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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綏遠境內，除河套一帶外，其他多數地方是沙漠，氣候寒燥，加上這個時代的開發建設又嚴重落後，其可謂民國時代的貧瘠之地。
從1919年開始，綏遠就頻繁發生水旱災害，加上兵禍匪患，民眾生活極苦。而將綏遠民眾推上死亡線的卻是從1928年開始的連續3年的嚴重旱災。
對於1928年綏遠旱災，《民國日報》曾在當年7月8日的報道這樣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澤，二麥無收，秋禾未種，赤地數千裏，竟無青草。”而《大公報》在當年7月、9月的報道中則稱“固陽、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縣，……戶口流離過半，綏垣、包頭兩處饑民鷹集，為數日見增加”，“全綏已處於絕糧之地”。饑餓之下，民眾甚至連牛馬糞便中的草籽都撿來入腹。
綏遠境內受災17縣，粗略統計有漢、蒙人口240多萬。在1928年蔓延綏遠全境的大旱災中，就有災民1498000多人，占統計人口總數的62%以上。
大災之下，尚有土匪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帶的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頭、黃河口等物資中轉之地，以劫掠過往，還聚眾圍攻五原、臨河兩縣，搶去糧食幾萬石。由於土匪肆虐，致使糧食無法從外地向災區周轉，災民的境況也更加淒慘。
佘太、東勝兩縣，方圓數百裏，人煙斷絕。遠處逃荒災民途經兩縣境內時，因無從覓食，多餓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繩索腰帶勒死，或全家十餘人同日自盡者，屢見不鮮。固陽全縣二萬餘人逃散十之七八。薩拉齊、托克托兩縣向為繁盛區域，但天災之下糧食難覓，饑餓難耐之下用來做腳力的牛馬駱駝也被烹食怠盡。還有災民因挖食田鼠、貓、犬而身染疫癘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樹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萬餘人。逃往甘肅、外蒙者約五六萬人。包頭為綏西重鎮，交通便利，災民聚集，不少青年婦女賣身求生，由火車載運而出，每日不下數百人，哭聲震地，慘不忍言。
繼28年嚴重旱災之後，29年綏遠又連續遭遇了地震、旱災、山洪、風霜等災害，災情之重，居華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歸綏西部地區連續發生兩次強烈地震，畢克齊、歸綏一帶損失嚴重，平綏鐵路為之中斷。而自28年開始的旱災卻仍在發展。饑餓之下，災民想盡辦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從鼠口中奪糧而食，卻因此引發了鼠疫。河套一帶的鹽堿地上生長的一種草名為傔蔥，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後會導致麵目腫脹，但就是這種有毒的草籽，身價也被饑民們抬高到每鬥8角。
旱災造成的惡果尚未結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綏遠又遭受了嚴重的水災，僅包頭一地就淹沒青苗700多頃，淤上等田地近800頃，衝沒住房7000餘間。此外，薩拉齊縣東南各村均為水淹，歸綏、托克托、涼城、興和、武川、陶林等縣又均遭水患。
水災未過，霜災又至。8月25、26兩日，綏遠東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糧損失嚴重。其中，受災最重之處為固陽、武川、陶林、興和、集寧等縣。集寧西經旗下營至歸綏一線，因兼被水災、霜凍，損失最為慘重。1929年12月，《時事月報》曾對此次霜災造成的損失有過大致統計：“武川、陶林、固陽所種秋禾，完全凍枯，顆粒未收，被災分數計在十分之六。豐鎮、涼城、東勝、大佘太各縣田禾，同時強半凍死。被災分數，計在十分之五。歸綏、托克托、薩拉齊、清水河等縣受凍，亦在十分之四。集寧則地多山田，被凍情形，尤較他縣為重。當此旱災甫過，水災未完，而又繼之霜災，不但夏收無望，即秋田所種之蕎麥、小糜、小麥，亦複枯萎殆盡。”
對於29年綏遠災情的酷烈，當年11月份的《時事月報》曾刊載過這樣的描述：“該處人民生計，至此已到山窮水盡之境，統計綏省人口約250萬，現在災民已達190萬，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屍，至食樹皮草根，在綏省不以為奇。前中央派員及各國傳教師曾先後調查，認該省災情之重，實居華北第一。”
