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次來，是專門為了衛星來的。
飛彈試驗基地的領導李福澤、栗在山、張貽祥等，起初不明白父親他們為什麽又來這裏。父親說：“我這次來，是有件要緊事和你們商量。”
父親說的要緊事，就是衛星的事。父親告訴他們：現在科委機關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亂了，為了不影響整個衛星發射試驗的進度，衛星地麵觀測台、站的籌建工作要交給你們基地管。我迴北京後，讓總參發個文件，各個台站的工程建設由各大軍區組織實施，站址勘選、設備安裝、業務工作都由你們負責。你們要抽出技術骨幹，到各個台站負責技術工藝性建設和設備安裝。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現在已無法正常運轉，也要交給你們。你們可以先作些準備工作。
聽父親說完，李福澤不禁麵露難色，他老老實實地說出了基地的難處：“聶老總，這方麵的工作，難度非常大，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又屬於地方單位，任務協調、人員管理比較複雜，讓基地來接管是很困難的。”
錢學森著急了，說：“科學院的人現在正忙於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北京沒法安安靜靜地搞，照目前這個樣子，衛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載都難以走上正軌。”
父親對李福澤說：“你們先吃後吐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先接收過來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現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難，我們的人造衛星發射試驗一定要如期實施。現在再不抓緊衛星觀測台站的建設，就趕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東風基地副參謀長喬平率領由基地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工業設計院、北京郵電設計院等單位有關人員組成的勘察組，先後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勘察，確定了各衛星地麵觀測站的站址，並確定將陝西渭南作為基地衛星測量部（即第六試驗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東風飛彈試驗基地成立了衛星測量部，統一負責全國衛星測量台、站的規劃、建設及建後的使用管理。
此後，東風飛彈試驗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國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並編入基地設在陝西渭南的第六試驗部。至此，從事衛星測控研究和從事火箭、飛彈靶場測控工作的兩支隊伍匯集在了一起，在混亂的年代裏，開始了衛星測量控製網的建設。
這還不夠，為了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防尖端科研項目的衝擊，1967年3月，父親建議將各國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研究機構，由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
這個重要建議得到毛主席批準。
事實上，正是這個決定，使中國的衛星研製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下來了。
隨後，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1967年5月，父親聽取錢學森等關於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問題的匯報時指出：“科研機構要精幹，工作要緊張，不要人浮於事。電子技術，是各軍兵種、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兼任院長，這使得衛星研製工作得以在“文革”動亂中繼續進行。而這時候，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已經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這幾件事情，父親就被卷進了“二月逆流”裏，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了。也使他漸漸被迫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國防尖端事業，這時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關於衛星，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迴憶說——
七十年代第一個春天，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叫“東方紅一號”。這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體現，但卻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東方紅一號”帶來許多不應有的困擾和麻煩。
我不懂衛星，也不管這項工作。到了1968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遇到了問題，各分係統文齊武不齊，不協調不配套。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空間技術研究院領導和設計人員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但這一修改方案卻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拿著方案找到我，孫家棟說話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3) 連載:山高水長 作者：聶力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聽了他們的匯報，問了有關情況，我心想，這事不能拖，總得有人承擔責任。便對他說：“技術上你負責，其他問題我負責，我拍板。”
這個時期，七機部也沒有什麽人管事了。關於“東方紅”衛星的事，後來我又聽過一次機關匯報，也到現場看了看。衛星方案的若幹修改和簡化我就拍板定了。我當時強調，最後總體決策還要向黨中央、周總理和聶帥報告。我把衛星方案修改和簡化情況報告了聶帥，聶 帥也批準了。衛星計劃才得以進行下去。迴想起來，當時這麽幹，除了有一種強烈責任感外，也有一點兒傻大膽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達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神州大地，中國萬民歡騰。此時的父親，剛從邯鄲下放迴來不久，賦閑在家，心情鬱悶。但當他從廣播上得知，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時，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緊皺的額頭一下子舒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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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試驗基地的領導李福澤、栗在山、張貽祥等，起初不明白父親他們為什麽又來這裏。父親說：“我這次來，是有件要緊事和你們商量。”
