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普通老百姓的夥食水準每月也就10-20元左右，父親在押期間基本就和連隊戰士的一樣。由於牙都掉的差不多了，許多菜和肉類不能吃，那麽多錢都用到哪裏去了？但也有特例。有時三伏天突然買來一隻北京填鴨說是給父親改善生活。哪時也沒有冰箱，一頓吃不完第二天就變味了。父親提醒他們：牙不好，以後這些不好消化的東西就別買了，得到的卻是一頓冷嘲熱諷。關押期間本身活動就少，加上吃了這些不新鮮、不好消化的東西，不是拉肚子就是長期肚子漲氣，消化係統一直不好，這也為父親晚年的胰腺癌埋下了伏筆。
父親的問題還株連到一大批軍隊幹部。廣州軍區執行粵東作戰等任務是通過總參作戰部下達的，廣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幹係，許多幹部至今都還背著沉重的包袱。特別是總參作戰部“防突辦”的同誌，有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強迫上了測謊器，受盡折磨、屈辱和摧殘。
因父親問題，家裏受到嚴重株連。母親長期被單位隔離、批鬥。我們兄妹四人被部隊清除。畢業於清華電子係的大哥剛入學就被告之畢業後將分配到海軍雷達兵部。畢業時正趕上父親出事，被送迴原部隊後不予安排，先是部隊農場做飯餵豬，隨後做復員處理。在空軍當雷達排長的二哥復員後被安排到廣州郊區石井的一個小煤窯工作。。
我和妹妹同在一個部隊（陸軍124師），那裏已沒有我們立錐之地。盡管部隊領導都曾是父親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麵前，他們最多也隻能表示同情。更多的人，特別是政工幹部，即使過去對我們很主動，這時見麵也恍如隔世，一臉舊社會。
從領導跟我的談話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談行動受到跟蹤監視。開始不讓我在戰鬥連隊呆了，說是那裏有軍事機密，我被發配到師教導隊（那時我這一類人在復員前大都放在那裏）。好在教導隊裏除主要領導外，其他幹部多多少少有點缺陷，不是家裏成分不好，就是犯點小錯誤，與我同病相憐，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無事。
部隊是無法留我們這種人了，妹妹不是幹部很快就被處理了。我復員正趕上“批林批孔”，在機關安排工作想都別想，連廣州的工廠都拒不接收我們這些“問題子弟”，最後，隻能去廣東花縣與從化縣交界的，一個叫百步梯的山溝小廠當工人。
其實迴到地方也不太平。說實話，我們這些從小在部隊裏長大的孩子，家裏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盡管部隊一些幹部對我們有所防範，保持距離，但不至於撕破臉，多少還能得到些許的“保護”。迴到地方可不一樣了，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世態炎涼，領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於我和妹妹從部隊復員得早，在工作單位，盡管我們的言行舉止已經小心再小心，由於是“問題子女”，每逢“運動”來了還免不了受到“關照”。廣東地區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九?一三”事件以後的揭、批、查工作中分外地下工夫。甚至連子女也不放過。由於“運動”的重壓，妹妹已多年未犯的哮喘病復發了，病重時嘴唇憋得烏青，連下床的氣力都沒有。由於我們兄弟幾個都被分到遠郊工作，根本迴不來，隻能靠單位裏一位極富同情心的陸同誌的照應。妹妹病成這樣，單位裏某些領導趁人之危想占便宜。我們哥兒幾個原本想把那傢夥揍一頓，但在那樣的境況下，又怕惹出麻煩來。被逼無奈，也為保護妹妹，盡管我們已經復員，還是穿上軍裝冒充“現役軍人”，到妹妹單位去“威懾”了一番。
我在那個山區小工廠裏，粉碎“四人幫”後還被作為壞分子來批判。緣由是：我的生產班組長王常富因政治學習走火入魔，說話偏激而得罪了領導。原本處事低調的我不僅不揭發，還和班組裏其他工人一樣裝傻充愣不知道。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對政治運動的反感！我認為一個基層工人思想覺悟有問題領導可以批評教育，與“四人幫”能有多大幹係？我不願落井下石。但我屬“問題子女”，在大是大非麵前沒有態度，不整你整誰！
兒時聽老人講古，有龍生九子的故事。其七子狴犴生性嗜血，隻要聞到血腥就會興奮起來。多年的政治運動在我們隊伍中造就了一批狴犴似的人物，他們的政治態度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永遠是運動的引領者。他們以整人為業，並善於利用運動，為運動推波助瀾。盡管他們不是每個人都發了跡，但起碼感覺運動很“受用”。黨的“階級鬥爭”理論被他們在社會實踐中演繹得出神入化，淋漓盡致。當他們看到被自己修理的對手喪失自尊，血淋淋地屈辱於自己胯下時，會莫名其妙地產生一種狴犴似的愉悅和滿足。
