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明修棧道（一）
通過閻錫山上報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及說明》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老蔣看的很清楚：中共能實行土地**，靠的是消滅地主、富農，也就是依靠大棒；人民軍則通過鎮壓有血債的地主惡霸震懾了其餘地主鄉紳，同時，又以紅利、免稅等吸引地主鄉紳讓出土地，減輕了阻力，是大棒加胡蘿卜，這便使得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能夠順利推行。
但中共和人民軍的政策卻難以在南京政府治下推廣。原因無他，南京當局及其治下的各省政府和軍隊中，大多官員家裏都置辦著或多或少的田產。南京當局或者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省要想推行土地村公有，勢必觸動那些家有田產的各級官員切身利益，而這些遍布朝野內外、從上到下的大小官員就是新政策推行的最大阻力
這些政府官員明了政府的財力窘迫情況，用免稅、紅利等說法根本就打動不了他們。至於強行動武，那連想都不用想，別忘了，有不少地主出身的軍官或帶兵或身居高位，硬來的話，恐怕這些人就會先反了。
實際上，當初孫文所提出的三民主義中，所謂“民生主義”就是希望能通過一定方式收取地主階層手中土地，但“民生主義”從提出來後，任憑孫文及其黨羽鼓吹，國內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根本就不買帳。即便後來廣州政府一路北伐，也不敢過於觸及地主階層的利益，僅僅提出了個後門廣闊、彈性十足的“二五減租”來。有這樣的前例在，閻錫山要想實現土地公有，談何容易
當然，閻錫山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這從他隻提出土地村公有而不是國家公有或其他公有方式就可見一斑。不過，閻錫山還是低估了山西地主老財們對土地那種根深蒂固的執念。
政策再好也要靠人來推行，在沒有外力強製推動的情況下，要那些各級政府官員和鄉間作威作福慣了的地主老財們主動把土地等產業上繳，那真是拿鈍刀子割他們的心頭肉
在官員和地主們看來，閻錫山願意把他自家土地拿出來，除了閻老西現在身居高位用不著從土裏刨食外，還因為土地村公有並由村公所出麵管理後，最終的利益還是落到了閻錫山這個山西王手中。這在實質上不過是左手換右手罷了。如此結果，又怎能讓那些大小官員和地主們心服？
官員和地主們相互勾結、陽奉陰違、辦事拖拉之下，閻錫山所謂的土地村公有政策，從一開始推行就走了樣。無權無勢的鄉間小地主成了這一政策中利益受損的主體，而那些高級官員和有勢力的大地主則依然逍遙。不說別的，就拿太穀孔祥熙家族來說，就是閻錫山惹不起的。再加上不好觸動其他山西籍的高級政府官員、將領的利益，土地村公有政策推行得非常緩慢。對此結果，閻錫山也無可奈何。到後來抗戰爆發，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也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事實上，到35年7、8月份的時候，閻錫山的雖然在關注土地村公有，可同時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引發國人怒潮的華北事變，特別是何梅協定披露後的華北局勢上。
華北事變是35年日軍在華北同中國政府和軍隊一係列衝突事件的統稱。在日軍尚未對宋哲元拋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之前，最讓國人感到憤懣、屈辱的是35年1月中旬的察東事件、35年5月份的張北事件、河北事件，以及與張北、河北事件密切相關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在察東事件中，南京當局被迫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
在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就解決張北事件達成《秦土協定》。該協定主要內容為：
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軍官，擔保日人今後在察哈爾省可以自由行動；
二、取消在察哈爾省的國民黨機構，成立冀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
三、中國方麵停止向察哈爾省移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撤職。
這一協定比後來書麵確認的何梅協定的條件更苛刻，更使得冀察兩省大部分主權喪失
