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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山事件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之一。
在曆史上，該事件不過是由漢奸出頭，日本人力挺並主導，朝鮮人參與其中的，與吉林長春縣萬寶山地區因土地租約以及農田水利而產生的糾紛。
由於漢奸郝永德采用欺詐性手段與當地農民手簽定土地租約，在租約尚未生效就將有關土地轉與受日本人控製的朝鮮人經營，並進而在日本人別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動與當地農民間的事端，日本軍警又公然偏袒，致使衝突愈演愈烈，最終發展成日本軍警向萬寶山當地農民開槍，吉林地方保衛隊與日本軍警對峙的惡性事件。隨後，日本和朝鮮的報紙又故意捏造事實，進行欺騙宣傳，煽動仇華情緒，在朝鮮平壤、漢城、仁川等地掀起排華暴行，致使華僑死傷幾百人。
當然，眼下日本軍警剛向中方民眾開槍不久，有關的仇華暴行尚未出現。
趙振中知道，即便沒有萬寶山事件和後來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會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編自導自演，用於欺騙世人耳目的柳條湖事件一樣。與萬寶山事件相比，趙振中更為關心花穀正的酒後狂言，當下問道：“那花穀正具體都是怎麽說的？”
劉成林皺著眉頭想了想，說道：“威爾士也是聽別人當作笑話轉述的，好象花穀正說的是什麽等7月份大炮送來，到秋後就可武力解決滿蒙之類的話語。日本人在東北各處的兵力滿打滿算不過兩萬人左右，而東北軍方麵連同關內有近40萬的兵力，這樣的兵力對比，日軍怎麽可能武力解決東北？花穀正的話應該是酒後狂言罷了。”
“酒後狂言麽？那可不見得。”趙振中思緒萬千，幽幽地說道，“日本人有時候就是徹頭徹尾的瘋子，可這樣瘋子，有時候卻被日本民眾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過於日俄戰爭時采用自殺性攻擊的乃木希典了。而花穀正等人也正是這樣的瘋子。”
花穀正雖然現在隻是一個少佐，但他卻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駐沈陽特務機關擔任輔助官，其上司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賢二。由於接近駐東北日軍的高層，加上思想與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鳴之處，從1929年7月開始，板垣、石原、花穀正三人便就“滿蒙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之後三個人每周都要聚會進行研究。
而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與石原，根據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組織關東軍參謀進行“旅行”演習，勘察東北地形，擬訂進攻路線，為其後武力奪取東北進行準備。
經過參謀“旅行”，板垣與石原等人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以此為基礎，暗中製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
到1931年春天，板垣與石原在擬訂了武力解決滿蒙的計劃後，又同花穀正謀劃了“製造了柳條湖事件的概略計劃”。而且考慮到“製造戰爭借口顯係輕而易舉，可是問題在於處理善後難”的問題，為了爭取日本軍部內的實權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穀正攜帶《滿蒙問題處理方案》赴東京，與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參謀次長二宮、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大佐、中國班長根本博中佐、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及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相見會談。
這個《滿蒙問題處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岡村寧次大佐、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持。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視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製定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並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以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穀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說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陽柳條湖開始戰鬥行動。從那時起，花穀正和今田新太郎便開始物色作為骨幹的人選，為事變的發動做準備。
