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尼古拉姨父說。
安東已經走到結冰的碎石路上了，拎著一個孤零零的提包，裏麵塞著布料樣品。他告訴尼古拉姨父自己是個紡織品推銷員，需要把這個角色演好。石子在鞋底哢嚓作響，他重新穿過凍硬的泥地，跟著這個年老的牧馬人迴到房子裏。狗不認識他，自始至終在吠，齜起牙齒，繃緊了拴在項圈上的鐵鏈。
他重新穿過童年時的居所，熏黑的壁爐、光亮的銅茶壺、油膩的木桌和覆蓋在厚厚灰塵下的聖像。尼古拉姨父從來不是一個高大的人，在這片疏於打理的昏暗中，他看起來比安東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要矮小，白發稀疏，一邊肩膀垮塌著，好像提著什麽看不見的重物。他走進臥室裏，出於禮貌，安東停在門口，看著他在櫃子裏翻找。
“這裏。”尼古拉姨父遞出一個比手掌略大的方形餅幹盒，盒蓋邊緣都是磕碰出來的凹痕，“她想把這個給你。”
裏麵是一枚生鏽的胸針和一張照片，安東把首飾撥到一邊，拿起照片。它捕捉到了模棱兩可的一刻，上麵的人似乎未能決定要不要露出笑容，目光遊移，帶著凝固的疑心。他翻轉照片，有人在右下角用鉛筆寫了年份，1937，沒有名字。
“你的母親。”尼古拉姨父說。
一個陌生人，對安東而言。他把照片放迴原處，蓋上盒蓋：“謝謝。”
“那時候是八月，她們第一次去莫斯科，奧爾加和你母親。”
他不知道該說什麽，隻好點了點頭。
“奧爾加會希望由你保存這張照片，她如果來得及——”
“我該走了。”安東打斷了他，“在天黑之前。”
對方點點頭，看起來有些難堪，安東想說些補救的話，但不知道應該從何開始。他也許說了再見，也許沒有，尼古拉姨父這一次沒有送他出去。凍霧像帷幕一樣落下，太陽遙遠而疲乏，被稀釋的光線勾勒出遠處森林的陰暗輪廓。汽車停得很遠，因為他聲稱自己是坐火車來的，畢竟這才是推銷員應該使用的交通方式。
安東把行李扔到副駕駛座上，花了十多分鍾才發動了引擎。暮色像是要淹沒這輛孤零零的車，洶湧而來，原先是一種通透的灰藍色，然後變成慘淡的灰色。農場早就從後視鏡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茫茫無盡的曠野。車載收音機找不到信號，不管調到哪個頻道都隻有白噪音。一段枯幹的河床從路的右側出現，轉了個彎，向遠處延伸。安東把車停在路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聽著引擎空轉的低沉聲音。過了一會兒，他戴上圍巾，從提包裏取出餅幹盒，下車。
積雪比他想象中要厚，而且充滿欺騙性，有些地方是隆起的石塊，另外一些地方卻深及膝蓋。傾斜的河岸邊有幾棵瘦弱的枯樹，周圍的雪新鮮鬆軟。安東把盒子埋進雪裏，踩實。他背負著的幽靈已經太多了，無法再帶一個。
車頭燈亮著，刺穿逐漸變深的暮色，凜冽的冷風夾裹著雪粉，拉扯著他，像一雙不耐煩的手。他向那點孤單的亮光走去，因為寒冷而低著頭。
——
華沙那邊再沒有任何消息。俄文報紙隻字不提被槍殺的蘇聯叛逃者，歡快地報道莫斯科芭蕾舞團巡演。英文報紙早就被軍情六處笑容可掬的聯絡官和他的美國同僚們扼住咽喉，套上了項圈，含糊地引用了一位“未具名的知情人”，說一個隨烏克蘭商團來的貿易代表意外死亡。唯有法文報紙使用了“槍擊”一詞，但仍然沒有提及除了蘇聯人之外的另一個受害者。
