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從倫敦迴到柏林的時候，給“麻雀”帶了第二份禮物，一瓶威士忌，因為“有必要慶祝一下”。萊納接過酒杯，問他在慶祝什麽。
“不是我，是我們。”安德烈拔掉瓶塞，往萊納的寬口玻璃杯裏倒了一指高的酒，“我把你的事告訴了倫敦，他們很喜歡你。”
“真的嗎？”
“當然。”
這瓶酒不屬於在德國隨處可見的牌子，所以隻能在“閣樓”裏喝，不能讓萊納帶迴家。兩人碰杯，各自抿了一口。已經是晚上九點了，樓下的影廳在播放戰爭片，如果把耳朵貼在牆上，能聽清楚對白和背景音樂。萊納盤腿坐在地毯上，仔細觀察安德烈的臉。
“你好像不喜歡這部電影。”
“誰會喜歡讓人想起戰爭的電影呢？這聲音和人們躲在防空掩體裏聽到的轟炸聲差不多。”
“你參過軍？”
“和空軍一起到這裏來的。”安德烈像往常一樣提供了一個模棱兩可的迴答，往兩隻杯子裏都加了酒。電影也許進行到戰況激烈的部分了，一連串步槍的響聲，地板仿佛在他們腳下震顫起來。萊納把酒杯夾在手掌之間，讓它慢慢逆時針轉動。
“美國人丟的炸彈剛好落在我們住的那條街上。麵包店的克拉默一家都沒有逃出來。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他們了。”
“我很遺憾。”
“所以你之前是個飛行員。”
“地勤，隻負責讓飛機飛起來，至於它們去哪裏，我不太清楚。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麽不喜歡戰爭電影了嗎？”
“在空軍之前，你是從哪裏來的呢？”
“英國，不然還能是哪裏？”
“我也不知道，奧地利？你的口音聽起來很有趣。”
“不管我去哪裏，認識到什麽人，總會聽到這句話。”安德烈把手臂搭在椅背上，杯子裏的酒輕輕晃動，“母親在林茨長大，我猜我可以算半個奧地利人。”他聳聳肩，“但我從來沒去過奧地利。”
“你不想去林茨看看嗎？”
“有什麽必要？我不認識任何人，我母親認識的人應該都已經死了。”
萊納下意識想說“不一定”，馬上改變了主意，閉上嘴。戰爭過境的地方，死亡是不能質疑的，這也不是人們願意輕易提及的事情。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烈酒嚐起來像苔蘚、蜂蜜、煙霧和濕潤泥土，在他的胃裏點起溫暖的小小火焰。安德烈坐在唯一一張椅子上，看著他，沒有笑，但眼睛裏帶著笑意。情報官今晚看起來很放鬆，鬆開了領帶，袖子卷到手肘，外套歪斜著搭在椅背上，快要滑到地板上了。
“所以你的母親現在住在英國？”
“之前是的，現在她也已經去世了。”
萊納垂下目光，又喝了一口酒，低著頭，好像一隻被困在書架高處的貓咪，不知道該怎麽下去，哪個方向都不對，隻好僵在原地。安德烈離開椅子，到萊納旁邊坐下，把玻璃杯放在地板上，免得打翻。“不用覺得不好意思，已經過去好幾年了。”
“抱歉。漢斯以前也覺得我很煩人。”
“我不這麽覺得。”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也許你更應該去當個審訊官。”萊納又緊張起來，安德烈拍了拍他的背，“隻是開玩笑，沒關係，問吧。”
“你的其他‘小羊’，他們是怎樣的？”
“好奇還是嫉妒？”
“好奇。”
安德烈笑了笑，看不出來是什麽意思，也許沒有意思。樓下的放映廳傳來斯圖卡轟炸機標誌性的尖嘯聲，隔著水泥和木板，聽起來像漏風舊房子發出的怪聲。
“你們都很不一樣，我沒法給你一個籠統的描述。”情報官最終說道，側過頭，看著萊納，“醫生，機場地勤，家庭主婦，郵差，廚師，卡車司機，沒有什麽好比較的。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幫我打聽不同的消息。”
“你也和他們在這裏見麵嗎？”
“有些人我始終沒見過。”
萊納看著他，顯然感到意外，但沒有繼續問下去，也許是出於某種年輕人的自尊心。他把酒杯放到一邊，躺了下來，雙手搭在肚子上。安德烈低頭看他，這次露出了微笑，幫他撥開一綹卷發。
“我隻是覺得有點奇怪。”萊納低聲說，好像並不是要說給安德烈聽，“你從倫敦迴來之後，就沒有再讓我去做什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夠有用。”