而在解決河北事件過程後，何應欽於7月6日正式複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此前日方“……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無理要求。
但實際上，何應欽7月6日的複函不過是對日方無理要求和中方妥協退讓的有關行動加以書麵確認罷了。這從6月份南京、北平方麵的一係列行動中就能看個清楚：
6月4日，何應欽於免除了因對日持抗爭態度的蔣孝先、曾擴情兩人的職務；
6月6日，南京當局又免除了反日情緒強烈的河北省主席於學忠的職務，改派其為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
6月8日，何應欽手諭嚴密取締平津一帶有害中日邦交的抗日團體，其中包括藍衣社；
6月9日，中央軍憲兵第三團離北平南撤；
6月10日，南京當局召開緊急會議，決議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內黨部、中央軍、於學忠軍部東北軍。上午10時由汪兆銘將會議結果電告何應欽。而何應欽則在下午6點，遵照南京當局決議，口頭答複日方：
1.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令，即日起開始結束。
2.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自11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25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須延長數日。
3.第二十五師、第二師已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運畢。
4.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
同時，何應欽又說明：第五十一軍約在三天內撤離北寧沿線後盡快調離，其他事項也將確實履行。
從這種種安排可以看出，南京當局在事實上放棄了華北的主權，而所謂的何梅協定不過是對南京、北平當局這一係列媚日賣國行徑進行書麵確認罷了。日方在得到何應欽書麵迴複之前，其侵略要求就已通過南京、北平當局此前的行動予以滿落實
同日方達成妥協，不管是南京當局還是何應欽本人，都不希望這種屈辱協定被披露給各界公眾，那實在太有損黨國形象了。不過，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中央軍、東北軍、憲兵團等機構陸續撤離華北，河北省主席於學忠被免職他調，這一係列行動根本就瞞不過世人的眼睛
當何應欽對日交涉內容被報界陸續披露後，西北人民廣播電台於7月29日發布了題為《推翻賣國政府，團結抗日》的授權聲明：
“……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固然由來已久，但其由東北而至華北、日見增大的胃口卻完全是被南京當局步步退讓的妥協、縱容給養大了可以預見，日軍在華北的侵略步伐必然會因當局撤退華北兵力的縱容而加快，今後的胃口勢必會更大今日是平津、河北，明日很可能就是整個華北進而勢必發展成全麵侵華
形勢發展至此，中日之間的全麵戰爭已然不可避免南京當局希冀以妥協退讓等賣國手段換取一時苟安的迷夢也終將有破碎的一日
同胞們，形勢已經險惡至此，讓我們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投敵賣國政府，實行全民族抗戰，破除一切侵略者強加給中華民族的奴役枷鎖，收迴失地，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和民族獨立”
隨後，民眾社又在西北發行的《民眾日報》上刊登了主題為《從孫文中日盟約到何梅協定》、副標題為《評南京當局賣國的一貫性》的長篇社論。
在這篇社論裏，先是從1907年孫文在日本收取日本政府資金，不經同盟會內部商議而擅自離開，進而引發同盟會內部分裂談起。闡明當今國民黨是由同盟會中孫文黨羽發展而來，但同盟會卻並非國民黨，將兩者嚴格區別開來。
隨後，引用梁啟超曾經對孫氏的評價：“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接著，就是對孫氏生前各主要活動時期予以說明和評論。其中，重點對孫文的《中日盟約》、《孫越宣言》等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行徑做了說明和評論。當然，也少不了涉及孫氏及其黨羽抹殺其他**團體在建立民國上的功勳，以及其武力排斥異己、戕害**同誌等問題。明確指出光複會陶成章的被害是孫文縱容或默許陳其美指使殺手所為，而當年的殺手現今卻在南京當局身居要職