東柏林聯絡站藏在一棟迴音重重的水泥建築裏，原本是戰後臨時搭建的倉庫，短暫地被改成住宅，後來又改了迴去，顯得不倫不類。磚牆把倉庫切成並不整齊的四份，分別租給了不同的公司。安東每天早上騎車到這裏來，推開掛著“安卡拉布料貿易：土耳其掛毯及各類紡織品”銅牌的那扇門，把單車推過被布料樣品和打字機哢嗒聲淹沒的辦公室，再抬下一小段樓梯，那裏還有一扇門，寫著“貴重地毯存放，進出需登記”，由一個睡眼惺忪的警衛看守，安東出示他的證件（“b. 裏克特，資深推銷員”），把單車搬進去。
門後麵就是另一個世界了，他和海因斯的世界，捷爾任斯基廣場11號的世界。東柏林站有兩個譯碼員兼翻譯，如無必要，絕不和盧比揚卡的孩子們說話，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謹慎，也可能是見多了來來去去的間諜，把他們看作不長久的易耗品。除了負責竊聽的伊戈爾·謝爾蓋耶維奇·伊薩耶夫，安東不認識任何人。彼得有效地把他從舊情報網中剝離，安東不能聯係波恩和伯爾尼的線人，至少無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這麽做。
“美國人把嘴閉得很緊。”當他繞了許多個彎，終於問起華沙事件的時候，伊薩耶夫迴答。那是個多雲的三月下午，他們在栗樹的陰影裏抽煙，倉庫旁邊這一小片荒地一直掛著待租的牌子，始終無人問津。
“但是？”安東問。
“但是，一個好事的法國記者，碰巧有個相熟的餐館侍應，這個侍應的弟弟是大使館的波蘭語翻譯。”伊薩耶夫衝安東笑了笑，聳聳肩，好像在說你也明白流言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他說中情局的人死在去醫院的路上。使館禁止任何人談論這件事，但是他的朋友，一個法語翻譯，碰巧在機場接奧賽碼頭 派來的政治特使，聲稱自己看見一個棺材被運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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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聽途說。”
“可靠的道聽途說。”伊薩耶夫拍掉落在袖子上的煙灰，“這是我的工作。”
安東沒有冒險再問下去，他對任何人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極有可能被記錄下來，送到彼得的辦公桌上。伊薩耶夫抱怨劣質煙草害他咳嗽，用鞋跟碾滅煙頭，迴到開著暖氣的辦公室裏去了。安東又點了一支煙，側過身，擋住從西麵吹來的、夾雜著煤煙氣味的冷風，假裝沒有留意到自己的手在發抖。
——
這不是安東第一次來柏林，上一次他去的是牆的另一邊，參加一次無疾而終的換囚談判，就像所有類似的非正式談判那樣，裹在閃閃發亮的外交包裝紙裏，裝飾著鮮豔的、名為“文化”的緞帶。彼得毫無疑問是這場談判的主角，而他是“後備方案，以防萬一”。
米切爾·普利斯科特顯然有同樣的想法，因為他也帶了後備方案。
“新領帶。”海因斯評論道，從長桌上拿了一杯新的香檳。
“特殊場合。”
“藍色不適合你。”
“我不記得我問過你的意見。”
“確實沒有，我隻是特別慷慨。”海因斯喝完了手裏的酒，樂隊開始演奏一段新的舞曲。“我痛恨這音樂。”他抱怨道，走開了。安東看著他穿過人群，推開宴會廳西側的雙開門，消失在花園裏。
安東等了五分鍾，一點點地抿著酒，留意著彼得。他和普利斯科特坐在最靠近樂隊的桌子邊，悄聲交談，從什麽角度看上去都像一對親密的朋友。幾個芭蕾舞演員從他麵前走過，大笑著，絲毫沒有留意到慶祝她們巡演結束的酒會裏混進了外交的陰影。
他放下酒杯，離開了宴會廳。
