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怎麽來的?”

    暖爐熄滅了,耗盡了所有的硬幣。房間裏彌漫著潮濕的寒意,無所謂,他們不會久留。萊納發著抖,把自己裹進外套裏。安德烈慢吞吞地扣上襯衫紐扣,似乎沒有聽見萊納的問題,過了好幾分鍾才側過頭,往萊納的方向瞥了一眼。

    “什麽怎麽來的?”

    “你的疤痕。”

    安德烈隔著衣服摸了摸肋骨下方,好像自己也不確定傷疤還在不在原處。“彈片。”他簡短地迴答,“和這個同一天。”

    他摘下袖扣,捋起袖子,讓萊納看左手臂內側的另一道傷痕,更準確的說法是“一片”,不是“一道”,凹凸不平的燒灼痕跡。“我還是非常幸運的,隻有一點小傷。”他撫平衣袖,低下頭,重新固定袖扣,“那時候要丟掉整條手臂或者一隻腳,實在太容易了。”

    “在英國嗎?”

    “不,在德占區,在戰壕裏。”安德烈沒說清楚是哪裏的德占區,猶豫了一下,似乎想講更多,隨即打消了念頭,繼續擺弄袖扣。

    “痛嗎?”

    “當然,怎麽可能不?”安德烈衝萊納眨眨眼,戴上帽子,“但我不告訴別人。”

    他們下樓付了賬,沒有吃早餐就走了。還沒到八點,冰冷的乳白色霧氣在荒蕪的草地上飄蕩,時不時有一段籬笆或者半截煙囪從霧中出現,很快就隱沒了。安德烈低聲哼唱一首萊納不認識的歌,手指輕輕在方向盤上打節拍。萊納縮在副駕駛座上,雙手插在衣袋裏,希望它們能盡快暖起來。一頭牛突然從霧氣中出現,安德烈猛地踩下刹車,萊納及時抓住車門把手,免得在儀表板上磕穿腦袋。情報官按了按喇叭,那動物懶洋洋地咀嚼著,不為所動,連看都沒有看汽車一眼。兩人隻好下去了,又推又拉,牛像石雕一樣重,也和石雕一樣頑固,起碼花了四十分鍾,才把它哄騙到路邊去。霧氣已經散去了,但太陽並沒有出來,天空灰蒙蒙的。兩人迴到車裏,對視了一眼,不由得大笑起來,盡管萊納說不清楚這有什麽好笑的。

    安德烈沒有把他送到利滕貝格,大概在三個地鐵站外就靠邊停車,讓萊納下去。“安全原因”,很顯然,在柏林,一切都有危險,需要引用各種“安全原因”。萊納打開車門,安德烈叫了一聲他的名字,於是他轉過頭去,看著情報官。

    “別怕。我總是在看著你的,即使你見不到我也一樣。”

    萊納點點頭,關上車門。獨自穿過空蕩蕩的街道,向地鐵站走去。商店都沒開,他是唯一的行人。等看不見男孩的背影了,安德烈才發動汽車,緩慢退出橫街,轉了個彎,返迴西柏林。

    他這時候相信這場戲能蒙混過關嗎,也許不。相信萊納能全身而退嗎?估計也不。霍恩斯比逼他寫了一份緊急預案,以便情況危急時將麻雀從暴風眼裏揪出來。他們給每個“資產”都做這種預案,與其說未雨綢繆,不如說是為了安撫良心的官樣文章。你聽聽這個名詞,“資產”!資產意味著你們可以被交易和售賣,必要時一腳踢開。但預案還是有的,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這樣的東西,這讓他們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們所運營的疲憊島國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安德烈不相信良知,這是坐辦公室的人發明出來的又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路過勃蘭登堡門的時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戰爭留下的痕跡仍然明顯,火車站前麵的空地泥濘而荒涼。他後來很少談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過柏林,但我想他心裏很喜歡這個城市,這裏的人說著他母親的語言,聽起來像親眷,像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他也羨慕萊納,萊納無論如何是屬於東柏林的,而東柏林也屬於他,而安德烈卻永遠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魯-撒克遜養母之間做出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赫爾曼先生”和安德烈十分相似。他出生在德國,但精神上屬於俄羅斯。他比安德烈幸運的地方在於,有那麽三十多年的時間,他的故鄉和他的精神故鄉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這種運氣。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在克格勃的圈子裏,他也一直用這個表示親昵的俄語名字。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進的左翼人士嗎?一個是排版工人,一個是報紙編輯,納粹黨剛上台不久,他們就帶著兒子逃往莫斯科。他跟《明鏡》談過這件事,1994年,還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幾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媒體采訪。大標題,《你好,米卡》。那張軍情六處費盡心思也拍不到的臉,大方地印在內頁,彩色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親眼見過“赫爾曼先生”的西方情報人員,應該就隻有萊納,如果他能算得上情報人員的話。第二次和科裏亞見麵的時候,他一字不差地複述了安德烈精心編織的虛假信息:桌子上的無線電技術手冊,衣櫃裏神秘出現的信號兵製服,還有忽然上門拜訪安德烈的陌生人,穿著便服,但口音聽著像美國。

