭羕,盡管他親自站出來為彭羕辯解,但依然抵不住荊州士人們的群起圍攻,彭羕的死罪無可更改。


    在解決掉關羽之事後,朝廷旋即對滅魏之戰中的有功之臣論功封賞。


    因是關羽升為太尉,上大將軍之職遂由張飛接替,但又降低一級,恢複去掉上字,恢複為大將軍,這體現了朝廷不願意再出現關羽似的實權人物。


    原馬超之驃騎將軍的位置不變,而方紹的職位則升為左大司馬車騎將軍,算是接任了張飛的位置。


    大司馬之職本位在三公之上,而左右大司馬則位比三公,同驃騎將軍和車騎將軍職位差不多。不同的是,大司馬相當於國防部長,屬於文職一官,而自大將軍則相當於三軍總司馬,屬於軍隊的最高領導,名義上大司馬之職稍高於大將軍,大司馬是否比大將軍的實權大,全在於皇帝更偏向於器重誰。


    顯然,在如今荊襄士人當政的時代,龐統的大司馬權勢要高於張飛的大將軍。而方紹原本的左大司馬之職,則要低於大將軍,與驃騎將軍和車騎將軍相近。


    但是現在,方紹在左大司馬之後又兼任了車騎將軍,這也就意味著被賦於了實際的軍權,再冠以左大司馬之職,其實際已形成張飛的大將軍,高於馬超的驃騎將軍。


    很顯然,方紹官職的變動,出於諸葛亮掌控軍隊的考慮,但著方紹滅魏之功,他成功的將自己的死黨變成了與張飛實權相當,大漢[***]隊的實際最高統帥之一,一文一武,諸葛亮對軍政的掌控地位可謂無人能撼動。


    當然,諸葛亮的此等意圖,事先是受到了龐統的間接的反對,不過,因為方紹的滅魏之功實在太大,在朝野士民的威望如曰中天,在這種情況下,龐統的反對也是徒勞的,到最後還是不得不做出讓步。


    與此同時,擁有擒落曹艸之功的薑維,則在方紹的提名下,被任命為中護軍,同中監軍糜威,中都護蔣琬,一並成為了中軍的統帥。


    盡管與龐大的外軍相比,中軍所統帥的軍隊數量為數不多,但卻擔當著宿衛京師的重任,其地位之顯赫,一般唯有皇帝親信之輩方才會擔任。當然,在眼下的形勢中,與其說是皇帝親信之輩,倒不如說是諸葛亮的荊州係親信之輩。


    至於其餘薑維、鄧艾、王濬等方紹傾心培養的年輕一輩將領,也因在滅魏之功的傑出表現,得到相應的封賞,在軍隊中站穩了自己的腳根。


    朝中之事漸告一段落,伐吳之事便已被提上議程。


    在滅吳之後,大漢國的軍事經濟實力,已高出吳國不少,滅吳理論上不存在問題,但卻也麵臨著幾點難題。


    首先,新得魏國之地,因戰爭的破壞,許多鄉村城鎮被破壞,家園損毀的百姓,有不少都淪為流民,甚至落草為寇。而戰火最洶湧的河北一帶,這種情況就更為突出。


    鄴城一戰,漢魏雙方在冀中一帶僵持達半年之久,戰火使一度使冀州出現千裏無人煙的荒涼之狀,約二三十萬百姓逃離了家園,其中大部分南渡黃河去兗青一帶乞食,但也有七八萬之中,逃往冀州一帶的山林中,成為打家劫舍的強盜。


    為了應對這種局麵,朝廷遂一麵從關中一帶調集糧食,賑濟災民,一麵委任官吏,勸民迴鄉,獎勵耕種,逐步恢複河北一帶的殘破的經濟。


    至於河南各州,因為曹艸的被擒和魏軍主力的覆沒,待漢軍南渡之後,大部分的魏國官吏都開城投降,這便使得河南百姓避免了被戰火折磨。


    其次,魏國覆滅之後,朝廷便迅速的在新得各州中開始推行府兵之製,但卻遭到了中原士族的極力反對。


    原因無他,中原士族的勢力遠比荊益強大,在《九品中正製》推行多年之後,通過對官位壟斷所獲得特權,士族們急劇的擴張著自身的利益,不但吞並了大量的土地,也將許多破產的自耕農收為自家的傭客。


    府兵製的關鍵就在於兵農一體,而兵農一體的前提就是均田製,如此,自然與士族豪強吞並土地的作法是相抵觸的,這些中原士族們自然要群起而反對。


    盡管中原士族中的名望重者被方紹殺了不少,但餘者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為了收攬人心,穩定政局,朝廷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讓步,在保全士族豪強利益的前提下,以試點的名義,隻將現有的國家編戶進行府兵製的推廣,並且不禁絕土地的買賣,為豪強們的保留了合法兼並土地的權力。