“我很抱歉給你這樣的印象。”安德烈把手放在萊納的肩膀上，“你很特別，萊納，所以我不會輕易讓你去冒沒必要的險。我們的工作不像電影或者間諜小說，大多數時候都需要安靜守候，直到時機來臨，也許等三天，也許三年。想象成舞台劇，為了觀眾，我們一刻都不能脫離表演狀態，隻不過你要演的是你自己。”安德烈的手指劃過萊納的臉頰，“而且，你是一個計劃的關鍵部分，為了讓這個計劃成功，你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拿地圖已經非常危險了，類似的事我不會讓你做兩次。”
萊納坐了起來，“計劃是什麽？”
“合適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
“又一個秘密。”
“不是秘密，而是事情必須按部就班發生，不能打亂順序。拿起你的酒。”安德烈舉起自己的杯子，示意萊納也同樣做，“敬漢斯。”
樓下放映廳的喇叭傳出一段憂傷的音樂，戰爭又在黑白畫麵中結束了，燈光亮起，觀眾魚貫離開。明天晚上，等放映員把倒帶完畢的膠片塞進機器裏的時候，死去的人會再次站起來，再次步向同樣的結局。萊納和情報官碰了碰杯，在突如其來的寂靜中，玻璃相碰的聲音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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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漢斯。”
——
安德烈這一晚至少說了兩個謊。首先他不是地勤，是工程兵，戰後才和空軍沾上一點關係。第二，他的母親還活著，和繼父一起住在布裏斯托，經營著一家釣魚用品店，兩人都以為安德烈在渡輪公司工作，六處每年會以安德烈的名義給他們寄兩張渡輪折價券，維持這個假象。他聲稱母親已經過世，也許是為了拉近和萊納的關係，也可能是單純的保密需求，他仔細地分隔開羊群，不讓他們有見麵的機會，但萬一意外發生，這些小小的細節差異也能夠防止他們意識到牧羊人是同一個人。比如，麵對法語區線人的時候，他用“安托萬”這個名字，自稱來自科隆，或者米盧斯，取決於目標人物對地理的熟悉程度。另外一些時候他完全舍棄和歐洲大陸的聯係，扮演寡言少語的“哈特福德先生”，暗示自己和皇室有些關係，引誘一些愛慕虛榮的獵物，大部分是沙俄末期難民的孩子，在某間漏水的小公寓裏蹉跎，幻想著他們從未經曆過的貴族生活。
不過安德烈在奧地利這一點上說了實話，他的母親確實來自林茨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未知，當年母親乘船逃到英國之後，並沒有在登陸紙上填寫孩子父親的姓名。後來為安德烈登記入學的時候，她填的是自己的娘家姓，並且修改了拚法，去掉了德語的痕跡，當時很多歐陸難民都這麽做，套上一個英國化的姓名，匆匆擺脫舊生活的殘餘。
於是，這位被英國收養的牧羊人，離開“閣樓”之後並沒有迴家，又去了奧林匹克體育館。六處後來撤出柏林的時候按程序銷毀了所有文件，但倫敦還保存著副本，因此今天還能讀到安德烈在1953年那個春末夜晚發出的電報。從發送時間看來，安德烈在辦公室至少待到淩晨四點，撰寫詳細的報告，詳細報告他和麻雀的對話，評估麻雀的“精神狀態”。他寫道，“麻雀顯得局促不安，但該線人性格如此。本次見麵未見異常。”
如果說麻雀天生緊張的話，那接下來的兩個月裏他隻會更緊張。自從克裏姆林宮的著名住戶去世之後，使館與莫斯科的通訊陡然增加，而且包含大量不允許當地德國雇員經手的加密電報。這本身並不是什麽特別有價值的信息，讓六處感興趣的是，萊納提到蘇聯人對東德政府態度冷淡，甚至有指責他們加劇事態的意思。烏布利希對國有化的偏執既激怒了德國人，也激怒了莫斯科，從東柏林到德累斯頓，從工廠到碼頭都在隱隱沸騰，傳言會有大罷工，過了一會又傳言說美國人要接管東柏林了，也有人說是蘇聯人要接管西柏林了，又說坦克都已經到了柏林市郊，不知道該聽哪一個故事。
“我應該擔心嗎？”萊納問，他的公寓裏沒有安裝電話，每次都要騎著自行車找一個不同的公共電話亭。
“應該還不用。”安德烈告訴他，“繼續觀察。我們都在盯著這件事。”