花園裏滿是潮濕泥土的氣味，樹籬應該不久前才修剪過，切口新鮮，地上散落著還帶著嫩葉的斷枝。這是個溫和的夏夜，離他們上一次在“鳥屋”裏見麵才剛過去一個月。安東提醒自己慢一些，不要顯得過於熱切。一截樹枝在他腳下折斷，哢嚓一響，海因斯迴過頭來，衝他微笑。安東走到他旁邊，和他一起看著被燈光照亮的噴泉。
“我以為我們應該假裝互不認識。”
“那會是個好主意。”海因斯迴答，“但我發現我們都不太擅長實踐好主意。”
酒會的燈光在樹籬的縫隙裏閃爍，枝葉裏傳來細微的響動，某種夜鳥，自得其樂地鳴囀了一會兒，又歸於沉默。他們靠得很近，海因斯注視著他，像是在尋找什麽。安東想象著把手放在他的後頸上，把他拉近，吻他的嘴唇。他們從沒有這樣做過，這不是他們關係的一部分，這界限模糊的關係本身已經太過危險，不應該再往上麵加砝碼。
“我們該迴去了。”海因斯移開視線，後退一步，拉開了兩人的距離，“免得上司們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殺死對方。”
“那會給我們省去很多麻煩。”
海因斯又笑起來，安東思忖著是不是酒精讓他如此不吝惜笑容。海因斯拍了拍他的手臂，停留時間比社交禮節允許的更長一些。
“晚安，安東·安德烈耶維奇。”
——
最後還是伊薩耶夫提供了線索，意外地。1971年春天，那時候莫斯科和華盛頓已經為羅傑·坎普爾和被擊落的偵察機爭吵了整整一年，先是在伊斯坦布爾，大使之間三次氣氛僵硬的私下會麵，隨後移交更高級別的官員，隨salt 代表團一起遷移到赫爾辛基。安卡拉站要求柏林站提供一個政治參讚的竊聽記錄，伊薩耶夫向安東抱怨額外的工作，把伊斯坦布爾的外交通訊錄砸在他麵前，指著首字母g那一欄，問他知不知道這位“格裏芬先生”在柏林用過的工作名。
在那一頁的右下角，h那一欄的第二個名字，是海因斯 c.，初級助理。
他也許呆住了，伊薩耶夫打了兩下響指，催促他迴答。
“不，抱歉。”他把通訊錄還給同僚，“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看起來像是犯了心髒病。”
“我很好。”安東向他保證，“不能再好了。”
——
這並沒有改變任何事，他這麽說服自己，躺在硬邦邦的單人床上，看著天花板上的水漬。這間窄小的公寓靠近鐵路，每隔一個小時就會隨著唿嘯而過的夜班列車而震顫。波恩就像一個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輪廓模糊，難以定義好壞。在柏林的深夜裏，他甚至不能確定這個故事是否存在過。
已經結束了。他想，閉上眼睛，落幕，結案，封存卷宗。
遠遠地，從鐵軌連接著的黑暗深處，傳來了汽笛的聲音。
——
然後是1972年四月。
他本不該到伊斯坦布爾去的，原本的路線是從基輔到塔林，為此他帶著那本已經磨出毛邊的舊波蘭護照。火車在伊斯坦布爾隻停靠五分鍾，安東在最後一刻下了車，換了一本匈牙利護照，混在一群神色疲憊的烏克蘭人裏入境。
他找到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時，天已經快黑了，但路燈還沒有亮起，陰影互相重疊，呈現出一種渾濁的灰藍色。空氣裏滿是番紅花、汙水和油脂混合的味道。他在街角等著，安全地藏在一家書店凹陷的門洞裏。
他沒有等很久，差五分鍾到六點，他的朋友在街道對麵出現，在斜坡底部停下來，點了支煙，火光短暫地照亮了他的臉。他又戴上了眼鏡，就像四年前在波恩時那樣。安東下意識地往前走了兩步，又停下來，看著海因斯摸索鑰匙，開門，消失在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裏，一盞燈亮起。