父親說的要緊事，就是衛星的事。父親告訴他們：現在科委機關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亂了，為了不影響整個衛星發射試驗的進度，衛星地麵觀測台、站的籌建工作要交給你們基地管。我迴北京後，讓總參發個文件，各個台站的工程建設由各大軍區組織實施，站址勘選、設備安裝、業務工作都由你們負責。你們要抽出技術骨幹，到各個台站負責技術工藝性建設和設備安裝。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現在已無法正常運轉，也要交給你們。你們可以先作些準備工作。
聽父親說完，李福澤不禁麵露難色，他老老實實地說出了基地的難處：“聶老總，這方麵的工作，難度非常大，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又屬於地方單位，任務協調、人員管理比較複雜，讓基地來接管是很困難的。”
錢學森著急了，說：“科學院的人現在正忙於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北京沒法安安靜靜地搞，照目前這個樣子，衛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載都難以走上正軌。”
父親對李福澤說：“你們先吃後吐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先接收過來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現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難，我們的人造衛星發射試驗一定要如期實施。現在再不抓緊衛星觀測台站的建設，就趕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東風基地副參謀長喬平率領由基地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工業設計院、北京郵電設計院等單位有關人員組成的勘察組，先後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勘察，確定了各衛星地麵觀測站的站址，並確定將陝西渭南作為基地衛星測量部（即第六試驗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東風飛彈試驗基地成立了衛星測量部，統一負責全國衛星測量台、站的規劃、建設及建後的使用管理。
此後，東風飛彈試驗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國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並編入基地設在陝西渭南的第六試驗部。至此，從事衛星測控研究和從事火箭、飛彈靶場測控工作的兩支隊伍匯集在了一起，在混亂的年代裏，開始了衛星測量控製網的建設。
這還不夠，為了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防尖端科研項目的衝擊，1967年3月，父親建議將各國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研究機構，由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
這個重要建議得到毛主席批準。
事實上，正是這個決定，使中國的衛星研製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下來了。
隨後，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1967年5月，父親聽取錢學森等關於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問題的匯報時指出：“科研機構要精幹，工作要緊張，不要人浮於事。電子技術，是各軍兵種、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兼任院長，這使得衛星研製工作得以在“文革”動亂中繼續進行。而這時候，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已經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這幾件事情，父親就被卷進了“二月逆流”裏，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了。也使他漸漸被迫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國防尖端事業，這時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關於衛星，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迴憶說——
七十年代第一個春天，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叫“東方紅一號”。這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體現，但卻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東方紅一號”帶來許多不應有的困擾和麻煩。
我不懂衛星，也不管這項工作。到了1968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遇到了問題，各分係統文齊武不齊，不協調不配套。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空間技術研究院領導和設計人員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但這一修改方案卻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拿著方案找到我，孫家棟說話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3) 連載:山高水長 作者：聶力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聽了他們的匯報，問了有關情況，我心想，這事不能拖，總得有人承擔責任。便對他說：“技術上你負責，其他問題我負責，我拍板。”
這個時期，七機部也沒有什麽人管事了。關於“東方紅”衛星的事，後來我又聽過一次機關匯報，也到現場看了看。衛星方案的若幹修改和簡化我就拍板定了。我當時強調，最後總體決策還要向黨中央、周總理和聶帥報告。我把衛星方案修改和簡化情況報告了聶帥，聶 帥也批準了。衛星計劃才得以進行下去。迴想起來，當時這麽幹，除了有一種強烈責任感外，也有一點兒傻大膽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達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神州大地，中國萬民歡騰。此時的父親，剛從邯鄲下放迴來不久，賦閑在家，心情鬱悶。但當他從廣播上得知，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時，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緊皺的額頭一下子舒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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