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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口壓力：盛世難逃的怪圈
穀數較為初賤祚，
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數增乃二十倍，
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
穀價踴貴理非謬。
穀貴因之諸物貴，
何怪近利居奇售。
這是幹隆在1783年寫的一首題為《民數穀數》的詩。從詩中可以看出幹隆帝對人口增加、米價上漲等問題的思考。清史專家郭成康先生說：幹隆已開始把米貴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現象加以考慮。他的思索，他對當時關於米貴種種說法的辯詰，對於深入探索物價持續上漲的尚未被人認識的奧秘極富啟發意義。但是，幹隆的思考終究沒有跳出那個時代和窠臼，他最後還是把原因歸結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並認為這是所有物價上漲的癥結所在，而沒有從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出發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結論也必然是表麵化的。
相信幹隆皇帝在得出“太平滋生富”的結論時，還是頗帶著幾分自豪的。在“太平盛世”光環的籠罩下，人口與物價的增長帶來的負麵效應都被弱化了。的確，清朝入關以來，統治者牢記明朝滅亡的教訓，大力整頓吏治、全麵推行墾荒政策、減免農業賦稅、消除邊疆隱患、加強思想統治，並且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達到了農業產量增長、財政庫存豐盈、疆域擴大、民族團結、文化繁榮的強盛局麵，使康幹盛世成為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個盛世。
但是，學者張研、牛貫傑指出：康雍幹以墾荒為中心的傳統的人口對策，沒有生產力發展的新因素，不能開闢吸納人口的新途徑，終究突不破人口發展“計時器倒轉”的怪圈。先來看清朝人口增長的一組數字，明末全國人口為1.5億，經過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後，清初人口難以統計。但是到18世紀末的幹隆時期，人口驟然增長到3億多。人口增長如此迅速的原因非常複雜，既有農工商各業發展、經濟總量擴大為人口增長帶來的有利條件，也有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鼓勵的結果。歷史專家高王淩則認為：人口增加是傳統農業集約化經營，提高農業產量的必需。農業集約化經營要求不斷投入勞動力，人口增加就成為提高產量的主要生產力來源。另外，一些高產作物的引進也為新增人口提供了食物來源。
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的增長對於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相反的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日益明顯。幹隆帝就曾經說過“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還說“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為緩解這種壓力，幹隆沿襲了康熙時的應對措施，繼續開荒墾地，但僅此一項遠遠不能滿足新增人口對土地的需求。因此，幹隆時期的很多農民都失去了土地，淪為佃農，更多的人則背井離鄉、四處漂泊乞討，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帶來的另一個明顯變化就是物價的上漲。樊樹誌指出：由於人均耕地麵積下降，每人所得糧食日益減少，導致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在物價上漲的衝擊下，國家收入的另外一項重要來源——煉銅、漕運和鹽業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難以為繼，紛紛破產，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減少——物價上漲——工業破產”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時期曾宣布“盛世添丁永不加賦”，導致人口增長雖然很快，但國家賦稅收入並沒有增長，長期穩定在兩千八九百萬兩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變，而從康熙到幹隆，物價則上漲了兩倍，官兵俸餉均入不敷出，隻好各想奇招，貪汙受賄者大有人在，吏治腐敗，幹隆帝對此卻態度曖昧，縱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難。
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最終導致了幹隆末年的白蓮教起義。樊樹誌認為“幹隆末年、嘉慶初年震動全國的川楚白蓮教起義，可以看作人口壓力與社會危機的一個標誌”。白蓮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遷移到該地的流民，最初他們依靠開發原始森林生活。但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該地區的土地已經超出了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特別是遇到災年，很多人就會生活無著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以白蓮教為共同的精神紐帶，聚集在一起鬧搶豪紳富戶，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
開始時，白蓮教採取的是零星鬥爭的形式，“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樹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隨著苦難的加深和白蓮教勢力的發展，到幹隆六十年底，較大規模的起義鬥爭終於爆發了。這次鬥爭蔓延湖北、陝西、四川、河南、甘肅五省，清政府前後調動了十六省軍隊、耗銀兩億兩才鎮壓下去。這可以看作是人口壓力的一個極端案例，但清朝卻以此為轉折，由盛世走向衰落。自此至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清朝有記載的農民運動竟多達二百多起，社會多處於動亂狀態。應該說，如此之多的民間動亂與幹隆時期沒有採取科學的人口對策有重要關係。
範文瀾先生說：幹隆本隻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於守成，而渴望有所作為，以樹立威信。其實，幹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夠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業也不是什麽難事。雖然他也沿襲祖製，並採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會中陰暗的一麵。就像他在晚年寫的那篇《十全記》，裏麵總結了自己即位以來的“十全武功”，即十次對外作戰的勝利。但實際上，這十次戰役中幾乎一半言不符實，有充數之嫌。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幹隆皇帝渴望名垂千古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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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數較為初賤祚，