能夠參與改變曆史的行動，並被賦予重任，花穀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蕩萬分。可參與如此重大的行動，現在卻不能被人所知，無法享受眾人那狂熱崇拜的目光和讚譽，花穀正心裏可謂遺憾多多。終於，在6月底的一次酒會上，喝多之後的花穀正忍不住向眾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將取得的武勳來。不過，花穀正的大嘴巴並沒有給他帶來期待的讚譽，相反，得到的卻是眾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嚴厲斥責。
花穀正也知道自己酒後失言會惹來大麻煩，便灰溜溜地專心物色起今後行動的可靠人選來。並在8月中旬確定了詳細的柳條湖計劃方案，對有關人員進行了具體分工。
正是由於這種種原因，花穀正成了曆史上製造“柳條湖事件”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
聽了趙振中對日本人的評論後，劉成林吃驚地問道：“師叔認為花穀正不是亂說？日本人真的可能在秋後動手？那他們不會是真瘋了吧？”
“不管他們是真瘋還是假瘋，我們提前做好應變準備就是。”趙振中伸手拍拍劉成林的肩膀，又道，“隻要有確切跡象表明日本人要動手，那麽我們的準備也就提前發動。到時候，自然有日本人替我們背黑鍋。”
盡管心中驚異於趙振中提前一年多就在沈陽布置下幾處隱蔽工程，不過，如同李雲天一樣，已經見慣趙振中所創造一切的劉成林並沒有詢問其中原因，而是問道：“那我們怎麽判斷日本人是否真的要動手？”
“任何大的戰略行動總會有跡可察的。那個花穀正不是說日本國內在7月份要提供兩門大口徑重炮到沈陽這邊麽？現在遼南大水，日本人無法從營口向沈陽運輸，那隻能從大連過來了。隻要盯住日軍有沒有在大連港口戒嚴的消息，就可推斷一二。”趙振中提點道，“另外，日本人要想解決東北，那沈陽這邊是重中之重，沈陽這邊的日軍屆時肯定也會有不少動作。相信到9月初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判斷日本人到底會不會行動了。”
“這樣確實可行。”劉成林思索道，“不過，我們現在在沈陽這邊的人手基本上都是工程人員，無法承擔師叔所說的任務。”
“既然這邊的工程已經結束，那我這兩天查看沒問題後，你就可以帶他們撤了。後邊的任務自然有其他人接上。”趙振中從懷裏掏出於學忠、臧式毅所開的兩份手令，說道，“這兩份手令我明天就要交給慈善聯合會的人，你趁今天剩下的時間，把這兩份手令上的字跡給臨摹下來，同時把手令專用箋的紙張樣式牢牢記住。等過兩天你迴山東的時候，利用我們在那邊的條件，製作出兩份字跡相同，內容不同的手令來，過兩個月我有大用。至於所製作的手令內容，等走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這沒問題，我晚飯前就能把手令還給師叔。”劉成林也不多問，接過手令後點頭說道。
“華美公司和民生工廠合作生產的汽車已經成功，據說都組裝生產幾百輛了。說說那邊的情況現在怎樣？”趙振中轉念問道。
“那種載重3噸左右的汽車質量確實不錯，這大半年來已經組裝生產了5、6百輛了，李宜春現在可是高興得很。”劉成林笑道，“而且，由於和華美公司在汽車生產方麵的合作成就斐然，今年春天開始，張學良在得知有關成果後，便派他的上校機要秘書葉弼亮與華美公司方麵洽談，希望能得到華美公司的幫助，將東三省兵工廠改為民用。”
1929年8月，張學良為振興東北工業，同時為解決兵工廠的虧欠問題，計劃將東三省兵工廠改為民用工廠，並準備引進外國專家幫助建設。他派長官公署谘議王卓然和機要秘書葉弼亮出國考察，到歐美聯絡外國專家來改建兵工廠，並準備製造汽車和拖拉機。葉弼亮一行到了美國，聯係到一家美國工程公司，該公司派一名叫胡欣的技師到兵工廠了解情況。但由於那個美國公司報價過高，而華美公司同民生工廠合作又非常順利，使得張學良最終將選擇放在了華美公司上。
“兵工廠改民用？張學良這個敗家玩意，真以為現在天下太平，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對張學良這種自廢武功的舉措，趙振中極為不屑，又問道，“改造現在開始了嗎？”
“沒呢。”劉成林搖頭道，“雙方現在隻是就一些技術上的可行性進行了探討，距離實施的那一步還遠著呢。”
“那有關兵工廠內部的布置，查清了嗎？”趙振中心裏轉著念頭。
“基本上不用查，臧式毅這個兵工廠督辦和葉弼亮這個機要秘書，秉承張學良軍用改民用的意思，是把整個兵工廠展現在華美公司有關人員麵前啊。”劉成林很是感歎，“真不敢想象，這些人對內防得那麽緊，對外卻幾乎不設防。不過，這倒是方便了我們。”
“日本軍隊就駐紮在沈陽城附近，可張學良不但對殺父仇人視而不見，甚至還對日本人待若上賓。聽說就連兵工廠裏也有不少日本技術人員。真不知他是怎麽想的。”
“別管他怎麽想，我們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趙振中揮手打斷了劉成林的感慨，繼續說道，“當然，有關情況我們也要好好加以利用。不過，這幾天我就先看看你們這一年多來的工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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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山事件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之一。