社論指出：孫氏生前“民主”、“共和”口號喊得山響，但在其成立的政黨內卻要求自己的同誌對其宣誓效忠，一副**麵目孫氏身後卻被冠以“國父”之稱，更葬在皇陵，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生前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身後卻獲如此哀榮，古今欺世盜名未見能有與孫氏並列者
評論完孫文，文章又繼續列舉了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的種種賣國行徑，特別是對日屈膝獻媚、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樁樁件件。從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不顧軍中同袍被日軍虐殺，到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協定，再到眼下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清楚的表明南京當局是一步步對日本妥協退讓的過程。
這樣一個靠暗殺起家，具有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對日屈膝妥協的政黨，以及該黨**專製下的南京政府，還有領導這個政府的、在日本留過學認同日本超過認同中國、鼓吹“抗日亡國”的大員們，又如何會不計利害的真心抗日？
與其寄希望於賣國的南京政府改弦更張，有識之士不若團結起來廣泛發動民眾、武裝民眾，眾誌成城，一起和日本侵略者鬥爭到底
……
西北人民政府的聲明與這篇社論經廣播電台重複播出後，國內各界就好似在滾燙的油鍋中撒了一把鹽，頓時就爆開了。
身在南京的老蔣聽聞後，觸動心中的隱秘，怒不可遏：“亂匪都是亂匪統統該殺”平息了下心中怒火之後，老蔣把複興社書記酆悌給找了過來：“力餘，西北民匪猖獗多年，複興社有沒有派人了解清楚那邊的情況？”
“校長，去年之前我社一直以剿滅共匪為己任，加之人手有限，對西北關注的不多。不過，自壽山到陝甘一帶後，我社至今向民匪控製區域派出過26人，但迄今卻無人傳遞迴消息。”酆悌有些神色不安的迴答道。
憑現在複興社的力量，在配合大部隊將中共驅離江西後，又進入川、貴，還要盯住華北日本人和各路軍閥，還要在南京當局控製區內加強控製，能在不到兩年時間向人民軍控製的西北地區派出26名受過相關訓練的精幹人員已屬不易。
聽完酆悌所說，老蔣也知道這是實際情況。而且，酆悌是去年8月才出任複興社第四任書記的，也就是說，向西北派去的26人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這也算是不錯了。
“民匪可恨，不過，他們對中日間必有全麵一戰的看法卻是值得注意的。”對酆悌點點頭，老蔣沉吟片刻，又道，“將來不管是對日作戰，還是平定國內匪患，都需要充足人員。人手不足，那就加緊訓練。盡量多地訓練大、中學生和有誌青年。西北那邊也要加緊。”
“是”得到老蔣對複興社的擴充許可，酆悌神情振奮。
也就是從35年夏天開始，為了將來對日作戰，也為了對付國內軍閥和人民軍等割據勢力，酆悌在得到老蔣的許可之後，發起了全民軍訓。在此後的兩三年內，複興社共訓練學生約60萬人、民眾約500萬人，為南京當局在將來的抗戰中打下了比較牢固的人力基礎。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複興社——也就是藍衣社——成員先是發展到30萬人左右，隨後又壯大到50萬。
老蔣在南京對人民軍鞭長莫及，一時難以奈何，而與西北交界的太原當局、西安當局更是驚疑不定。
“這人民軍想幹什麽？”剛同人民軍暗同款曲的閻錫山在太原綏靖公署裏咂摸著嘴，仔細品味著手下工作人員整理出來的西北聲明和社論文稿，“抗日的態度倒是很明確，可這反的卻不是老蔣，而是反的整個國民黨啊。”
“閻公，今後是不是要加強對人民軍的防備？免得為其所趁？”徐永昌輕聲提醒道。
“樣子做做可以，但不要激化。”閻錫山點頭歎道，“一邊是中央，一邊是足以造成山西戰亂的人民軍，都不好得罪啊。”
雖然對閻錫山這種騎牆作風不感冒，不過這確實是有利於山西政局穩定，而徐永昌自己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也就點頭答應下來。
“閻公，西邊發的這篇社論，裏麵說的是真是假？”楊愛源有些好奇地問道。畢竟，在這篇社論中涉及從同盟會到南京政府成立後的不少密聞，而閻錫山這個老同盟會員肯定清楚其中一些事件的究竟。
“先總理有時候也是迫不得已，我們還是要為尊者諱的。那些事情你們就不要摻和了。”閻錫山沒有正麵迴答，但他這個迴答卻足以使楊愛源等人明白。
與閻錫山暗中同人民軍接觸心中有底不同，7月4日抵達西安的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於學忠卻無法忽視人民軍的這一表態。何況，人民軍發布聲明和社論的29日，又正在西安從27日到31日的舉行的剿匪會議之間。這就更使與會人員無法迴避。
