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講話，為“二月逆流”定了性。從這以後，批判所謂“二月逆流”時，都是按照林彪的這個說法進行。當時，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結果，這些開國元勛們陷入了人生的低穀。
父親在檢討中始終不承認“二月逆流”是有預謀的反黨活動。有人背後揭發他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經常見麵，說了不少反黨的話。他認為，那是正常的同誌間的接觸，對許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議論，那是正常的議論，因為對有些問題想不通。會上，陳伯達等人步步緊逼，追問父親與葉劍英、陳毅和徐向前接觸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監視父親活動的登記，逼他承認是“反黨集團”的活動。父親氣憤不已，當場痛斥這種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嗎？黨內還有什麽民主？你們這是搞什麽？是搞特務活動！”
無論父親他們怎麽辯解和解釋，林彪、江青一夥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因為那些人看到，這些老同誌雖然靠邊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轟而未垮，而且許多正直的人還或明或暗地站在他們一邊，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盡管他們在毛澤東麵前不斷告狀，不斷誣衊和造謠，而毛澤東就是不說這些老同誌可以打倒。這樣，林彪、江青一夥就認為老同誌仍然是他們奪權的重大障礙，所以，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們串通起來，有計劃地對這些老同誌發動了總攻。
據父親迴憶，老同誌們被分別編在不同的小組，林彪一夥、“四人幫”和康生、陳伯達等一齊出動，在各個組對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進行無情打擊，把這些人往“反黨集團”上生拉硬靠。父親被編在陳伯達掌握的第二小組，組裏成員大多是歷史上與父親共過事的老部下。他們這樣安排，一方麵可以挑撥父親和這些老部下的關係，另一方麵又可以增加簡報的分量——這些老部下揭發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嗎？
還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態之外，沒有揭發什麽。有位老部下私下裏對父親的秘書說：“聶老總是個正派人，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什麽參加反黨集團？我就根本不信。你們心裏也要有個數，把他的身體照顧好。”
父親清楚，如果不做點檢討，這次會議上，要想過關，不是那麽容易。況且他承認，工作中有失誤。誰沒有失誤呢？有了，就要承認。於是，他交了一份“檢討”，主要還是關於“多中心論”的問題。
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對這個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他想用這個事情沖一衝所謂“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論”的問題不至於讓他成為反黨分子。他最不願意的，就是戴上反黨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就是抓住不放，說他和葉劍英、陳毅等老同誌是一條線上的，誰也逃不脫。他們就想把老同誌“一棍子打死”。最終，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二月逆流”定了調子，“二月逆流”成員全都成了反黨分子。從此，父親成為國防工業、國防科研係統的主要批判對象。
一夜之間成了反黨分子，這讓父親感到很痛苦。他變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發，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那段時間他的飯量也很小，端給他的飯，常常是沒吃幾口就又端迴來了。
母親張瑞華自然也受到了衝擊。解放後，她一直在中組部工作。父親出事後，中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歷史上的問題，說她在白區工作過，坐過敵人的監獄，是叛徒。母親既不辯解也不抗爭，該幹什麽幹什麽，她表現得很冷靜。
有一天，我問母親：“媽，人家說你是叛徒，到底怎麽迴事呀？”
母親嚴肅地說：“力力，你信嗎？”
我說：“我不相信。”
母親欣慰地點點頭，也使我心安了許多。
母親以前吃過太多的苦，經歷過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誌堅強，特別有韌勁。文化大革命中，盡管父親和她的處境一直不妙，但她從不消沉，從不唉聲嘆氣，從不愁眉苦臉。她對父親說：“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們是啥樣的人，咱們自己最清楚。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嘛。” “逆流”中的沉與浮(3) 連載:山高水長 作者：聶力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母親的樂觀主義精神感染了我們。“文革”期間，盡管父親時時坐在火山口上，但我並不是那麽恐懼，不像有的高幹子弟，整天嚇得要死。
當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在我們研究所，我被貶為“‘二月逆流’的小爬蟲”，不允許再搞科研，被攆出實驗室，在所裏搞衛生，掃院子，打掃廁所，什麽髒活都幹。我以前吃過苦，這點苦不算什麽，髒點臭點也沒啥。我主要是擔心父親的身體。八屆十 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父親因肺炎高燒39度以上，住進了301醫院，他的心率每分鍾達150多次，非常危險。他住院時，我不能照顧他，因為所裏不準我請假。他出院迴到家裏後，我隻能晚上偷偷跑迴來看一下，然後再連夜迴到所裏。我發現，父親突然之間變得蒼老了。那個階段，父親給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憐。