安東看著透出微光的窗戶，在迅速熄滅的日光裏，它顯得尤其溫暖。鍾聲敲響，暮色降臨在海峽上，像隻張開翅膀的巨鷹。他轉身離開，並沒有迴頭。
安東已經走到結冰的碎石路上了，拎著一個孤零零的提包，裏麵塞著布料樣品。他告訴尼古拉姨父自己是個紡織品推銷員，需要把這個角色演好。石子在鞋底哢嚓作響，他重新穿過凍硬的泥地，跟著這個年老的牧馬人迴到房子裏。狗不認識他，自始至終在吠，齜起牙齒，繃緊了拴在項圈上的鐵鏈。
他重新穿過童年時的居所，熏黑的壁爐、光亮的銅茶壺、油膩的木桌和覆蓋在厚厚灰塵下的聖像。尼古拉姨父從來不是一個高大的人，在這片疏於打理的昏暗中，他看起來比安東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要矮小，白發稀疏，一邊肩膀垮塌著，好像提著什麽看不見的重物。他走進臥室裏，出於禮貌，安東停在門口，看著他在櫃子裏翻找。
“這裏。”尼古拉姨父遞出一個比手掌略大的方形餅幹盒，盒蓋邊緣都是磕碰出來的凹痕，“她想把這個給你。”
裏麵是一枚生鏽的胸針和一張照片，安東把首飾撥到一邊，拿起照片。它捕捉到了模棱兩可的一刻，上麵的人似乎未能決定要不要露出笑容，目光遊移，帶著凝固的疑心。他翻轉照片，有人在右下角用鉛筆寫了年份，1937，沒有名字。
“你的母親。”尼古拉姨父說。
一個陌生人，對安東而言。他把照片放迴原處，蓋上盒蓋：“謝謝。”
“那時候是八月，她們第一次去莫斯科，奧爾加和你母親。”
他不知道該說什麽，隻好點了點頭。
“奧爾加會希望由你保存這張照片，她如果來得及——”
“我該走了。”安東打斷了他，“在天黑之前。”
對方點點頭，看起來有些難堪，安東想說些補救的話，但不知道應該從何開始。他也許說了再見，也許沒有，尼古拉姨父這一次沒有送他出去。凍霧像帷幕一樣落下，太陽遙遠而疲乏，被稀釋的光線勾勒出遠處森林的陰暗輪廓。汽車停得很遠，因為他聲稱自己是坐火車來的，畢竟這才是推銷員應該使用的交通方式。
安東把行李扔到副駕駛座上，花了十多分鍾才發動了引擎。暮色像是要淹沒這輛孤零零的車，洶湧而來，原先是一種通透的灰藍色，然後變成慘淡的灰色。農場早就從後視鏡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茫茫無盡的曠野。車載收音機找不到信號，不管調到哪個頻道都隻有白噪音。一段枯幹的河床從路的右側出現，轉了個彎，向遠處延伸。安東把車停在路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聽著引擎空轉的低沉聲音。過了一會兒，他戴上圍巾，從提包裏取出餅幹盒，下車。
積雪比他想象中要厚，而且充滿欺騙性，有些地方是隆起的石塊，另外一些地方卻深及膝蓋。傾斜的河岸邊有幾棵瘦弱的枯樹，周圍的雪新鮮鬆軟。安東把盒子埋進雪裏，踩實。他背負著的幽靈已經太多了，無法再帶一個。
車頭燈亮著，刺穿逐漸變深的暮色，凜冽的冷風夾裹著雪粉，拉扯著他，像一雙不耐煩的手。他向那點孤單的亮光走去，因為寒冷而低著頭。
——
華沙那邊再沒有任何消息。俄文報紙隻字不提被槍殺的蘇聯叛逃者，歡快地報道莫斯科芭蕾舞團巡演。英文報紙早就被軍情六處笑容可掬的聯絡官和他的美國同僚們扼住咽喉，套上了項圈，含糊地引用了一位“未具名的知情人”，說一個隨烏克蘭商團來的貿易代表意外死亡。唯有法文報紙使用了“槍擊”一詞，但仍然沒有提及除了蘇聯人之外的另一個受害者。