在曆史上，該事件不過是由漢奸出頭，日本人力挺並主導，朝鮮人參與其中的，與吉林長春縣萬寶山地區因土地租約以及農田水利而產生的糾紛。
由於漢奸郝永德采用欺詐性手段與當地農民手簽定土地租約，在租約尚未生效就將有關土地轉與受日本人控製的朝鮮人經營，並進而在日本人別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動與當地農民間的事端，日本軍警又公然偏袒，致使衝突愈演愈烈，最終發展成日本軍警向萬寶山當地農民開槍，吉林地方保衛隊與日本軍警對峙的惡性事件。隨後，日本和朝鮮的報紙又故意捏造事實，進行欺騙宣傳，煽動仇華情緒，在朝鮮平壤、漢城、仁川等地掀起排華暴行，致使華僑死傷幾百人。
當然，眼下日本軍警剛向中方民眾開槍不久，有關的仇華暴行尚未出現。
趙振中知道，即便沒有萬寶山事件和後來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會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編自導自演，用於欺騙世人耳目的柳條湖事件一樣。與萬寶山事件相比，趙振中更為關心花穀正的酒後狂言，當下問道：“那花穀正具體都是怎麽說的？”
劉成林皺著眉頭想了想，說道：“威爾士也是聽別人當作笑話轉述的，好象花穀正說的是什麽等7月份大炮送來，到秋後就可武力解決滿蒙之類的話語。日本人在東北各處的兵力滿打滿算不過兩萬人左右，而東北軍方麵連同關內有近40萬的兵力，這樣的兵力對比，日軍怎麽可能武力解決東北？花穀正的話應該是酒後狂言罷了。”
“酒後狂言麽？那可不見得。”趙振中思緒萬千，幽幽地說道，“日本人有時候就是徹頭徹尾的瘋子，可這樣瘋子，有時候卻被日本民眾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過於日俄戰爭時采用自殺性攻擊的乃木希典了。而花穀正等人也正是這樣的瘋子。”
花穀正雖然現在隻是一個少佐，但他卻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駐沈陽特務機關擔任輔助官，其上司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賢二。由於接近駐東北日軍的高層，加上思想與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鳴之處，從1929年7月開始，板垣、石原、花穀正三人便就“滿蒙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之後三個人每周都要聚會進行研究。
而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與石原，根據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組織關東軍參謀進行“旅行”演習，勘察東北地形，擬訂進攻路線，為其後武力奪取東北進行準備。
經過參謀“旅行”，板垣與石原等人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以此為基礎，暗中製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
到1931年春天，板垣與石原在擬訂了武力解決滿蒙的計劃後，又同花穀正謀劃了“製造了柳條湖事件的概略計劃”。而且考慮到“製造戰爭借口顯係輕而易舉，可是問題在於處理善後難”的問題，為了爭取日本軍部內的實權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穀正攜帶《滿蒙問題處理方案》赴東京，與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參謀次長二宮、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大佐、中國班長根本博中佐、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及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相見會談。
這個《滿蒙問題處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岡村寧次大佐、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持。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視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製定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並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以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穀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說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陽柳條湖開始戰鬥行動。從那時起，花穀正和今田新太郎便開始物色作為骨幹的人選，為事變的發動做準備。