    與此同時,駐柏林美軍大張旗鼓地越洋運來雷達設備,在漢堡港卸貨,裝上火車送到柏林。安插在碼頭工人和鐵路搬運工之間的耳目同時向克格勃報告,美國船運來了大量疑似無線電收發設備的裝置,還有電纜、線圈和熒屏,種種跡象都明確指向雷達站。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們的反間處——往安德烈的文件夾裏加入了一個新的子文件夾:萊納·沃格爾,24歲,中學學曆,蘇聯使館的德語翻譯。與安德烈關係親密,目前處於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製之下。斯塔西給萊納的代號是“海倫”,八成是個故意的玩笑。

    一個陰鬱的周六早晨,有人敲響了萊納的門。鄰居大都已經搬到西柏林去了,這層樓隻剩下他和一個在商店當售貨員的女人。萊納瑟瑟發抖地從被子裏爬出來,套上毛衣,出去開門,以為是郵差,想把送不出的信暫存在他這裏。但門外不是郵差,是兩個板著臉的壯漢,沒穿製服,但從站姿看來就像士兵。他們給萊納五分鍾換“外出的衣服”,一前一後押送他下樓,塞進一輛運送果蔬的小貨車裏。

    貨廂壁沒有開口,萊納靠在冷冰冰的鐵板上,什麽都看不見,無助地隨著車的顛簸而晃動。他原先以為又要去見科裏亞,但車的行駛時間遠遠超過了去玻璃工藝品店的時間。大概二十分鍾之後,貨車的晃動變得更頻繁了,似乎開上了郊區小路。幾次轉彎之後,毫無預兆地停了下來,鐵栓哐當一響,貨廂門打開了,光線刺眼。一隻手把萊納拖了出去,推過狹小的花園,塞進客廳裏,門關上了。

    壁爐熊熊燃燒,從萊納站著的地方都能感覺到熱氣。一個人從搖椅上站起來,衝萊納微笑。這個人又瘦又高,令人聯想到發育不良的杉樹。臉色蒼白,好像長期挨餓,而且患有某種並不致命、卻不容忽視的寄生蟲病。他繞過沙發,過來和萊納握手,掌心意外地溫暖。

    “原諒我的下屬,沃格爾先生,我叮囑過他們,這不是逮捕,是邀請。他們沒聽進去。”陌生人聲音緩慢輕柔,沒有明顯的地方口音,年紀和安德烈相仿,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讓他看起來略微年輕一些,像個羞澀的文學院畢業生,“我的名字是赫爾曼,你見過我的朋友科裏亞了。”

    我知道你,你殺了我的哥哥。萊納點點頭:“你好。”

    “坐下,沃格爾先生,您冷透了。我給您準備了茶。”

    大塊鬆木在壁爐裏劈啪作響,暖意像厚毛毯一樣卷著萊納。他陷進沙發裏,看著那個吸血鬼似的斯塔西頭子把熱茶倒進瓷杯裏,捧著茶壺的手如同一隻扁平的灰白色蜘蛛。房子裏很安靜,似乎沒有別的活物住在這裏,一道樓梯往上通向陰影。

    “我一個人住在這裏。”赫爾曼說,顯然留意到了他的目光,萊納收迴視線,覺得有些尷尬,“郊外的空氣對我的肺有好處。”

    他把茶杯遞給萊納,後者接了過去,道謝。

    “我覺得有必要和您見麵,沃格爾先生,不僅僅是因為您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也因為接下來我會代替科裏亞,聽你的定期報告。”赫爾曼往茶裏加了一勺糖,然後再一勺,又是一勺,“所以,怎麽說呢,歡迎加入斯塔西,我們當然不會給你一個正式的職位,這可就太笨了,不是嗎?但你是我們的一員,我們總是細心照顧自己人。”

    萊納盯著茶水,吞咽了一下,“謝謝。”

    赫爾曼打量著他,輕輕放下勺子,右手手肘撐在沙發扶手上,支著下巴,“這曾經是我祖父母的房子。”

    “很舒適。”

    “你知道他們怎麽樣了嗎?”

    “不知道。”

    “希特勒青年團殺了他們,因為他們幫助猶太鄰居逃跑。那些狂熱的傻瓜也許隻是想‘教訓’一下我的祖父,不一定是預謀謀殺,他們用球棒打斷了祖父的手指,然後敲了他的後腦。如果有人把醫生叫來的話,也許他們都能活下去,但沒有人去叫醫生。”赫爾曼看了一眼門廳,也許那就是祖父倒下的地方,繼續用那種過分低柔的聲音說下去,萊納不得不集中精神才能聽清楚,“你也許聽說很多關於斯塔西的壞話。但是,沃格爾先生,我和斯塔西的使命,是防止類似的慘劇重演。不隻是在德國,而是全世界。東德目前還在蹣跚學步,但很快,所有人都會看見我們的榜樣,公平,安全,再也沒有暴君和狂熱分子。很困難的任務,我們無法自己完成,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來幫忙,沃格爾先生,好人,誠實的人。”

    這聽起來就像東德電台裏顛來倒去重複的陳詞濫調,但從赫爾曼嘴裏說出來異常真誠,萊納吞迴自己的意見,點了點頭。

    “你還要學很多東西,沃格爾先生。”

    “學什麽?”

    “一些安德烈不希望你學會的。”斯塔西的幽靈告訴他,“如何成為一個好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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