東柏林聯絡站藏在一棟迴音重重的水泥建築裏，原本是戰後臨時搭建的倉庫，短暫地被改成住宅，後來又改了迴去，顯得不倫不類。磚牆把倉庫切成並不整齊的四份，分別租給了不同的公司。安東每天早上騎車到這裏來，推開掛著“安卡拉布料貿易：土耳其掛毯及各類紡織品”銅牌的那扇門，把單車推過被布料樣品和打字機哢嗒聲淹沒的辦公室，再抬下一小段樓梯，那裏還有一扇門，寫著“貴重地毯存放，進出需登記”，由一個睡眼惺忪的警衛看守，安東出示他的證件（“b. 裏克特，資深推銷員”），把單車搬進去。
門後麵就是另一個世界了，他和海因斯的世界，捷爾任斯基廣場11號的世界。東柏林站有兩個譯碼員兼翻譯，如無必要，絕不和盧比揚卡的孩子們說話，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謹慎，也可能是見多了來來去去的間諜，把他們看作不長久的易耗品。除了負責竊聽的伊戈爾·謝爾蓋耶維奇·伊薩耶夫，安東不認識任何人。彼得有效地把他從舊情報網中剝離，安東不能聯係波恩和伯爾尼的線人，至少無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這麽做。
“美國人把嘴閉得很緊。”當他繞了許多個彎，終於問起華沙事件的時候，伊薩耶夫迴答。那是個多雲的三月下午，他們在栗樹的陰影裏抽煙，倉庫旁邊這一小片荒地一直掛著待租的牌子，始終無人問津。
“但是？”安東問。
“但是，一個好事的法國記者，碰巧有個相熟的餐館侍應，這個侍應的弟弟是大使館的波蘭語翻譯。”伊薩耶夫衝安東笑了笑，聳聳肩，好像在說你也明白流言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他說中情局的人死在去醫院的路上。使館禁止任何人談論這件事，但是他的朋友，一個法語翻譯，碰巧在機場接奧賽碼頭 派來的政治特使，聲稱自己看見一個棺材被運上飛機。”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道聽途說。”
“可靠的道聽途說。”伊薩耶夫拍掉落在袖子上的煙灰，“這是我的工作。”
安東沒有冒險再問下去，他對任何人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極有可能被記錄下來，送到彼得的辦公桌上。伊薩耶夫抱怨劣質煙草害他咳嗽，用鞋跟碾滅煙頭，迴到開著暖氣的辦公室裏去了。安東又點了一支煙，側過身，擋住從西麵吹來的、夾雜著煤煙氣味的冷風，假裝沒有留意到自己的手在發抖。
——
這不是安東第一次來柏林，上一次他去的是牆的另一邊，參加一次無疾而終的換囚談判，就像所有類似的非正式談判那樣，裹在閃閃發亮的外交包裝紙裏，裝飾著鮮豔的、名為“文化”的緞帶。彼得毫無疑問是這場談判的主角，而他是“後備方案，以防萬一”。
米切爾·普利斯科特顯然有同樣的想法，因為他也帶了後備方案。
“新領帶。”海因斯評論道，從長桌上拿了一杯新的香檳。
“特殊場合。”
“藍色不適合你。”
“我不記得我問過你的意見。”
“確實沒有，我隻是特別慷慨。”海因斯喝完了手裏的酒，樂隊開始演奏一段新的舞曲。“我痛恨這音樂。”他抱怨道，走開了。安東看著他穿過人群，推開宴會廳西側的雙開門，消失在花園裏。
安東等了五分鍾，一點點地抿著酒，留意著彼得。他和普利斯科特坐在最靠近樂隊的桌子邊，悄聲交談，從什麽角度看上去都像一對親密的朋友。幾個芭蕾舞演員從他麵前走過，大笑著，絲毫沒有留意到慶祝她們巡演結束的酒會裏混進了外交的陰影。
他放下酒杯，離開了宴會廳。
花園裏滿是潮濕泥土的氣味，樹籬應該不久前才修剪過，切口新鮮，地上散落著還帶著嫩葉的斷枝。這是個溫和的夏夜，離他們上一次在“鳥屋”裏見麵才剛過去一個月。安東提醒自己慢一些，不要顯得過於熱切。一截樹枝在他腳下折斷，哢嚓一響，海因斯迴過頭來，衝他微笑。安東走到他旁邊，和他一起看著被燈光照亮的噴泉。
