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穩定廣州局勢，1967年初周恩來和康生到了廣東聽取“中央文革”派駐廣州聯絡員的匯報，隨後周恩來在廣州珠江賓館召集廣州兩大派主要領導人開座談會（廣州紅旗派以學生為主，東風派以工人和農民為主）。在“中央文革”的壓力下，會議宣布紅旗派是左派，東風派偏於保守。其結果適得其反，會後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東風派情緒激動，認定是廣州軍區向總理做了有傾向性的匯報，集中了萬餘人到軍區靜坐，討個說法。一時間，廣州地區派性衝突加劇。省革委會派父親到北京京西賓館找周總理匯報，希望總理給東風派摘帽，但由於戚本禹堅決反對而作罷。廣東地區“支左”部隊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廣東地處邊防，每年有春秋兩季出口商品交易會，這在當時封閉的中國無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央要求廣東既要搞運動，又要保障交易會不出問題。為此，1967年6月，廣東在全國率先成立了軍事管製委員會，“軍管會”主任黃永勝，副主任有抗戰期間曾給周恩來當過秘書的孔石泉，父親也是副主任之一。實際上“軍管會”也控製不了局勢，由於“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軍管會”多次受到衝擊，隻能勉強維持運轉。
那時廣州地區很亂，造反派衝擊部隊，搶截軍火，武鬥頻頻發生。為了製止武鬥，每次發生武鬥時，“軍管會”要求“支左”部隊要迅速插入武鬥的兩派中間將其隔離，避免事態擴大。而且要求部隊赤手空拳，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因此傷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經服役的部隊裏一個叫林進海的幹部，就是為保護戰士不受傷害，奮不顧身撲向造反派投來的手榴彈而犧牲的。
在處理上述情況時，由於作戰部門要直接調動部隊，為了及時了解掌握部隊動態，父親經常要到第一線指揮。有時他的指揮位置就在軍用大卡車上，卡車在流彈橫飛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車廂中間，周圍圍著一圈戰士。子彈又沒長眼，誰知道哪顆流彈會跳過人牆傷到他。這些經歷父親從來不曾與家人說過，是在很久以後的90年代，一位當年與父親共事的參謀人員無意中提起的。父親這樣做，可能是怕家人擔心，也可能認為那是一種軍人的責任！隻要國家需要，無論理解還是不理解，軍人都應沖在前麵。
“中央文革”將兩大派頭頭調到北京解決問題，形勢稍有緩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員會，情況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蘇發生珍寶島衝突。5月父親調軍委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1970年4月作戰部長由王夫芝接任）父親深知京官難當，採取了一種自我封閉的方式對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對總參內部“文革”中發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態，而且不串門、不走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甚至連林彪、黃永勝家放電影時誠邀老部下參加，他不僅自己從來不去，也不讓母親和妹妹參加。為此，一些父親過去的老上級很有意見，認為父親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領導。
父親曾跟我說過，軍隊是個講究資歷的地方，那時總參許多一級部的領導都是老資格的將軍。自己的資歷和能力是無法與這些老同誌相比擬的。新的環境，更廣闊的工作範圍，更高的工作要求，父親深感能力不及，壓力很大。雖兢兢業業，也隻能被動應付，他夾著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戰備工作中去。
迴顧建國後的歷史，從新中國建立之日起，特別是經過韓戰，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主要敵對國家，一切戰備行動也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但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先是將蘇聯與美國並列，隨後蘇聯取代了原來美國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說自明。
在侵朝戰爭中失敗又陷入越南戰爭泥潭後，美國對中國這個對手的力量已經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尼克森上台後，對華政策略有了明顯改變跡象，更何況中美之間隔著浩瀚的太平洋，美國要想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絕非易事；而中蘇關係和戰略則發生了變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後期兩國由意識形態分歧和兩黨之間的論戰發展到軍事對抗，使我黨深深感到，蘇聯的對外政策帶有很大的危險性；中蘇之間有著綿長的邊界線，一旦發生戰爭，的確存在巨大安全隱患。
凡是現在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更加堅信修正主義不但具有同帝國主義一樣的擴張性和掠奪性，而且還多了一層欺騙性。由於地理位置毗鄰和意識形態方麵長期爭論，中國領導層逐漸感到蘇聯是最現實最危險的敵人，是新的戰爭策源地，當時的戰備工作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中蘇關係歷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劍拔弩張形容當時的情形一點兒也不過分。由於蘇方多次在中蘇邊界製造事端，由拳腳棍棒相加發展到打死打傷我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邊民和執行巡邏任務的邊防軍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這年3月，我邊防部隊在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烏蘇裏江的珍寶島進行了自衛還擊。