下一次碰頭定在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六月初。既然“麻雀”目前隻能執行觀察任務，沒必要頻繁見麵。事實上，連見麵也不需要了，安德烈會在6月10日13點37分給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他從來不約整點，免得反間人員找出規律。響鈴四次之後沒有人接聽或者接聽者不是萊納，會麵宣告取消。
6月10日這天，萊納準時接聽了電話，把打聽來的零碎消息告訴安德烈，蘇聯人據說想“切斷”東西柏林，沒說具體要怎麽做。從來沒有人能切開一座城市，也許隻是一個誇張的比喻。這消息是翻譯從秘書那裏聽來的，秘書又聽另一個秘書說的，這第二位秘書在門外聽見了大使和一個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員聊天，這個傳播鏈本身就不特別可靠。
情報官和線人約定一周之後再聯絡，去另一個電話亭。然而到了6月16日，傳言已久的罷工開始了，而且一夜過去之後人數翻倍。萊納沒有接聽電話，安德烈每隔十分鍾打一次，到中午就放棄了。去往東柏林的所有公共交通已經全部被切斷，他拿起帽子和外套，打算步行到東柏林去，但還沒走下樓就被發報員叫住了。駐紮在弗倫街上的美國人發來了電報，隻允許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閱。
裏麵的消息其實沒必要保密，再過幾分鍾，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見發生了什麽。蘇聯的t-34轟隆作響地開進了東柏林，在十一點的太陽下，一整隊龐大的鋼鐵怪物。我不想說後麵的事了，總是讓我不舒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安德烈對這天的迴憶是什麽，但萊納記得最清楚的不是槍聲，而是寂靜，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靜，一些人不能發出聲音，剩下的不敢發出聲音。
“不是我，是我們。”安德烈拔掉瓶塞，往萊納的寬口玻璃杯裏倒了一指高的酒，“我把你的事告訴了倫敦，他們很喜歡你。”
“真的嗎？”
“當然。”
這瓶酒不屬於在德國隨處可見的牌子，所以隻能在“閣樓”裏喝，不能讓萊納帶迴家。兩人碰杯，各自抿了一口。已經是晚上九點了，樓下的影廳在播放戰爭片，如果把耳朵貼在牆上，能聽清楚對白和背景音樂。萊納盤腿坐在地毯上，仔細觀察安德烈的臉。
“你好像不喜歡這部電影。”
“誰會喜歡讓人想起戰爭的電影呢？這聲音和人們躲在防空掩體裏聽到的轟炸聲差不多。”
“你參過軍？”
“和空軍一起到這裏來的。”安德烈像往常一樣提供了一個模棱兩可的迴答，往兩隻杯子裏都加了酒。電影也許進行到戰況激烈的部分了，一連串步槍的響聲，地板仿佛在他們腳下震顫起來。萊納把酒杯夾在手掌之間，讓它慢慢逆時針轉動。
“美國人丟的炸彈剛好落在我們住的那條街上。麵包店的克拉默一家都沒有逃出來。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他們了。”
“我很遺憾。”
“所以你之前是個飛行員。”
“地勤，隻負責讓飛機飛起來，至於它們去哪裏，我不太清楚。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麽不喜歡戰爭電影了嗎？”
“在空軍之前，你是從哪裏來的呢？”
“英國，不然還能是哪裏？”
“我也不知道，奧地利？你的口音聽起來很有趣。”
“不管我去哪裏，認識到什麽人，總會聽到這句話。”安德烈把手臂搭在椅背上，杯子裏的酒輕輕晃動，“母親在林茨長大，我猜我可以算半個奧地利人。”他聳聳肩，“但我從來沒去過奧地利。”
“你不想去林茨看看嗎？”
“有什麽必要？我不認識任何人，我母親認識的人應該都已經死了。”
萊納下意識想說“不一定”，馬上改變了主意，閉上嘴。戰爭過境的地方，死亡是不能質疑的，這也不是人們願意輕易提及的事情。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烈酒嚐起來像苔蘚、蜂蜜、煙霧和濕潤泥土，在他的胃裏點起溫暖的小小火焰。安德烈坐在唯一一張椅子上，看著他，沒有笑，但眼睛裏帶著笑意。情報官今晚看起來很放鬆，鬆開了領帶，袖子卷到手肘，外套歪斜著搭在椅背上，快要滑到地板上了。