在30日的會上，於學忠看了看在座的與會人員，開口問道：“我部初來乍到，地理人情都不熟悉，還望楊主任能夠多給些建議。這人民軍的戰力究竟如何？”
雖然於學忠此前也聽說過楊虎城和在座諸人和人民軍交手的都沒有好結果，現在當麵問及對方敗仗實在有些失禮，可這關係到東北軍今後在西北的生死存亡，他也就顧不得冒昧了。
若是換別人來問，楊虎城肯定會著惱，不過，由一直從東北敗到西北的東北軍來問，楊虎城卻並不如何難堪。在人民軍手下吃敗仗總好過東北軍不抵抗丟了東三省吧？心裏轉著有些微妙的念頭，楊虎城苦笑道：“蒙委員長信任，先前曾著我指揮圍剿民匪，可先後幾次卻都是損失慘重。眼看著敵軍壯大卻無能為力，虎城實在慚愧。”
頓了下，楊虎城又道：“從上次作戰來看，民匪在重火力、兵員作戰素養、部隊數量、士氣等方麵幾乎都超過我方。該部實力不可小瞧，就連有第一師稱譽的胡宗南部也曾在民匪手下吃過大虧。”
於學忠有些難以置信，看看與會人員，同屬東北軍的王以哲、張學良也很吃驚，而曾在人民軍手下吃過敗仗的龐炳勳、高桂滋、孫蔚如、馬鴻逵、孫殿英等人卻各自神色黯然，搖頭歎息。
張學良現在是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此番到西安參加會議，隻是不放心東北軍而列席會議，並不決定具體事務。不過，現在聽了楊虎城的話後，張學良卻問道：“楊主任確定人民軍和陝北共黨沒有聯結一氣？”
“這個基本上可以肯定。”楊虎城解釋道，“從民匪占據隴東、隴中、陝北等地後，就在與我部交界處大力修築工事，並將周圍百姓遷移。這在延河以南、橋山以東、隴中吳山、隴南嶓塚山等地各製造了5到15裏左右寬度的無人地帶，完全隔絕了交通。而當共匪占據延河以南6縣後，並未聽說民匪解除隔離。”
“這樣啊……”張學良聽後點了點頭，便又保持沉默。
在座諸人又七嘴八舌地討論了一些軍務，聊了些眼下國內局勢，便暫且休會。
趁這功夫，張學良把於學忠、王以哲叫到一起，叮囑道：“你們到了這邊，凡事要多想想。丟了東三省讓兄弟們有家難迴，我已對不起大家，可不能再不顧兄弟們死活。”
於、王兩人相互看看後，於學忠說道：“副總司令放心。既然人民軍一時難以對付，我想我們不妨也在與其交界地帶深溝高壘，加強防範。現在西北出現兩個敵人，我們避免兩處作戰也有話說。另外，可能的話，暗中和人民軍溝通一下也不是壞事。”
從東北到華中，再到西北，東北軍丟了東三省後隻能仰仗南京當局開支的糧餉，而剿匪中消耗的裝備和人員卻不見當局補充。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恐怕東北軍很快便會煙消雲散。
權衡利弊，張學良決定道：“有孝侯兄和鼎芳兄在，西北這邊我沒什麽不放心的。就照孝侯兄的意思辦好了。”
參加完西安舉行的剿匪會議，張學良便在31日乘機飛迴武漢，其他與會人員也各迴各部。
南京、太原、西安這幾處是消息靈通所在，對於人民軍聲明和社論幾方也都做出了不同的應對。而其他地方，除了有收音機能收到西北廣播的人外，因南京當局對抗日言論的壓製，各大報刊基本上不敢轉載。畢竟，《新生》周刊因5月份登載《閑話皇帝》而被停刊，在7月初總編杜重遠更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不得上訴，立即送監執行。”
在這種高壓之下，民眾一時噤聲是可能的，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想全麵禁錮消息的傳遞卻是辦不到的。特別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外國租界中創設的報刊是當局封鎖不到的地方，象上海的《字西林報》便以英文全文刊登了西北政府的聲明和社論。
而隨著私下裏人們對消息的傳遞，加上一些報刊的突破，西北政府的聲明和社論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西北的政治姿態也開始展露在國人麵前。
不過，當8月份，有關西北的報道傳到蘇州時，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在讀到有關內容後，卻先是大笑後又大哭。
外邊有人聽到動靜後，忙進來小心問道：“先生，您這是怎麽了？”
“我笑，這社論罵得痛快，老友功績尚有人不忘；我哭，老友竟喪生於同一陣營的黑槍之下”老者雖然歲數有些大，可形容於色，想來當年也是快意恩仇之人。
“沒你的事，我一個人待會兒。”將來人打發出去後，沉吟半晌，老者心有不甘，咬牙暗道：“就是不知西北那邊所說暗殺煥卿的人究竟是誰，一定要弄個清楚才是絸齋在北平，離得近，還是麻煩他跑一趟吧。”