能夠參與改變曆史的行動，並被賦予重任，花穀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蕩萬分。可參與如此重大的行動，現在卻不能被人所知，無法享受眾人那狂熱崇拜的目光和讚譽，花穀正心裏可謂遺憾多多。終於，在6月底的一次酒會上，喝多之後的花穀正忍不住向眾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將取得的武勳來。不過，花穀正的大嘴巴並沒有給他帶來期待的讚譽，相反，得到的卻是眾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嚴厲斥責。
花穀正也知道自己酒後失言會惹來大麻煩，便灰溜溜地專心物色起今後行動的可靠人選來。並在8月中旬確定了詳細的柳條湖計劃方案，對有關人員進行了具體分工。
正是由於這種種原因，花穀正成了曆史上製造“柳條湖事件”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
聽了趙振中對日本人的評論後，劉成林吃驚地問道：“師叔認為花穀正不是亂說？日本人真的可能在秋後動手？那他們不會是真瘋了吧？”
“不管他們是真瘋還是假瘋，我們提前做好應變準備就是。”趙振中伸手拍拍劉成林的肩膀，又道，“隻要有確切跡象表明日本人要動手，那麽我們的準備也就提前發動。到時候，自然有日本人替我們背黑鍋。”
盡管心中驚異於趙振中提前一年多就在沈陽布置下幾處隱蔽工程，不過，如同李雲天一樣，已經見慣趙振中所創造一切的劉成林並沒有詢問其中原因，而是問道：“那我們怎麽判斷日本人是否真的要動手？”
“任何大的戰略行動總會有跡可察的。那個花穀正不是說日本國內在7月份要提供兩門大口徑重炮到沈陽這邊麽？現在遼南大水，日本人無法從營口向沈陽運輸，那隻能從大連過來了。隻要盯住日軍有沒有在大連港口戒嚴的消息，就可推斷一二。”趙振中提點道，“另外，日本人要想解決東北，那沈陽這邊是重中之重，沈陽這邊的日軍屆時肯定也會有不少動作。相信到9月初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判斷日本人到底會不會行動了。”
“這樣確實可行。”劉成林思索道，“不過，我們現在在沈陽這邊的人手基本上都是工程人員，無法承擔師叔所說的任務。”
“既然這邊的工程已經結束，那我這兩天查看沒問題後，你就可以帶他們撤了。後邊的任務自然有其他人接上。”趙振中從懷裏掏出於學忠、臧式毅所開的兩份手令，說道，“這兩份手令我明天就要交給慈善聯合會的人，你趁今天剩下的時間，把這兩份手令上的字跡給臨摹下來，同時把手令專用箋的紙張樣式牢牢記住。等過兩天你迴山東的時候，利用我們在那邊的條件，製作出兩份字跡相同，內容不同的手令來，過兩個月我有大用。至於所製作的手令內容，等走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這沒問題，我晚飯前就能把手令還給師叔。”劉成林也不多問，接過手令後點頭說道。
“華美公司和民生工廠合作生產的汽車已經成功，據說都組裝生產幾百輛了。說說那邊的情況現在怎樣？”趙振中轉念問道。
“那種載重3噸左右的汽車質量確實不錯，這大半年來已經組裝生產了5、6百輛了，李宜春現在可是高興得很。”劉成林笑道，“而且，由於和華美公司在汽車生產方麵的合作成就斐然，今年春天開始，張學良在得知有關成果後，便派他的上校機要秘書葉弼亮與華美公司方麵洽談，希望能得到華美公司的幫助，將東三省兵工廠改為民用。”
1929年8月，張學良為振興東北工業，同時為解決兵工廠的虧欠問題，計劃將東三省兵工廠改為民用工廠，並準備引進外國專家幫助建設。他派長官公署谘議王卓然和機要秘書葉弼亮出國考察，到歐美聯絡外國專家來改建兵工廠，並準備製造汽車和拖拉機。葉弼亮一行到了美國，聯係到一家美國工程公司，該公司派一名叫胡欣的技師到兵工廠了解情況。但由於那個美國公司報價過高，而華美公司同民生工廠合作又非常順利，使得張學良最終將選擇放在了華美公司上。
“兵工廠改民用？張學良這個敗家玩意，真以為現在天下太平，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對張學良這種自廢武功的舉措，趙振中極為不屑，又問道，“改造現在開始了嗎？”
“沒呢。”劉成林搖頭道，“雙方現在隻是就一些技術上的可行性進行了探討，距離實施的那一步還遠著呢。”
“那有關兵工廠內部的布置，查清了嗎？”趙振中心裏轉著念頭。
“基本上不用查，臧式毅這個兵工廠督辦和葉弼亮這個機要秘書，秉承張學良軍用改民用的意思，是把整個兵工廠展現在華美公司有關人員麵前啊。”劉成林很是感歎，“真不敢想象，這些人對內防得那麽緊，對外卻幾乎不設防。不過，這倒是方便了我們。”
“日本軍隊就駐紮在沈陽城附近，可張學良不但對殺父仇人視而不見，甚至還對日本人待若上賓。聽說就連兵工廠裏也有不少日本技術人員。真不知他是怎麽想的。”
“別管他怎麽想，我們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趙振中揮手打斷了劉成林的感慨，繼續說道，“當然，有關情況我們也要好好加以利用。不過，這幾天我就先看看你們這一年多來的工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