“所以你的母親現在住在英國？”
“之前是的，現在她也已經去世了。”
萊納垂下目光，又喝了一口酒，低著頭，好像一隻被困在書架高處的貓咪，不知道該怎麽下去，哪個方向都不對，隻好僵在原地。安德烈離開椅子，到萊納旁邊坐下，把玻璃杯放在地板上，免得打翻。“不用覺得不好意思，已經過去好幾年了。”
“抱歉。漢斯以前也覺得我很煩人。”
“我不這麽覺得。”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也許你更應該去當個審訊官。”萊納又緊張起來，安德烈拍了拍他的背，“隻是開玩笑，沒關係，問吧。”
“你的其他‘小羊’，他們是怎樣的？”
“好奇還是嫉妒？”
“好奇。”
安德烈笑了笑，看不出來是什麽意思，也許沒有意思。樓下的放映廳傳來斯圖卡轟炸機標誌性的尖嘯聲，隔著水泥和木板，聽起來像漏風舊房子發出的怪聲。
“你們都很不一樣，我沒法給你一個籠統的描述。”情報官最終說道，側過頭，看著萊納，“醫生，機場地勤，家庭主婦，郵差，廚師，卡車司機，沒有什麽好比較的。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幫我打聽不同的消息。”
“你也和他們在這裏見麵嗎？”
“有些人我始終沒見過。”
萊納看著他，顯然感到意外，但沒有繼續問下去，也許是出於某種年輕人的自尊心。他把酒杯放到一邊，躺了下來，雙手搭在肚子上。安德烈低頭看他，這次露出了微笑，幫他撥開一綹卷發。
“我隻是覺得有點奇怪。”萊納低聲說，好像並不是要說給安德烈聽，“你從倫敦迴來之後，就沒有再讓我去做什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夠有用。”
“我很抱歉給你這樣的印象。”安德烈把手放在萊納的肩膀上，“你很特別，萊納，所以我不會輕易讓你去冒沒必要的險。我們的工作不像電影或者間諜小說，大多數時候都需要安靜守候，直到時機來臨，也許等三天，也許三年。想象成舞台劇，為了觀眾，我們一刻都不能脫離表演狀態，隻不過你要演的是你自己。”安德烈的手指劃過萊納的臉頰，“而且，你是一個計劃的關鍵部分，為了讓這個計劃成功，你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拿地圖已經非常危險了，類似的事我不會讓你做兩次。”
萊納坐了起來，“計劃是什麽？”
“合適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
“又一個秘密。”
“不是秘密，而是事情必須按部就班發生，不能打亂順序。拿起你的酒。”安德烈舉起自己的杯子，示意萊納也同樣做，“敬漢斯。”
樓下放映廳的喇叭傳出一段憂傷的音樂，戰爭又在黑白畫麵中結束了，燈光亮起，觀眾魚貫離開。明天晚上，等放映員把倒帶完畢的膠片塞進機器裏的時候，死去的人會再次站起來，再次步向同樣的結局。萊納和情報官碰了碰杯，在突如其來的寂靜中，玻璃相碰的聲音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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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漢斯。”
——
安德烈這一晚至少說了兩個謊。首先他不是地勤，是工程兵，戰後才和空軍沾上一點關係。第二，他的母親還活著，和繼父一起住在布裏斯托，經營著一家釣魚用品店，兩人都以為安德烈在渡輪公司工作，六處每年會以安德烈的名義給他們寄兩張渡輪折價券，維持這個假象。他聲稱母親已經過世，也許是為了拉近和萊納的關係，也可能是單純的保密需求，他仔細地分隔開羊群，不讓他們有見麵的機會，但萬一意外發生，這些小小的細節差異也能夠防止他們意識到牧羊人是同一個人。比如，麵對法語區線人的時候，他用“安托萬”這個名字，自稱來自科隆，或者米盧斯，取決於目標人物對地理的熟悉程度。另外一些時候他完全舍棄和歐洲大陸的聯係，扮演寡言少語的“哈特福德先生”，暗示自己和皇室有些關係，引誘一些愛慕虛榮的獵物，大部分是沙俄末期難民的孩子，在某間漏水的小公寓裏蹉跎，幻想著他們從未經曆過的貴族生活。