當下，老者寫了封信，叫人給寄到北平。而由這封信開始，西北今後卻又多了一條另類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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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閻錫山上報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及說明》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老蔣看的很清楚：中共能實行土地**，靠的是消滅地主、富農，也就是依靠大棒；人民軍則通過鎮壓有血債的地主惡霸震懾了其餘地主鄉紳，同時，又以紅利、免稅等吸引地主鄉紳讓出土地，減輕了阻力，是大棒加胡蘿卜，這便使得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能夠順利推行。
但中共和人民軍的政策卻難以在南京政府治下推廣。原因無他，南京當局及其治下的各省政府和軍隊中，大多官員家裏都置辦著或多或少的田產。南京當局或者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省要想推行土地村公有，勢必觸動那些家有田產的各級官員切身利益，而這些遍布朝野內外、從上到下的大小官員就是新政策推行的最大阻力
這些政府官員明了政府的財力窘迫情況，用免稅、紅利等說法根本就打動不了他們。至於強行動武，那連想都不用想，別忘了，有不少地主出身的軍官或帶兵或身居高位，硬來的話，恐怕這些人就會先反了。
實際上，當初孫文所提出的三民主義中，所謂“民生主義”就是希望能通過一定方式收取地主階層手中土地，但“民生主義”從提出來後，任憑孫文及其黨羽鼓吹，國內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根本就不買帳。即便後來廣州政府一路北伐，也不敢過於觸及地主階層的利益，僅僅提出了個後門廣闊、彈性十足的“二五減租”來。有這樣的前例在，閻錫山要想實現土地公有，談何容易
當然，閻錫山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這從他隻提出土地村公有而不是國家公有或其他公有方式就可見一斑。不過，閻錫山還是低估了山西地主老財們對土地那種根深蒂固的執念。
政策再好也要靠人來推行，在沒有外力強製推動的情況下，要那些各級政府官員和鄉間作威作福慣了的地主老財們主動把土地等產業上繳，那真是拿鈍刀子割他們的心頭肉
在官員和地主們看來，閻錫山願意把他自家土地拿出來，除了閻老西現在身居高位用不著從土裏刨食外，還因為土地村公有並由村公所出麵管理後，最終的利益還是落到了閻錫山這個山西王手中。這在實質上不過是左手換右手罷了。如此結果，又怎能讓那些大小官員和地主們心服？
官員和地主們相互勾結、陽奉陰違、辦事拖拉之下，閻錫山所謂的土地村公有政策，從一開始推行就走了樣。無權無勢的鄉間小地主成了這一政策中利益受損的主體，而那些高級官員和有勢力的大地主則依然逍遙。不說別的，就拿太穀孔祥熙家族來說，就是閻錫山惹不起的。再加上不好觸動其他山西籍的高級政府官員、將領的利益，土地村公有政策推行得非常緩慢。對此結果，閻錫山也無可奈何。到後來抗戰爆發，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也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事實上，到35年7、8月份的時候，閻錫山的雖然在關注土地村公有，可同時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引發國人怒潮的華北事變，特別是何梅協定披露後的華北局勢上。
華北事變是35年日軍在華北同中國政府和軍隊一係列衝突事件的統稱。在日軍尚未對宋哲元拋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之前，最讓國人感到憤懣、屈辱的是35年1月中旬的察東事件、35年5月份的張北事件、河北事件，以及與張北、河北事件密切相關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在察東事件中，南京當局被迫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
在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就解決張北事件達成《秦土協定》。該協定主要內容為：
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軍官，擔保日人今後在察哈爾省可以自由行動；
二、取消在察哈爾省的國民黨機構，成立冀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
三、中國方麵停止向察哈爾省移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撤職。
這一協定比後來書麵確認的何梅協定的條件更苛刻，更使得冀察兩省大部分主權喪失