連年天災人禍之下，災民生存艱難，綏遠的人口販賣之風也日盛一日，致使綏遠的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綏遠紅十字會調查稱：“所有土著災民，未能遠去，不得不茹苦忍痛，賣妻鬻女，以圖苟活……約計全省可達十萬口之多，為伶為娼者，觸目皆是。始以晉北各縣正式來娶，尚屬正當；嗣後大批為人販子販載而去，竟以輾轉牟利，甚至有先將已婦賣出，作為資本，攜資來販者。緣內地婦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災區所買，不過一百餘元足矣。加以有所謂人牙子者，從中架空操縱，而賣人之家所得不過數十元。並買得一婦，附帶幼女一、二口，有轉賣其女，而自得其婦者；有轉賣其婦，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歲之幼女，買到後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無辜被摧殘汙辱，誠天下之最傷心事。現在調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將來人口繁衍上，實受重大之影響也。”
29年災害的後果尚在延續，30年的災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報》登載《綏遠通信》說，因天氣奇寒，綏遠17縣幾日內，“凍餒而死者15000餘人”。
幾日內，竟凍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於天氣寒冷，但天氣之外，卻另有原因。一是連年荒災之後，糧食早已告罄，災民腹中能用草根、樹皮混個飽都成了奢望，身體對嚴寒的抵抗力近乎為零；二是災荒之後，生存都成問題，也就無力購買棉衣，多數災民都是鋪蓋著幾張破羊皮赤體而臥，沒有足夠的衣物、被褥禦寒；三是平綏路運費太重，煤價提高，災民們買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
李雲天語帶淒涼的介紹完綏遠災情後，又道：“師叔，這些年我們在山東也收留孤兒，救助災民，可我從沒想過綏遠這邊的災情會這樣慘重。用人間地獄來形容都不為過。”
趙振中聽後心中仿佛被壓了一塊沉重的巨石，朱慶瀾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樹皮都被剝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隻是沒想到災情比我想的更嚴重。那綏遠當局就絲毫不管嗎？”趙振中沉聲問道。
“綏遠那位李主席是什麽措施我不清楚，不過，我這兩天卻親眼見到在沿途幾個受災的縣城裏，警察和士兵與人販子和放高利貸的沆瀣一氣，一起大發難民財。而且我發現，一些縣城裏並非沒有糧食，隻是糧食被有權有勢者所掌控，趁此災難之機榨取更多的利益。”李雲天憤懣地說道，“看看從臘月到現在凍死的這些災民，再看看那些官員們吃喝照舊，我現在真的明白什麽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
“唉……閻錫山啊閻錫山，他就不擔心這樣會人心盡失麽？”朱慶瀾失望地搖了搖頭，沒有再多說。
“朱先生，象您這樣不為高官厚祿所誘惑，致力於救助災民的人，遍數中國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在那些大人物的眼裏，平民百姓不過是他們爭奪自身權益的砝碼而已，當權者口中叫嚷著民主，可又有幾個人願意真正的讓民眾當家作主？不說別的，就說去年國內災情嚴重時，南京政府和桂係、馮玉祥、唐生智等人一個個忙著打生打死，可曾有誰考慮過民眾利益？”趙振中歎道，“難怪司徒老哥他們信不過官府的人。”
災荒聯係著政治。一個政權的防災抗災能力，是其治國能力的重要標誌。而國民政府置災民在死亡線上掙紮於不顧，卻為了派係間的權力爭奪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國性災荒的事實，促使許多人認清了其真實麵目，從對它的幻想中覺醒過來。這些對國民政府有了清醒認識的人不僅僅包括國內的一些人，還包括一些國際人士。
1929年進入綏遠災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坦承“……在中國西北，我目擊數以千計的兒童死於饑荒。這場饑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這在我一生是一個覺醒點……”