盡管蘇軍的武器裝備占優，卻被嚴陣以待、士氣高昂的中國邊防部隊打得丟盔卸甲，大失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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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處邊防，每年有春秋兩季出口商品交易會，這在當時封閉的中國無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央要求廣東既要搞運動，又要保障交易會不出問題。為此，1967年6月，廣東在全國率先成立了軍事管製委員會，“軍管會”主任黃永勝，副主任有抗戰期間曾給周恩來當過秘書的孔石泉，父親也是副主任之一。實際上“軍管會”也控製不了局勢，由於“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軍管會”多次受到衝擊，隻能勉強維持運轉。
那時廣州地區很亂，造反派衝擊部隊，搶截軍火，武鬥頻頻發生。為了製止武鬥，每次發生武鬥時，“軍管會”要求“支左”部隊要迅速插入武鬥的兩派中間將其隔離，避免事態擴大。而且要求部隊赤手空拳，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因此傷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經服役的部隊裏一個叫林進海的幹部，就是為保護戰士不受傷害，奮不顧身撲向造反派投來的手榴彈而犧牲的。
在處理上述情況時，由於作戰部門要直接調動部隊，為了及時了解掌握部隊動態，父親經常要到第一線指揮。有時他的指揮位置就在軍用大卡車上，卡車在流彈橫飛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車廂中間，周圍圍著一圈戰士。子彈又沒長眼，誰知道哪顆流彈會跳過人牆傷到他。這些經歷父親從來不曾與家人說過，是在很久以後的90年代，一位當年與父親共事的參謀人員無意中提起的。父親這樣做，可能是怕家人擔心，也可能認為那是一種軍人的責任！隻要國家需要，無論理解還是不理解，軍人都應沖在前麵。
“中央文革”將兩大派頭頭調到北京解決問題，形勢稍有緩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員會，情況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蘇發生珍寶島衝突。5月父親調軍委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1970年4月作戰部長由王夫芝接任）父親深知京官難當，採取了一種自我封閉的方式對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對總參內部“文革”中發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態，而且不串門、不走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甚至連林彪、黃永勝家放電影時誠邀老部下參加，他不僅自己從來不去，也不讓母親和妹妹參加。為此，一些父親過去的老上級很有意見，認為父親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領導。
父親曾跟我說過，軍隊是個講究資歷的地方，那時總參許多一級部的領導都是老資格的將軍。自己的資歷和能力是無法與這些老同誌相比擬的。新的環境，更廣闊的工作範圍，更高的工作要求，父親深感能力不及，壓力很大。雖兢兢業業，也隻能被動應付，他夾著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戰備工作中去。
迴顧建國後的歷史，從新中國建立之日起，特別是經過韓戰，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主要敵對國家，一切戰備行動也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但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先是將蘇聯與美國並列，隨後蘇聯取代了原來美國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說自明。
在侵朝戰爭中失敗又陷入越南戰爭泥潭後，美國對中國這個對手的力量已經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尼克森上台後，對華政策略有了明顯改變跡象，更何況中美之間隔著浩瀚的太平洋，美國要想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絕非易事；而中蘇關係和戰略則發生了變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後期兩國由意識形態分歧和兩黨之間的論戰發展到軍事對抗，使我黨深深感到，蘇聯的對外政策帶有很大的危險性；中蘇之間有著綿長的邊界線，一旦發生戰爭，的確存在巨大安全隱患。
凡是現在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更加堅信修正主義不但具有同帝國主義一樣的擴張性和掠奪性，而且還多了一層欺騙性。由於地理位置毗鄰和意識形態方麵長期爭論，中國領導層逐漸感到蘇聯是最現實最危險的敵人，是新的戰爭策源地，當時的戰備工作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中蘇關係歷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劍拔弩張形容當時的情形一點兒也不過分。由於蘇方多次在中蘇邊界製造事端，由拳腳棍棒相加發展到打死打傷我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邊民和執行巡邏任務的邊防軍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這年3月，我邊防部隊在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烏蘇裏江的珍寶島進行了自衛還擊。盡管蘇軍的武器裝備占優，卻被嚴陣以待、士氣高昂的中國邊防部隊打得丟盔卸甲，大失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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