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數增乃二十倍，
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
穀價踴貴理非謬。
穀貴因之諸物貴，
何怪近利居奇售。
這是幹隆在1783年寫的一首題為《民數穀數》的詩。從詩中可以看出幹隆帝對人口增加、米價上漲等問題的思考。清史專家郭成康先生說：幹隆已開始把米貴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現象加以考慮。他的思索，他對當時關於米貴種種說法的辯詰，對於深入探索物價持續上漲的尚未被人認識的奧秘極富啟發意義。但是，幹隆的思考終究沒有跳出那個時代和窠臼，他最後還是把原因歸結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並認為這是所有物價上漲的癥結所在，而沒有從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出發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結論也必然是表麵化的。
相信幹隆皇帝在得出“太平滋生富”的結論時，還是頗帶著幾分自豪的。在“太平盛世”光環的籠罩下，人口與物價的增長帶來的負麵效應都被弱化了。的確，清朝入關以來，統治者牢記明朝滅亡的教訓，大力整頓吏治、全麵推行墾荒政策、減免農業賦稅、消除邊疆隱患、加強思想統治，並且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達到了農業產量增長、財政庫存豐盈、疆域擴大、民族團結、文化繁榮的強盛局麵，使康幹盛世成為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個盛世。
但是，學者張研、牛貫傑指出：康雍幹以墾荒為中心的傳統的人口對策，沒有生產力發展的新因素，不能開闢吸納人口的新途徑，終究突不破人口發展“計時器倒轉”的怪圈。先來看清朝人口增長的一組數字，明末全國人口為1.5億，經過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後，清初人口難以統計。但是到18世紀末的幹隆時期，人口驟然增長到3億多。人口增長如此迅速的原因非常複雜，既有農工商各業發展、經濟總量擴大為人口增長帶來的有利條件，也有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鼓勵的結果。歷史專家高王淩則認為：人口增加是傳統農業集約化經營，提高農業產量的必需。農業集約化經營要求不斷投入勞動力，人口增加就成為提高產量的主要生產力來源。另外，一些高產作物的引進也為新增人口提供了食物來源。
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的增長對於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相反的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日益明顯。幹隆帝就曾經說過“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還說“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為緩解這種壓力，幹隆沿襲了康熙時的應對措施，繼續開荒墾地，但僅此一項遠遠不能滿足新增人口對土地的需求。因此，幹隆時期的很多農民都失去了土地，淪為佃農，更多的人則背井離鄉、四處漂泊乞討，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帶來的另一個明顯變化就是物價的上漲。樊樹誌指出：由於人均耕地麵積下降，每人所得糧食日益減少，導致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在物價上漲的衝擊下，國家收入的另外一項重要來源——煉銅、漕運和鹽業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難以為繼，紛紛破產，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減少——物價上漲——工業破產”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時期曾宣布“盛世添丁永不加賦”，導致人口增長雖然很快，但國家賦稅收入並沒有增長，長期穩定在兩千八九百萬兩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變，而從康熙到幹隆，物價則上漲了兩倍，官兵俸餉均入不敷出，隻好各想奇招，貪汙受賄者大有人在，吏治腐敗，幹隆帝對此卻態度曖昧，縱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難。
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最終導致了幹隆末年的白蓮教起義。樊樹誌認為“幹隆末年、嘉慶初年震動全國的川楚白蓮教起義，可以看作人口壓力與社會危機的一個標誌”。白蓮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遷移到該地的流民，最初他們依靠開發原始森林生活。但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該地區的土地已經超出了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特別是遇到災年，很多人就會生活無著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以白蓮教為共同的精神紐帶，聚集在一起鬧搶豪紳富戶，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
開始時，白蓮教採取的是零星鬥爭的形式，“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樹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隨著苦難的加深和白蓮教勢力的發展，到幹隆六十年底，較大規模的起義鬥爭終於爆發了。這次鬥爭蔓延湖北、陝西、四川、河南、甘肅五省，清政府前後調動了十六省軍隊、耗銀兩億兩才鎮壓下去。這可以看作是人口壓力的一個極端案例，但清朝卻以此為轉折，由盛世走向衰落。自此至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清朝有記載的農民運動竟多達二百多起，社會多處於動亂狀態。應該說，如此之多的民間動亂與幹隆時期沒有採取科學的人口對策有重要關係。
範文瀾先生說：幹隆本隻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於守成，而渴望有所作為，以樹立威信。其實，幹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夠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業也不是什麽難事。雖然他也沿襲祖製，並採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會中陰暗的一麵。就像他在晚年寫的那篇《十全記》，裏麵總結了自己即位以來的“十全武功”，即十次對外作戰的勝利。但實際上，這十次戰役中幾乎一半言不符實，有充數之嫌。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幹隆皇帝渴望名垂千古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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