讓斯諾感到吃驚的並不僅僅是災情，而是他在綏遠見到的災情背後的東西：“這一切還不足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然有一些有錢的人，囤積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貸的人和地主，他們由武裝警衛保護著，大發橫財。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些城市裏，官員們還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
“都是華夏子孫，我們在這亂世中盡自己的一份心力，能救多少是多少。”朱慶瀾拍拍趙振中的肩膀，“不可因一時激憤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
“我明白。”趙振中苦笑道，“隻是有關在綏遠這邊具體救助災民的事情，恐怕就要托付給朱先生了。山東那邊也有不少災民，加上還要在天津修建碼頭，組織糧食和救災物資運輸，以及為創辦實業的事情而忙碌，我可能無法在綏遠這邊待多長時間了。”
“趙先生放心，有我和華北慈善聯合會的諸位同仁在，肯定會把賑濟災民的事情做好。隻是，趙先生也要盡快把糧食等物資運過來。能早到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的性命。”朱慶瀾神情鄭重地說道。
“沒問題，我會抓緊的。”趙振中迴答完，又問李雲天：“這幾天收留了多少12歲以下的孤兒？”
李雲天搖搖頭，歎道：“我這兩天可沒見到什麽孤兒，這樣的災情，孤兒很難存活下來的。有時候甚至會成為他人口中的食物。”
趙振中一時無言，默然佇立。
“趙先生，你也不要太難過。”朱慶瀾寬慰道，“這樣吧，我們華北慈善聯合會幫你留心，要是有年歲小的孤兒，就先收留下，到時候再通知你來把他們帶走。”
趙振中想想自己實在無法在綏遠這邊待太長時間，便點頭同意道：“那就麻煩朱先生和慈善聯合會的各位先生了。”接著，從貼身的一個口袋中掏出一張支票遞給朱慶瀾：“這邊用錢的地方肯定不少，這4萬美元支票朱先生先收下，也好用來收留孤兒、救助災民。”
朱慶瀾接過支票後說道：“趙先生放心，我保證這每一分錢都用到災民身上。”
“中國的災民有很多，可朱先生這樣的人物卻隻有一位。”趙振中認真地說道，“在我看來，朱先生保重更重要。有您在，災民就會多一分希望。”
“嗬嗬，沒你說的那麽誇張。”朱慶瀾不以為意地笑道，“你放心，我這身體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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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境內，除河套一帶外，其他多數地方是沙漠，氣候寒燥，加上這個時代的開發建設又嚴重落後，其可謂民國時代的貧瘠之地。
從1919年開始，綏遠就頻繁發生水旱災害，加上兵禍匪患，民眾生活極苦。而將綏遠民眾推上死亡線的卻是從1928年開始的連續3年的嚴重旱災。
對於1928年綏遠旱災，《民國日報》曾在當年7月8日的報道這樣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澤，二麥無收，秋禾未種，赤地數千裏，竟無青草。”而《大公報》在當年7月、9月的報道中則稱“固陽、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縣，……戶口流離過半，綏垣、包頭兩處饑民鷹集，為數日見增加”，“全綏已處於絕糧之地”。饑餓之下，民眾甚至連牛馬糞便中的草籽都撿來入腹。
綏遠境內受災17縣，粗略統計有漢、蒙人口240多萬。在1928年蔓延綏遠全境的大旱災中，就有災民1498000多人，占統計人口總數的62%以上。
大災之下，尚有土匪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帶的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頭、黃河口等物資中轉之地，以劫掠過往，還聚眾圍攻五原、臨河兩縣，搶去糧食幾萬石。由於土匪肆虐，致使糧食無法從外地向災區周轉，災民的境況也更加淒慘。
佘太、東勝兩縣，方圓數百裏，人煙斷絕。遠處逃荒災民途經兩縣境內時，因無從覓食，多餓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繩索腰帶勒死，或全家十餘人同日自盡者，屢見不鮮。固陽全縣二萬餘人逃散十之七八。薩拉齊、托克托兩縣向為繁盛區域，但天災之下糧食難覓，饑餓難耐之下用來做腳力的牛馬駱駝也被烹食怠盡。還有災民因挖食田鼠、貓、犬而身染疫癘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樹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萬餘人。逃往甘肅、外蒙者約五六萬人。包頭為綏西重鎮，交通便利，災民聚集，不少青年婦女賣身求生，由火車載運而出，每日不下數百人，哭聲震地，慘不忍言。