而在解決河北事件過程後，何應欽於7月6日正式複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此前日方“……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無理要求。
但實際上，何應欽7月6日的複函不過是對日方無理要求和中方妥協退讓的有關行動加以書麵確認罷了。這從6月份南京、北平方麵的一係列行動中就能看個清楚：
6月4日，何應欽於免除了因對日持抗爭態度的蔣孝先、曾擴情兩人的職務；
6月6日，南京當局又免除了反日情緒強烈的河北省主席於學忠的職務，改派其為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
6月8日，何應欽手諭嚴密取締平津一帶有害中日邦交的抗日團體，其中包括藍衣社；
6月9日，中央軍憲兵第三團離北平南撤；
6月10日，南京當局召開緊急會議，決議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內黨部、中央軍、於學忠軍部東北軍。上午10時由汪兆銘將會議結果電告何應欽。而何應欽則在下午6點，遵照南京當局決議，口頭答複日方：
1.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令，即日起開始結束。
2.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自11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25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須延長數日。
3.第二十五師、第二師已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運畢。
4.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
同時，何應欽又說明：第五十一軍約在三天內撤離北寧沿線後盡快調離，其他事項也將確實履行。
從這種種安排可以看出，南京當局在事實上放棄了華北的主權，而所謂的何梅協定不過是對南京、北平當局這一係列媚日賣國行徑進行書麵確認罷了。日方在得到何應欽書麵迴複之前，其侵略要求就已通過南京、北平當局此前的行動予以滿落實
同日方達成妥協，不管是南京當局還是何應欽本人，都不希望這種屈辱協定被披露給各界公眾，那實在太有損黨國形象了。不過，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中央軍、東北軍、憲兵團等機構陸續撤離華北，河北省主席於學忠被免職他調，這一係列行動根本就瞞不過世人的眼睛
當何應欽對日交涉內容被報界陸續披露後，西北人民廣播電台於7月29日發布了題為《推翻賣國政府，團結抗日》的授權聲明：
“……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固然由來已久，但其由東北而至華北、日見增大的胃口卻完全是被南京當局步步退讓的妥協、縱容給養大了可以預見，日軍在華北的侵略步伐必然會因當局撤退華北兵力的縱容而加快，今後的胃口勢必會更大今日是平津、河北，明日很可能就是整個華北進而勢必發展成全麵侵華
形勢發展至此，中日之間的全麵戰爭已然不可避免南京當局希冀以妥協退讓等賣國手段換取一時苟安的迷夢也終將有破碎的一日
同胞們，形勢已經險惡至此，讓我們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投敵賣國政府，實行全民族抗戰，破除一切侵略者強加給中華民族的奴役枷鎖，收迴失地，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和民族獨立”
隨後，民眾社又在西北發行的《民眾日報》上刊登了主題為《從孫文中日盟約到何梅協定》、副標題為《評南京當局賣國的一貫性》的長篇社論。
在這篇社論裏，先是從1907年孫文在日本收取日本政府資金，不經同盟會內部商議而擅自離開，進而引發同盟會內部分裂談起。闡明當今國民黨是由同盟會中孫文黨羽發展而來，但同盟會卻並非國民黨，將兩者嚴格區別開來。
隨後，引用梁啟超曾經對孫氏的評價：“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接著，就是對孫氏生前各主要活動時期予以說明和評論。其中，重點對孫文的《中日盟約》、《孫越宣言》等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行徑做了說明和評論。當然，也少不了涉及孫氏及其黨羽抹殺其他**團體在建立民國上的功勳，以及其武力排斥異己、戕害**同誌等問題。明確指出光複會陶成章的被害是孫文縱容或默許陳其美指使殺手所為，而當年的殺手現今卻在南京當局身居要職