“我以為我們應該假裝互不認識。”
“那會是個好主意。”海因斯迴答，“但我發現我們都不太擅長實踐好主意。”
酒會的燈光在樹籬的縫隙裏閃爍，枝葉裏傳來細微的響動，某種夜鳥，自得其樂地鳴囀了一會兒，又歸於沉默。他們靠得很近，海因斯注視著他，像是在尋找什麽。安東想象著把手放在他的後頸上，把他拉近，吻他的嘴唇。他們從沒有這樣做過，這不是他們關係的一部分，這界限模糊的關係本身已經太過危險，不應該再往上麵加砝碼。
“我們該迴去了。”海因斯移開視線，後退一步，拉開了兩人的距離，“免得上司們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殺死對方。”
“那會給我們省去很多麻煩。”
海因斯又笑起來，安東思忖著是不是酒精讓他如此不吝惜笑容。海因斯拍了拍他的手臂，停留時間比社交禮節允許的更長一些。
“晚安，安東·安德烈耶維奇。”
——
最後還是伊薩耶夫提供了線索，意外地。1971年春天，那時候莫斯科和華盛頓已經為羅傑·坎普爾和被擊落的偵察機爭吵了整整一年，先是在伊斯坦布爾，大使之間三次氣氛僵硬的私下會麵，隨後移交更高級別的官員，隨salt 代表團一起遷移到赫爾辛基。安卡拉站要求柏林站提供一個政治參讚的竊聽記錄，伊薩耶夫向安東抱怨額外的工作，把伊斯坦布爾的外交通訊錄砸在他麵前，指著首字母g那一欄，問他知不知道這位“格裏芬先生”在柏林用過的工作名。
在那一頁的右下角，h那一欄的第二個名字，是海因斯 c.，初級助理。
他也許呆住了，伊薩耶夫打了兩下響指，催促他迴答。
“不，抱歉。”他把通訊錄還給同僚，“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看起來像是犯了心髒病。”
“我很好。”安東向他保證，“不能再好了。”
——
這並沒有改變任何事，他這麽說服自己，躺在硬邦邦的單人床上，看著天花板上的水漬。這間窄小的公寓靠近鐵路，每隔一個小時就會隨著唿嘯而過的夜班列車而震顫。波恩就像一個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輪廓模糊，難以定義好壞。在柏林的深夜裏，他甚至不能確定這個故事是否存在過。
已經結束了。他想，閉上眼睛，落幕，結案，封存卷宗。
遠遠地，從鐵軌連接著的黑暗深處，傳來了汽笛的聲音。
——
然後是1972年四月。
他本不該到伊斯坦布爾去的，原本的路線是從基輔到塔林，為此他帶著那本已經磨出毛邊的舊波蘭護照。火車在伊斯坦布爾隻停靠五分鍾，安東在最後一刻下了車，換了一本匈牙利護照，混在一群神色疲憊的烏克蘭人裏入境。
他找到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時，天已經快黑了，但路燈還沒有亮起，陰影互相重疊，呈現出一種渾濁的灰藍色。空氣裏滿是番紅花、汙水和油脂混合的味道。他在街角等著，安全地藏在一家書店凹陷的門洞裏。
他沒有等很久，差五分鍾到六點，他的朋友在街道對麵出現，在斜坡底部停下來，點了支煙，火光短暫地照亮了他的臉。他又戴上了眼鏡，就像四年前在波恩時那樣。安東下意識地往前走了兩步，又停下來，看著海因斯摸索鑰匙，開門，消失在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裏，一盞燈亮起。
安東看著透出微光的窗戶，在迅速熄滅的日光裏，它顯得尤其溫暖。鍾聲敲響，暮色降臨在海峽上，像隻張開翅膀的巨鷹。他轉身離開，並沒有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