繼28年嚴重旱災之後，29年綏遠又連續遭遇了地震、旱災、山洪、風霜等災害，災情之重，居華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歸綏西部地區連續發生兩次強烈地震，畢克齊、歸綏一帶損失嚴重，平綏鐵路為之中斷。而自28年開始的旱災卻仍在發展。饑餓之下，災民想盡辦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從鼠口中奪糧而食，卻因此引發了鼠疫。河套一帶的鹽堿地上生長的一種草名為傔蔥，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後會導致麵目腫脹，但就是這種有毒的草籽，身價也被饑民們抬高到每鬥8角。
旱災造成的惡果尚未結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綏遠又遭受了嚴重的水災，僅包頭一地就淹沒青苗700多頃，淤上等田地近800頃，衝沒住房7000餘間。此外，薩拉齊縣東南各村均為水淹，歸綏、托克托、涼城、興和、武川、陶林等縣又均遭水患。
水災未過，霜災又至。8月25、26兩日，綏遠東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糧損失嚴重。其中，受災最重之處為固陽、武川、陶林、興和、集寧等縣。集寧西經旗下營至歸綏一線，因兼被水災、霜凍，損失最為慘重。1929年12月，《時事月報》曾對此次霜災造成的損失有過大致統計：“武川、陶林、固陽所種秋禾，完全凍枯，顆粒未收，被災分數計在十分之六。豐鎮、涼城、東勝、大佘太各縣田禾，同時強半凍死。被災分數，計在十分之五。歸綏、托克托、薩拉齊、清水河等縣受凍，亦在十分之四。集寧則地多山田，被凍情形，尤較他縣為重。當此旱災甫過，水災未完，而又繼之霜災，不但夏收無望，即秋田所種之蕎麥、小糜、小麥，亦複枯萎殆盡。”
對於29年綏遠災情的酷烈，當年11月份的《時事月報》曾刊載過這樣的描述：“該處人民生計，至此已到山窮水盡之境，統計綏省人口約250萬，現在災民已達190萬，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屍，至食樹皮草根，在綏省不以為奇。前中央派員及各國傳教師曾先後調查，認該省災情之重，實居華北第一。”
連年天災人禍之下，災民生存艱難，綏遠的人口販賣之風也日盛一日，致使綏遠的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綏遠紅十字會調查稱：“所有土著災民，未能遠去，不得不茹苦忍痛，賣妻鬻女，以圖苟活……約計全省可達十萬口之多，為伶為娼者，觸目皆是。始以晉北各縣正式來娶，尚屬正當；嗣後大批為人販子販載而去，竟以輾轉牟利，甚至有先將已婦賣出，作為資本，攜資來販者。緣內地婦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災區所買，不過一百餘元足矣。加以有所謂人牙子者，從中架空操縱，而賣人之家所得不過數十元。並買得一婦，附帶幼女一、二口，有轉賣其女，而自得其婦者；有轉賣其婦，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歲之幼女，買到後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無辜被摧殘汙辱，誠天下之最傷心事。現在調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將來人口繁衍上，實受重大之影響也。”
29年災害的後果尚在延續，30年的災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報》登載《綏遠通信》說，因天氣奇寒，綏遠17縣幾日內，“凍餒而死者15000餘人”。
幾日內，竟凍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於天氣寒冷，但天氣之外，卻另有原因。一是連年荒災之後，糧食早已告罄，災民腹中能用草根、樹皮混個飽都成了奢望，身體對嚴寒的抵抗力近乎為零；二是災荒之後，生存都成問題，也就無力購買棉衣，多數災民都是鋪蓋著幾張破羊皮赤體而臥，沒有足夠的衣物、被褥禦寒；三是平綏路運費太重，煤價提高，災民們買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
李雲天語帶淒涼的介紹完綏遠災情後，又道：“師叔，這些年我們在山東也收留孤兒，救助災民，可我從沒想過綏遠這邊的災情會這樣慘重。用人間地獄來形容都不為過。”