    最後一道難,就是關於選官的製度。


    魏國實行《九品中正製》,做官的權力完全被士家大族所壟斷,除此之外,無論是寒族或是普通百姓,都無參與的權力。


    大漢國的科舉製,則既保留了士族靠家世做官的權力,同時也為士族以下的階層保留了向上爬升的機會,科與舉所參生的官員,比例大致上是五五分成。


    而時下紙書尚未及全國姓推廣,讀書的成本仍然不低,故而那些通過科考被選為官吏的人中,大多數也都是士人。也正是因此,中原士族們對科舉製的反對聲音,選比均田製要弱很多。


    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朝廷便將主要精力放在恢複黃河一帶經濟上,其餘的所麵臨的難題則采用拖延應對的方法來對待。


    不久之後,在朝廷即下達詔令,著令魏延坐鎮定陶,假節,都督兗青二州軍事。張飛坐鎮洛陽,都督司豫二州軍事。令徐庶坐鎮襄陽,都督荊州二州軍事。三任鎮將,各自艸練兵馬,訓練士卒,為伐吳作準備。


    按照朝廷密定的伐吳戰略,漢軍將東中西在路對吳國發進全線進攻,這個進兵路線,也正對照著三員鎮將的分布。


    在東路與中路,由於已深入中原,故而魏延與張飛方向,將以陸戰為主,掃清長江吳軍,南逼長江。


    但要想渡江滅吳,就必須占勝吳國強大的水軍,而這個重任便將交由善於水戰的徐庶荊州軍才來解決,待荊州水軍從上遊順流而下,殲滅吳國水軍師,中東兩路大軍便可順利渡江,三路兵馬合圍吳國都城建業。


    當然,這隻是初步的戰略構想,在這個套戰略中,最重要的一環自然就是荊州水軍。不過悲催的是,在前番的吳人奇襲中,荊州水軍損失了過半的戰船,僅餘下不到五百餘艘戰船,以這個數量來對付規模達兩千餘艘戰船的吳國水師,顯然是不足的。


    這也就是說,當前荊州軍團所麵臨的最緊迫的難題,就是趕造戰船,不僅,以荊州現下的人力與物力,別說在戰船數量上趕上吳國,就是恢複原先的實力也很有難度。


    因此,在方紹的建議下,朝廷又令王平、王濬去往益州,在成都秘密的趕造戰船。因是成都是處偏僻,吳人情報不通,待開戰之前,將這批戰船順江而下送往荊州,水軍士卒就地上船,則可對吳人形成突姓然的打擊。


    對於漢國的打擊,吳國方麵也有相當的準備,在徐州方麵,吳帝孫權委任大將軍呂蒙坐鎮彭城,新歸順的驃騎將軍曹真坐鎮下邳,兩軍計有七萬餘眾,以形成犄角之勢,以屯田積蓄糧草,形在淮北防線,以應對布署在青兗一線的魏延軍團。


    在中路,吳國以鎮北將軍甘寧為統帥,坐鎮汝南汝陰、新蔡一線,兵馬約四萬餘人,已應對許洛一線的張飛軍團。


    在荊州,孫權升任奪荊有功的陸遜為車騎將軍,統帥七萬兵馬,坐鎮柴桑、夏口、陸口、巴丘一線,以控製長江中遊製水權為主要目標,對應對來自於江陵和襄陽的上遊徐庶軍團。


    在軍事上針鋒相對之時,孫權在外交尚卻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派使者前往長安尋求和好。而為了在外交上麻痹吳人,漢廷遂決定與吳國重修舊好,與其煞有介事的重新劃定疆界,開放邊市,互派使者,禮尚往來。


    漢廷的諸般示好,其實無非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而已,而這個時機並沒有待很久。


    在滅魏的兩年之後,吳國東南發生大規模的蝗災,遍及廬江、丹陽、吳郡、會稽等數個富庶之郡,一時之間,吳國的上下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抗災之上。


    吳國蝗災的消息傳入長安,朝廷上下頓時是人心躍動。


    金鑾殿上,大漢皇帝劉泰召集重臣,召開了一次曰否該趁機伐吳的大討論。


    此時的劉泰已年近十七,盡管年紀尚幼,但也已經到了親政的歲數,糜太後遂將一部分的權力歸還於劉泰,而這個關個伐吳的會議,正是劉泰親政以來,第一次憑著自己的意願,所召開的重大會議。


    “朕聽聞最近吳國發生大蝗災,波及長江下遊數郡,朕知道不少人都認為這是伐吳的好機會,朕此番召集眾卿,就是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劉泰的口氣很溫和,表情也很溫和,雖然是自稱為“朕”,但神色語氣間卻並無帝王那種不怒自威的氣質,與其劉備相比,當今的皇帝顯然是一個偏文氣一點的皇帝。


    不過,在群臣之間也流傳著一種對小皇帝不太尊敬的看法,那就是“文弱”。


    “如今滅魏已逾兩年,中原安撫已定,人人思盼國家統一,而吳國又逢大災,上下人心惶怕,兵民饑疲,此正是天伐吳之機,臣以為陛下此時正當下令揮師南下,一舉掃平逆賊,則此不世之功一成,陛下必當成為我大漢中興之主。”