社論指出：孫氏生前“民主”、“共和”口號喊得山響，但在其成立的政黨內卻要求自己的同誌對其宣誓效忠，一副**麵目孫氏身後卻被冠以“國父”之稱，更葬在皇陵，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生前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身後卻獲如此哀榮，古今欺世盜名未見能有與孫氏並列者
評論完孫文，文章又繼續列舉了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的種種賣國行徑，特別是對日屈膝獻媚、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樁樁件件。從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不顧軍中同袍被日軍虐殺，到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協定，再到眼下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清楚的表明南京當局是一步步對日本妥協退讓的過程。
這樣一個靠暗殺起家，具有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對日屈膝妥協的政黨，以及該黨**專製下的南京政府，還有領導這個政府的、在日本留過學認同日本超過認同中國、鼓吹“抗日亡國”的大員們，又如何會不計利害的真心抗日？
與其寄希望於賣國的南京政府改弦更張，有識之士不若團結起來廣泛發動民眾、武裝民眾，眾誌成城，一起和日本侵略者鬥爭到底
……
西北人民政府的聲明與這篇社論經廣播電台重複播出後，國內各界就好似在滾燙的油鍋中撒了一把鹽，頓時就爆開了。
身在南京的老蔣聽聞後，觸動心中的隱秘，怒不可遏：“亂匪都是亂匪統統該殺”平息了下心中怒火之後，老蔣把複興社書記酆悌給找了過來：“力餘，西北民匪猖獗多年，複興社有沒有派人了解清楚那邊的情況？”
“校長，去年之前我社一直以剿滅共匪為己任，加之人手有限，對西北關注的不多。不過，自壽山到陝甘一帶後，我社至今向民匪控製區域派出過26人，但迄今卻無人傳遞迴消息。”酆悌有些神色不安的迴答道。
憑現在複興社的力量，在配合大部隊將中共驅離江西後，又進入川、貴，還要盯住華北日本人和各路軍閥，還要在南京當局控製區內加強控製，能在不到兩年時間向人民軍控製的西北地區派出26名受過相關訓練的精幹人員已屬不易。
聽完酆悌所說，老蔣也知道這是實際情況。而且，酆悌是去年8月才出任複興社第四任書記的，也就是說，向西北派去的26人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這也算是不錯了。
“民匪可恨，不過，他們對中日間必有全麵一戰的看法卻是值得注意的。”對酆悌點點頭，老蔣沉吟片刻，又道，“將來不管是對日作戰，還是平定國內匪患，都需要充足人員。人手不足，那就加緊訓練。盡量多地訓練大、中學生和有誌青年。西北那邊也要加緊。”
“是”得到老蔣對複興社的擴充許可，酆悌神情振奮。
也就是從35年夏天開始，為了將來對日作戰，也為了對付國內軍閥和人民軍等割據勢力，酆悌在得到老蔣的許可之後，發起了全民軍訓。在此後的兩三年內，複興社共訓練學生約60萬人、民眾約500萬人，為南京當局在將來的抗戰中打下了比較牢固的人力基礎。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複興社——也就是藍衣社——成員先是發展到30萬人左右，隨後又壯大到50萬。
老蔣在南京對人民軍鞭長莫及，一時難以奈何，而與西北交界的太原當局、西安當局更是驚疑不定。
“這人民軍想幹什麽？”剛同人民軍暗同款曲的閻錫山在太原綏靖公署裏咂摸著嘴，仔細品味著手下工作人員整理出來的西北聲明和社論文稿，“抗日的態度倒是很明確，可這反的卻不是老蔣，而是反的整個國民黨啊。”
“閻公，今後是不是要加強對人民軍的防備？免得為其所趁？”徐永昌輕聲提醒道。
“樣子做做可以，但不要激化。”閻錫山點頭歎道，“一邊是中央，一邊是足以造成山西戰亂的人民軍，都不好得罪啊。”
雖然對閻錫山這種騎牆作風不感冒，不過這確實是有利於山西政局穩定，而徐永昌自己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也就點頭答應下來。
“閻公，西邊發的這篇社論，裏麵說的是真是假？”楊愛源有些好奇地問道。畢竟，在這篇社論中涉及從同盟會到南京政府成立後的不少密聞，而閻錫山這個老同盟會員肯定清楚其中一些事件的究竟。
“先總理有時候也是迫不得已，我們還是要為尊者諱的。那些事情你們就不要摻和了。”閻錫山沒有正麵迴答，但他這個迴答卻足以使楊愛源等人明白。
與閻錫山暗中同人民軍接觸心中有底不同，7月4日抵達西安的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於學忠卻無法忽視人民軍的這一表態。何況，人民軍發布聲明和社論的29日，又正在西安從27日到31日的舉行的剿匪會議之間。這就更使與會人員無法迴避。