趙振中聽後心中仿佛被壓了一塊沉重的巨石，朱慶瀾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樹皮都被剝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隻是沒想到災情比我想的更嚴重。那綏遠當局就絲毫不管嗎？”趙振中沉聲問道。
“綏遠那位李主席是什麽措施我不清楚，不過，我這兩天卻親眼見到在沿途幾個受災的縣城裏，警察和士兵與人販子和放高利貸的沆瀣一氣，一起大發難民財。而且我發現，一些縣城裏並非沒有糧食，隻是糧食被有權有勢者所掌控，趁此災難之機榨取更多的利益。”李雲天憤懣地說道，“看看從臘月到現在凍死的這些災民，再看看那些官員們吃喝照舊，我現在真的明白什麽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
“唉……閻錫山啊閻錫山，他就不擔心這樣會人心盡失麽？”朱慶瀾失望地搖了搖頭，沒有再多說。
“朱先生，象您這樣不為高官厚祿所誘惑，致力於救助災民的人，遍數中國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在那些大人物的眼裏，平民百姓不過是他們爭奪自身權益的砝碼而已，當權者口中叫嚷著民主，可又有幾個人願意真正的讓民眾當家作主？不說別的，就說去年國內災情嚴重時，南京政府和桂係、馮玉祥、唐生智等人一個個忙著打生打死，可曾有誰考慮過民眾利益？”趙振中歎道，“難怪司徒老哥他們信不過官府的人。”
災荒聯係著政治。一個政權的防災抗災能力，是其治國能力的重要標誌。而國民政府置災民在死亡線上掙紮於不顧，卻為了派係間的權力爭奪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國性災荒的事實，促使許多人認清了其真實麵目，從對它的幻想中覺醒過來。這些對國民政府有了清醒認識的人不僅僅包括國內的一些人，還包括一些國際人士。
1929年進入綏遠災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坦承“……在中國西北，我目擊數以千計的兒童死於饑荒。這場饑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這在我一生是一個覺醒點……”
讓斯諾感到吃驚的並不僅僅是災情，而是他在綏遠見到的災情背後的東西：“這一切還不足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然有一些有錢的人，囤積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貸的人和地主，他們由武裝警衛保護著，大發橫財。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些城市裏，官員們還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
“都是華夏子孫，我們在這亂世中盡自己的一份心力，能救多少是多少。”朱慶瀾拍拍趙振中的肩膀，“不可因一時激憤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
“我明白。”趙振中苦笑道，“隻是有關在綏遠這邊具體救助災民的事情，恐怕就要托付給朱先生了。山東那邊也有不少災民，加上還要在天津修建碼頭，組織糧食和救災物資運輸，以及為創辦實業的事情而忙碌，我可能無法在綏遠這邊待多長時間了。”
“趙先生放心，有我和華北慈善聯合會的諸位同仁在，肯定會把賑濟災民的事情做好。隻是，趙先生也要盡快把糧食等物資運過來。能早到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的性命。”朱慶瀾神情鄭重地說道。
“沒問題，我會抓緊的。”趙振中迴答完，又問李雲天：“這幾天收留了多少12歲以下的孤兒？”
李雲天搖搖頭，歎道：“我這兩天可沒見到什麽孤兒，這樣的災情，孤兒很難存活下來的。有時候甚至會成為他人口中的食物。”
趙振中一時無言，默然佇立。
“趙先生，你也不要太難過。”朱慶瀾寬慰道，“這樣吧，我們華北慈善聯合會幫你留心，要是有年歲小的孤兒，就先收留下，到時候再通知你來把他們帶走。”
趙振中想想自己實在無法在綏遠這邊待太長時間，便點頭同意道：“那就麻煩朱先生和慈善聯合會的各位先生了。”接著，從貼身的一個口袋中掏出一張支票遞給朱慶瀾：“這邊用錢的地方肯定不少，這4萬美元支票朱先生先收下，也好用來收留孤兒、救助災民。”
朱慶瀾接過支票後說道：“趙先生放心，我保證這每一分錢都用到災民身上。”
“中國的災民有很多，可朱先生這樣的人物卻隻有一位。”趙振中認真地說道，“在我看來，朱先生保重更重要。有您在，災民就會多一分希望。”
“嗬嗬，沒你說的那麽誇張。”朱慶瀾不以為意地笑道，“你放心，我這身體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