1971年冬天，總參服務處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裏猶如冰窖，母親在屋裏還要穿棉鞋。母親是地方幹部，理應享有煤火費用。父親在位時因為有領導待遇，母親從來沒有領取過。現在沒有待遇了，母親按規定去領取煤火費，一商局“支左”的軍代表一改過去阿諛麵孔，板著臉說：“不給！迴去多蓋兩床被子。”好在父親過去的炊事員老穆為母親搞來蜂窩煤爐子，才使屋裏有了一絲暖意。由於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員，煤爐子白天無人照管，母親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後還要辦班交待父親的問題，往往迴到家都過了十點，上班前封好的煤爐子早已熄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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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問題還株連到一大批軍隊幹部。廣州軍區執行粵東作戰等任務是通過總參作戰部下達的，廣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幹係，許多幹部至今都還背著沉重的包袱。特別是總參作戰部“防突辦”的同誌，有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強迫上了測謊器，受盡折磨、屈辱和摧殘。
因父親問題，家裏受到嚴重株連。母親長期被單位隔離、批鬥。我們兄妹四人被部隊清除。畢業於清華電子係的大哥剛入學就被告之畢業後將分配到海軍雷達兵部。畢業時正趕上父親出事，被送迴原部隊後不予安排，先是部隊農場做飯餵豬，隨後做復員處理。在空軍當雷達排長的二哥復員後被安排到廣州郊區石井的一個小煤窯工作。。
我和妹妹同在一個部隊（陸軍124師），那裏已沒有我們立錐之地。盡管部隊領導都曾是父親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麵前，他們最多也隻能表示同情。更多的人，特別是政工幹部，即使過去對我們很主動，這時見麵也恍如隔世，一臉舊社會。
從領導跟我的談話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談行動受到跟蹤監視。開始不讓我在戰鬥連隊呆了，說是那裏有軍事機密，我被發配到師教導隊（那時我這一類人在復員前大都放在那裏）。好在教導隊裏除主要領導外，其他幹部多多少少有點缺陷，不是家裏成分不好，就是犯點小錯誤，與我同病相憐，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無事。
部隊是無法留我們這種人了，妹妹不是幹部很快就被處理了。我復員正趕上“批林批孔”，在機關安排工作想都別想，連廣州的工廠都拒不接收我們這些“問題子弟”，最後，隻能去廣東花縣與從化縣交界的，一個叫百步梯的山溝小廠當工人。
其實迴到地方也不太平。說實話，我們這些從小在部隊裏長大的孩子，家裏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盡管部隊一些幹部對我們有所防範，保持距離，但不至於撕破臉，多少還能得到些許的“保護”。迴到地方可不一樣了，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世態炎涼，領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於我和妹妹從部隊復員得早，在工作單位，盡管我們的言行舉止已經小心再小心，由於是“問題子女”，每逢“運動”來了還免不了受到“關照”。廣東地區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九?一三”事件以後的揭、批、查工作中分外地下工夫。甚至連子女也不放過。由於“運動”的重壓，妹妹已多年未犯的哮喘病復發了，病重時嘴唇憋得烏青，連下床的氣力都沒有。由於我們兄弟幾個都被分到遠郊工作，根本迴不來，隻能靠單位裏一位極富同情心的陸同誌的照應。妹妹病成這樣，單位裏某些領導趁人之危想占便宜。我們哥兒幾個原本想把那傢夥揍一頓，但在那樣的境況下，又怕惹出麻煩來。被逼無奈，也為保護妹妹，盡管我們已經復員，還是穿上軍裝冒充“現役軍人”，到妹妹單位去“威懾”了一番。
我在那個山區小工廠裏，粉碎“四人幫”後還被作為壞分子來批判。緣由是：我的生產班組長王常富因政治學習走火入魔，說話偏激而得罪了領導。原本處事低調的我不僅不揭發，還和班組裏其他工人一樣裝傻充愣不知道。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對政治運動的反感！我認為一個基層工人思想覺悟有問題領導可以批評教育，與“四人幫”能有多大幹係？我不願落井下石。但我屬“問題子女”，在大是大非麵前沒有態度，不整你整誰！
兒時聽老人講古，有龍生九子的故事。其七子狴犴生性嗜血，隻要聞到血腥就會興奮起來。多年的政治運動在我們隊伍中造就了一批狴犴似的人物，他們的政治態度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永遠是運動的引領者。他們以整人為業，並善於利用運動，為運動推波助瀾。盡管他們不是每個人都發了跡，但起碼感覺運動很“受用”。黨的“階級鬥爭”理論被他們在社會實踐中演繹得出神入化，淋漓盡致。當他們看到被自己修理的對手喪失自尊，血淋淋地屈辱於自己胯下時，會莫名其妙地產生一種狴犴似的愉悅和滿足。
1971年冬天，總參服務處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裏猶如冰窖，母親在屋裏還要穿棉鞋。母親是地方幹部，理應享有煤火費用。父親在位時因為有領導待遇，母親從來沒有領取過。現在沒有待遇了，母親按規定去領取煤火費，一商局“支左”的軍代表一改過去阿諛麵孔，板著臉說：“不給！迴去多蓋兩床被子。”好在父親過去的炊事員老穆為母親搞來蜂窩煤爐子，才使屋裏有了一絲暖意。由於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員，煤爐子白天無人照管，母親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後還要辦班交待父親的問題，往往迴到家都過了十點，上班前封好的煤爐子早已熄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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