在30日的會上，於學忠看了看在座的與會人員，開口問道：“我部初來乍到，地理人情都不熟悉，還望楊主任能夠多給些建議。這人民軍的戰力究竟如何？”
雖然於學忠此前也聽說過楊虎城和在座諸人和人民軍交手的都沒有好結果，現在當麵問及對方敗仗實在有些失禮，可這關係到東北軍今後在西北的生死存亡，他也就顧不得冒昧了。
若是換別人來問，楊虎城肯定會著惱，不過，由一直從東北敗到西北的東北軍來問，楊虎城卻並不如何難堪。在人民軍手下吃敗仗總好過東北軍不抵抗丟了東三省吧？心裏轉著有些微妙的念頭，楊虎城苦笑道：“蒙委員長信任，先前曾著我指揮圍剿民匪，可先後幾次卻都是損失慘重。眼看著敵軍壯大卻無能為力，虎城實在慚愧。”
頓了下，楊虎城又道：“從上次作戰來看，民匪在重火力、兵員作戰素養、部隊數量、士氣等方麵幾乎都超過我方。該部實力不可小瞧，就連有第一師稱譽的胡宗南部也曾在民匪手下吃過大虧。”
於學忠有些難以置信，看看與會人員，同屬東北軍的王以哲、張學良也很吃驚，而曾在人民軍手下吃過敗仗的龐炳勳、高桂滋、孫蔚如、馬鴻逵、孫殿英等人卻各自神色黯然，搖頭歎息。
張學良現在是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此番到西安參加會議，隻是不放心東北軍而列席會議，並不決定具體事務。不過，現在聽了楊虎城的話後，張學良卻問道：“楊主任確定人民軍和陝北共黨沒有聯結一氣？”
“這個基本上可以肯定。”楊虎城解釋道，“從民匪占據隴東、隴中、陝北等地後，就在與我部交界處大力修築工事，並將周圍百姓遷移。這在延河以南、橋山以東、隴中吳山、隴南嶓塚山等地各製造了5到15裏左右寬度的無人地帶，完全隔絕了交通。而當共匪占據延河以南6縣後，並未聽說民匪解除隔離。”
“這樣啊……”張學良聽後點了點頭，便又保持沉默。
在座諸人又七嘴八舌地討論了一些軍務，聊了些眼下國內局勢，便暫且休會。
趁這功夫，張學良把於學忠、王以哲叫到一起，叮囑道：“你們到了這邊，凡事要多想想。丟了東三省讓兄弟們有家難迴，我已對不起大家，可不能再不顧兄弟們死活。”
於、王兩人相互看看後，於學忠說道：“副總司令放心。既然人民軍一時難以對付，我想我們不妨也在與其交界地帶深溝高壘，加強防範。現在西北出現兩個敵人，我們避免兩處作戰也有話說。另外，可能的話，暗中和人民軍溝通一下也不是壞事。”
從東北到華中，再到西北，東北軍丟了東三省後隻能仰仗南京當局開支的糧餉，而剿匪中消耗的裝備和人員卻不見當局補充。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恐怕東北軍很快便會煙消雲散。
權衡利弊，張學良決定道：“有孝侯兄和鼎芳兄在，西北這邊我沒什麽不放心的。就照孝侯兄的意思辦好了。”
參加完西安舉行的剿匪會議，張學良便在31日乘機飛迴武漢，其他與會人員也各迴各部。
南京、太原、西安這幾處是消息靈通所在，對於人民軍聲明和社論幾方也都做出了不同的應對。而其他地方，除了有收音機能收到西北廣播的人外，因南京當局對抗日言論的壓製，各大報刊基本上不敢轉載。畢竟，《新生》周刊因5月份登載《閑話皇帝》而被停刊，在7月初總編杜重遠更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不得上訴，立即送監執行。”
在這種高壓之下，民眾一時噤聲是可能的，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想全麵禁錮消息的傳遞卻是辦不到的。特別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外國租界中創設的報刊是當局封鎖不到的地方，象上海的《字西林報》便以英文全文刊登了西北政府的聲明和社論。
而隨著私下裏人們對消息的傳遞，加上一些報刊的突破，西北政府的聲明和社論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西北的政治姿態也開始展露在國人麵前。
不過，當8月份，有關西北的報道傳到蘇州時，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在讀到有關內容後，卻先是大笑後又大哭。
外邊有人聽到動靜後，忙進來小心問道：“先生，您這是怎麽了？”
“我笑，這社論罵得痛快，老友功績尚有人不忘；我哭，老友竟喪生於同一陣營的黑槍之下”老者雖然歲數有些大，可形容於色，想來當年也是快意恩仇之人。
“沒你的事，我一個人待會兒。”將來人打發出去後，沉吟半晌，老者心有不甘，咬牙暗道：“就是不知西北那邊所說暗殺煥卿的人究竟是誰，一定要弄個清楚才是絸齋在北平，離得近，還是麻煩他跑一趟吧。”
當下，老者寫了封信，叫人給寄到北平。而由這封信開始，西北今後卻又多了一條另類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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