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書案、梃擊案、紅丸案可稱是明末三大奇案。


    其中又以妖書案發生的最早。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宦官陳矩出宮時,給愛看書的萬曆皇帝買了一本由當時名儒呂坤著成的《閨範圖說》一書。


    此書采輯曆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跡編寫而成。


    萬曆皇帝看完此書後感覺非常不錯,便將其分享給了自己的愛妃鄭貴妃。


    鄭貴妃看到之後,想借此書給自己貼金,於是命人增補了十二個人。


    以東漢明德皇後開篇,以她本人為終篇,並親自加作了一篇序文,著成新一版的《閨範圖說》。


    也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漸漸的有人將這兩版《閨範圖說》混成了一團。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時任刑部侍郎的呂坤上了一封《天下安危疏》,請萬曆皇帝節省費用,廢除礦稅。


    本來是一件正常的事,那年頭多的是人上這種奏疏。


    但是誰知道原薊州判官戴士衡,竟言辭頗為激烈彈劾呂坤。


    說他先寫了一本《閨範圖說》是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


    然後又上《天下安危疏》是機深誌險,包藏禍心。


    呂坤自然也要為自己辯解,就與戴士衡打起口水仗。


    隻是這時候京城突然出現了一個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為《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名字叫《憂危竑議》。


    這篇文章以傳單的形式在京師廣為流傳。


    “朱東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一定太吉。


    “憂危竑議”四字的意思是:在呂坤所上的《天下安危疏》的基礎上竑大其說。


    當時朱常洛年滿十六,卻遲遲沒被立為太子,許多大臣都上書請立太子,但都被萬曆皇帝拖延下來了,這就是著名的‘爭國本’事件。


    呂坤的《天下安危疏》中並沒有提到立太子的問題,但是《憂危竑議》竟將此事強行與‘爭國本’一事聯係了起來,一下子就將事情複雜化了。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不明所以的吃瓜群眾,紛紛責怪《閨範圖說》的原作者呂坤。


    萬曆皇帝看到《憂危竑議》之後也是勃然大怒,當即下令追查,隻是查來查去也沒有結果。


    最後鄭貴妃伯父鄭承恩便懷疑《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


    戴士衡被懷疑並不冤枉,畢竟事件是他引起的。


    而樊玉衡則是因為曾上疏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指斥過鄭貴妃。


    萬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鬧大,最終隻能親下諭旨,說書是他賜給鄭貴妃的,也是勸誡其行事要尊婦德。


    然後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以“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幹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分別謫戍廣東雷州和廉州。


    而呂坤已經患病致仕,未被問罪。


    第一次的妖書案就這樣草草了結,由於萬曆皇帝故意輕描淡寫地處理,所以並未引起政壇的震動。


    誰也沒有想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妖書案會再次卷土重來。


    內閣大學士朱賡在家門口發現了一份題為《續憂危竑議》的揭帖,指責鄭貴妃意圖廢太子,冊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


    不僅朱賡收到了這份傳單似的東西,而在此之前一夜,已經在京師廣為散布,上至宮門,下至街巷,到處都有。


    《續憂危竑議》假托“鄭福成”為問答。


    所謂“鄭福成”,意即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當成。


    書中說皇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實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


    用朱賡為內閣大臣,是因“賡”與“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並指名道姓地攻擊了內閣大學士朱賡和首輔沈一貫,說二人是鄭貴妃的幫兇。


    此書大概隻有三百來字,但內容卻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當時就有人以此書“詞極詭妄”,將其稱為“妖書”。


    由於風波太大,朱賡和沈一貫除了上疏為自己辯護外,為了避嫌,也不得不帶罪在家。


    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內閣大學士沈鯉與“妖書案”有關。


    當時三時內閣三位輔臣,朱賡和沈一貫被“妖書”點名,不得不避嫌,現在沈鯉又被牽扯之後,內閣全體淪陷。


    而郭正域再一牽扯進來,則更加把此事複雜化了。


    因為郭正域又與‘楚宗案’相關。


    當年楚王府鎮國將軍華趆上疏,稱華奎為異姓子,不當襲爵。


    禮部侍郎郭正域力請勘實,首輔沈一貫反對勘驗,雙方爭持不下。


    後中旨判華趆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郭正域亦罷職聽勘。


    此案也一度鬧的沸沸揚揚,現在又炒出來把妖書案的複雜程度上升了無數個檔次。


    針對郭正域的審訊一連進行了五天,始終不能定案。


    萬曆皇帝震怒,下詔責問會審眾官,眾官惶惶不安。


    東廠、錦衣衛,包括京營巡捕,壓力都相當大,京師人人自危。


    妖書發現後整整十日,東廠捕獲了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發兄長皦生光與“妖書案”有關。


    皦生光本是順天府生員,專門以“刊刻打詐”為生,用後世的話說,就是個職業‘碰瓷’的。


    不僅如此,而皦生光的成名之‘碰’,是借“國本之爭”訛詐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


    當時有個叫包繼誌的富商為了附庸風雅,曾經委托皦生光代纂詩集。


    皦生光故意在詩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鄭主乘黃屋”一句,暗示鄭貴妃為自己的兒子奪取皇位。


    包繼誌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詩集。


    皦生光立即托人訛詐包繼誌,說他詩集中有悖逆語。


    包繼誌情知上當,卻也無可奈何,隻好出錢了事。


    皦生光又拿著詩集去訛詐鄭國泰,鄭國泰膽小,加上朝野上下輿論都對鄭貴妃不利,隻好也出錢了事。


    本就聲名不佳的皦生光被揭發後錦衣衛立即逮捕了皦生光,曝光了他之前的全部事跡。


    但皦生光受刑訊的時候卻表現出最後的骨氣,在酷刑下始終沒有牽連他人。


    其實所有人都明白,“妖書案”與皦生光無關。


    《續憂危竑議》一文論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為,皦生光這樣的落魄秀才絕對沒有這樣的能耐。


    但這件案子影響太大了,急於平息事端的萬曆皇帝逼著所有人盡快結案。


    無奈之下,皦生光被淩遲處死,家屬也被發配邊疆充軍。


    妖書案也就此完結。


    但是在妖書案中,朝中大臣互相指責攻訐之氣蔚然成風。


    整個朝堂烏煙瘴氣,所謂黨爭風氣,便是在此時形成。


    妖書案是朝堂所有人都不願迴憶的不堪之事。


    可以說皦生光的死,是滿朝君臣的集體意願。


    所以侯平才會說這案子沒法翻,也不可能翻,但如果隻是放了皦生光的後人,還是可以。


    “殿下,妖書案就是這樣,所以此案根本不可能翻案,也不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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