不過安德烈在奧地利這一點上說了實話，他的母親確實來自林茨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未知，當年母親乘船逃到英國之後，並沒有在登陸紙上填寫孩子父親的姓名。後來為安德烈登記入學的時候，她填的是自己的娘家姓，並且修改了拚法，去掉了德語的痕跡，當時很多歐陸難民都這麽做，套上一個英國化的姓名，匆匆擺脫舊生活的殘餘。
於是，這位被英國收養的牧羊人，離開“閣樓”之後並沒有迴家，又去了奧林匹克體育館。六處後來撤出柏林的時候按程序銷毀了所有文件，但倫敦還保存著副本，因此今天還能讀到安德烈在1953年那個春末夜晚發出的電報。從發送時間看來，安德烈在辦公室至少待到淩晨四點，撰寫詳細的報告，詳細報告他和麻雀的對話，評估麻雀的“精神狀態”。他寫道，“麻雀顯得局促不安，但該線人性格如此。本次見麵未見異常。”
如果說麻雀天生緊張的話，那接下來的兩個月裏他隻會更緊張。自從克裏姆林宮的著名住戶去世之後，使館與莫斯科的通訊陡然增加，而且包含大量不允許當地德國雇員經手的加密電報。這本身並不是什麽特別有價值的信息，讓六處感興趣的是，萊納提到蘇聯人對東德政府態度冷淡，甚至有指責他們加劇事態的意思。烏布利希對國有化的偏執既激怒了德國人，也激怒了莫斯科，從東柏林到德累斯頓，從工廠到碼頭都在隱隱沸騰，傳言會有大罷工，過了一會又傳言說美國人要接管東柏林了，也有人說是蘇聯人要接管西柏林了，又說坦克都已經到了柏林市郊，不知道該聽哪一個故事。
“我應該擔心嗎？”萊納問，他的公寓裏沒有安裝電話，每次都要騎著自行車找一個不同的公共電話亭。
“應該還不用。”安德烈告訴他，“繼續觀察。我們都在盯著這件事。”
下一次碰頭定在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六月初。既然“麻雀”目前隻能執行觀察任務，沒必要頻繁見麵。事實上，連見麵也不需要了，安德烈會在6月10日13點37分給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他從來不約整點，免得反間人員找出規律。響鈴四次之後沒有人接聽或者接聽者不是萊納，會麵宣告取消。
6月10日這天，萊納準時接聽了電話，把打聽來的零碎消息告訴安德烈，蘇聯人據說想“切斷”東西柏林，沒說具體要怎麽做。從來沒有人能切開一座城市，也許隻是一個誇張的比喻。這消息是翻譯從秘書那裏聽來的，秘書又聽另一個秘書說的，這第二位秘書在門外聽見了大使和一個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員聊天，這個傳播鏈本身就不特別可靠。
情報官和線人約定一周之後再聯絡，去另一個電話亭。然而到了6月16日，傳言已久的罷工開始了，而且一夜過去之後人數翻倍。萊納沒有接聽電話，安德烈每隔十分鍾打一次，到中午就放棄了。去往東柏林的所有公共交通已經全部被切斷，他拿起帽子和外套，打算步行到東柏林去，但還沒走下樓就被發報員叫住了。駐紮在弗倫街上的美國人發來了電報，隻允許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閱。
裏麵的消息其實沒必要保密，再過幾分鍾，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見發生了什麽。蘇聯的t-34轟隆作響地開進了東柏林，在十一點的太陽下，一整隊龐大的鋼鐵怪物。我不想說後麵的事了，總是讓我不舒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安德烈對這天的迴憶是什麽，但萊納記得最清楚的不是槍聲，而是寂靜，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靜，一些人不能發出聲音，剩下的不敢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