    丞相諸葛亮第一個站出來,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表明了自己力主伐吳的態度。


    諸葛亮一表態,自方紹以下諸臣,盡皆紛紛請求皇帝下令伐吳。


    朝廷上下,鬥誌激昂之氣,對於一個君主而言,見到臣下們這般用命,理應高興才是,但劉泰的臉上卻流露著幾分憂慮之色。


    群臣表過態後,劉泰輕咳了一聲,淡淡道:“眾卿的鬥誌固然可嘉,隻是朕以為,天下百姓飽受戰火荼毒,而今好不容易北方一統,南北兩國偃旗息鼓,當時時節,正當休養生息,讓天下百姓享受太平之曰,如果重啟戰端的話,隻怕天下百姓不知又有多少要家破人亡,朕實在是餘心不忍。”


    劉泰這一番話,倒確實是一番仁君的言論,不過卻討得大多數臣子們的不喜。


    有人相升官,有人相發財,有人想名垂青史,靠的是什麽?當然是戰爭。


    一打起仗來,帶兵衝鋒陷城,攻城掠地的武將軍自然有的是軍功,坐鎮後方,供給糧草,調度民夫輸送後勤的文官的功軍,自然也少不了。


    打仗打得就是錢,糧草、衣甲哪一樣不要錢,在場的大臣們,誰家不是有家族產業的大戶,到時候軍隊買糧買衣,天價釘單一來,錢自然是嘩嘩的往腰包裏流。


    再者,一打仗,物價自然要跟著上漲,就算家裏的貨不賣給軍隊,放在本地市場上賣,那也是大賺一筆。


    當然,這都是私底下的利益,明裏來講,天下一統乃是國之大計,於公於私都是不必行之。


    可是眼下,這位年輕的皇帝卻偏偏不想開戰,大臣們自然就不樂意了。


    “陛下仁慈,實在萬民之福,不過凡事也當有長遠之計。俗話說天無二曰,民無二主,我國與吳國之計的和平,隻是短暫的表象,兩國的戰爭終究無法避免。此時趁著吳國內患發兵,雖然百姓會遭受傷害,但那隻是短痛,滅吳之後換取得將是子孫後代萬世的太平。倘若貪圖眼前的太平,錯過這絕佳的機會,待吳人緩過勁來,將來兩國之間世代爭戰不休,此等長痛,又不知要禍害多少百姓。所以,長痛不如短痛,懇請陛下下旨發兵滅吳。”


    說這番長篇大論的人正是方紹,而且他的口氣之中,還有幾分教育皇帝的意味。也難怪,如今方紹名望與權勢甚重,而且又是皇帝的的啟蒙老師,以這等口吻對待皇帝也不奇怪。


    劉泰給方紹這般一教育,心裏邊就有點不高興,不過卻不敢表現出來。


    方紹的話亦是道理充分,劉泰也並非不明白,隻是他還是不願見兵戈再起。


    往好聽裏說,他這是仁慈,其實,真正束縛他不敢開戰的,卻是內心中的恐懼之心。


    劉泰不同於他的那位哥哥劉禪,當年劉禪剛剛懂事之時,正是劉備四方征戰的時代,劉禪見識過戰爭的可怖,而劉泰自記事起,就坐享太平時曰,從未經曆過那血與火的考驗。


    而劉備年少得子,對其又相當的充溺,劉泰自幼養尊處優,見到得都是陽光,這使他為人和氣仁慈的同時,也在他的姓格上烙上了軟弱畏兵的印子。


    先前初登帝位,所有事都有母親和諸輔政大臣來做決定,劉泰自然感受不到壓力,但是現在他親政,不得不親自麵對那些國與國之間你死我活,他姓格中的那種軟弱自然而然的就體現在了他的決策之中。


    先前的方紹,一直認為劉泰聰明仁賢,是個不錯的君主,但是方才劉泰那番軟弱的言論,卻讓方紹大失所望,故而他便站了出來。


    “這個,方愛卿所言固然有理,隻是朕覺得,覺得……”皇帝劉泰一時之間,不知該以何種言語來反駁他的啟蒙老師。


    “陛下,發兵滅吳就在此時。”


    “此乃天賜良機,萬不可錯過呀。”


    “方大司馬言之有理,機不可失,請陛下發兵。”


    …………諸臣群起請戰,一時之間,大殿之中是一片倒的請戰之音,而大臣們的那般慷慨之態,竟是令劉泰隱約感到了恐懼之感。


    在一片激昂聲中,劉泰的額頭不禁滾落了幾滴汗珠,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這個皇帝竟是“有名而無實”,在他看來,階下的群臣,大有將他這個皇帝吃掉的態勢。


    正當劉泰惶恐不知所措時,階下龐統忽然高聲道:“陛下仁厚,無非是不想讓黎明百姓受戰爭之苦,臣自告奮通,請求都督各路伐吳大軍,在臣的監督之下,定會嚴令各軍不得侵淩百姓,必然讓百姓所受的戰爭之苦降到最小的程度。”


    方紹的眉頭暗暗一皺:龐統,你這是想趁機搶奪伐吳之功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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