那個時期，父親不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還受到“楊餘傅事件”與“華北山頭主義”事件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個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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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檢討中始終不承認“二月逆流”是有預謀的反黨活動。有人背後揭發他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經常見麵，說了不少反黨的話。他認為，那是正常的同誌間的接觸，對許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議論，那是正常的議論，因為對有些問題想不通。會上，陳伯達等人步步緊逼，追問父親與葉劍英、陳毅和徐向前接觸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監視父親活動的登記，逼他承認是“反黨集團”的活動。父親氣憤不已，當場痛斥這種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嗎？黨內還有什麽民主？你們這是搞什麽？是搞特務活動！”
無論父親他們怎麽辯解和解釋，林彪、江青一夥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因為那些人看到，這些老同誌雖然靠邊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轟而未垮，而且許多正直的人還或明或暗地站在他們一邊，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盡管他們在毛澤東麵前不斷告狀，不斷誣衊和造謠，而毛澤東就是不說這些老同誌可以打倒。這樣，林彪、江青一夥就認為老同誌仍然是他們奪權的重大障礙，所以，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們串通起來，有計劃地對這些老同誌發動了總攻。
據父親迴憶，老同誌們被分別編在不同的小組，林彪一夥、“四人幫”和康生、陳伯達等一齊出動，在各個組對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進行無情打擊，把這些人往“反黨集團”上生拉硬靠。父親被編在陳伯達掌握的第二小組，組裏成員大多是歷史上與父親共過事的老部下。他們這樣安排，一方麵可以挑撥父親和這些老部下的關係，另一方麵又可以增加簡報的分量——這些老部下揭發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嗎？
還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態之外，沒有揭發什麽。有位老部下私下裏對父親的秘書說：“聶老總是個正派人，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什麽參加反黨集團？我就根本不信。你們心裏也要有個數，把他的身體照顧好。”
父親清楚，如果不做點檢討，這次會議上，要想過關，不是那麽容易。況且他承認，工作中有失誤。誰沒有失誤呢？有了，就要承認。於是，他交了一份“檢討”，主要還是關於“多中心論”的問題。
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對這個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他想用這個事情沖一衝所謂“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論”的問題不至於讓他成為反黨分子。他最不願意的，就是戴上反黨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就是抓住不放，說他和葉劍英、陳毅等老同誌是一條線上的，誰也逃不脫。他們就想把老同誌“一棍子打死”。最終，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二月逆流”定了調子，“二月逆流”成員全都成了反黨分子。從此，父親成為國防工業、國防科研係統的主要批判對象。
一夜之間成了反黨分子，這讓父親感到很痛苦。他變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發，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那段時間他的飯量也很小，端給他的飯，常常是沒吃幾口就又端迴來了。
母親張瑞華自然也受到了衝擊。解放後，她一直在中組部工作。父親出事後，中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歷史上的問題，說她在白區工作過，坐過敵人的監獄，是叛徒。母親既不辯解也不抗爭，該幹什麽幹什麽，她表現得很冷靜。
有一天，我問母親：“媽，人家說你是叛徒，到底怎麽迴事呀？”
母親嚴肅地說：“力力，你信嗎？”
我說：“我不相信。”
母親欣慰地點點頭，也使我心安了許多。
母親以前吃過太多的苦，經歷過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誌堅強，特別有韌勁。文化大革命中，盡管父親和她的處境一直不妙，但她從不消沉，從不唉聲嘆氣，從不愁眉苦臉。她對父親說：“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們是啥樣的人，咱們自己最清楚。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嘛。” “逆流”中的沉與浮(3) 連載:山高水長 作者：聶力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母親的樂觀主義精神感染了我們。“文革”期間，盡管父親時時坐在火山口上，但我並不是那麽恐懼，不像有的高幹子弟，整天嚇得要死。
當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在我們研究所，我被貶為“‘二月逆流’的小爬蟲”，不允許再搞科研，被攆出實驗室，在所裏搞衛生，掃院子，打掃廁所，什麽髒活都幹。我以前吃過苦，這點苦不算什麽，髒點臭點也沒啥。我主要是擔心父親的身體。八屆十 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父親因肺炎高燒39度以上，住進了301醫院，他的心率每分鍾達150多次，非常危險。他住院時，我不能照顧他，因為所裏不準我請假。他出院迴到家裏後，我隻能晚上偷偷跑迴來看一下，然後再連夜迴到所裏。我發現，父親突然之間變得蒼老了。那個階段，父親給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憐。
那個時期，父親不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還受到“楊餘傅事件”與“華北山頭主義”事件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個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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