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鬧聲中，周執笏宣布比賽正式開始：“今天的辯題是‘班馬優劣’，比賽首先由正方主將立論，時間為5分鍾。”
雖然之前江水源一直表現得自信滿滿，簡直視山陽高中如插標賣首，但個中兇險隻有他自己知道。就比如說辯題的“班馬優劣”，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都是司馬遷比班固優秀，無數名人名言可以引為佐證，就憑自己這四五個人、一兩條槍想做翻案文章？難！
再比如說數據庫的事兒。
自己說得當然沒錯，分論點、論證很多時候是比論據重要，但那是建立在熟練掌握很多材料的基礎上的，才可以盡情鄙棄堆砌材料的笨拙。可事實上高中生能記住多少東西？又能玩出什麽花樣？還不是顛來倒去折騰那幾句誰都知道的熟膩名句？真正到了比賽的時候，絕對妥妥的論據為王，堆材料就可以把對方輕鬆堆死。就好像去年淮安府中隊首戰平橋二中，江水源靠背誦《舊唐書》，把那幫小姑娘欺負得毫無脾氣！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變成別人拿著一堆材料來虐自己了。
然而士氣可鼓不可泄，江水源是不可能在隊員麵前露怯的。相反，他還要想方設法給全隊加油鼓勁，營造出勝利觸手可及的感覺。而眼下就是最關鍵的時刻：立論！
立論，通常來講就是要對辯題進行辨析、給出定義，引出己方主論點，然後再剖析成三個以上的分論點，解釋理由，提出論據，最後總結前文，再次重申己方論點。
立論可以說是一場辯論的靈魂和基礎，直接決定以後辯論的走向。如果立論出現差錯，基本上屬於病入膏肓無藥可醫。所以在立論的時候一定要嚴謹，既不能被對方挑出毛病，還得為下一步攻防奠定先手，同時還要注重修辭，最好是一連串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或者妙語連珠的引用名句，來個先聲奪人。當然，還必須控製好時間語速，說得太快、匆匆結束，不僅浪費時間，觀眾和評委也聽不清；說得太慢，超時要扣分，還影響士氣。
端的是麻煩！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利用那兩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寫好草稿，上場後直接對著念，免得犯錯。江水源卻很少拿著紙條照本宣科，一來記憶力好、才思敏捷，根本用不著；二來還能給評委留下好印象，印象分不也是分麽？
不過今天江水源的立論任務尤其重，因為不僅要把論點說透，還得提早挖坑堵路，把對方預備的殺手鐧扼殺在萌芽狀態。怎麽叫挖坑堵路呢？舉個栗子。
某甲偷拿某乙一百塊錢，某乙發現後打算當眾揭發。如果某甲提前先說：“不好意思，昨天我臨時急用錢，剛巧你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某乙再指責某甲說：“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塊錢。”正常大家就會認為某甲真的是急用錢，某乙則大題小做，有扣帽子的嫌疑。
如果反過來呢？某乙先說“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塊錢”，某甲再解釋“不好意思，昨天我臨時急用錢，剛巧你又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大家肯定會認為某甲偷了錢，被抓之後才臨時找借口。
這就叫先入為主。
說時遲，那時快。隻見江水源起身朝評委、山陽高中隊和台下觀眾微微鞠躬，然後聲音琅琅地說道：“尊敬的評委、對方辯友，親愛的觀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方的觀點是‘班優於馬’。班馬優劣之爭，在《漢書》尚在雛形時已經出現，東漢王充在其著述《論衡》的《超奇篇》中寫道：‘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這時有幸拜讀的人已經認為‘班優於馬’。唐代劉知幾在其所作《史通》的《鑒識篇》中說：‘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可見渾而言之，‘班’應該指班彪、班固父子及其著述，‘馬’則對應為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及其著述，因為《史記》、《漢書》都是起於其父而成於其子的。南宋時的《班馬異同》，在明代被稍加釐訂，直接改名《史漢方駕》，可見析而言之，‘班’‘馬’則是指《史記》《漢書》中班馬兩人所撰述部分。兩種說法中以後者最為通行，今天的辯題理當以此為準！”
——這就是破題。首先說清楚什麽叫“班馬優劣”，厘清概念和範圍，讓人明白辯論的是什麽。
“我們討論班馬優劣，或者說之所以可以討論班馬優劣，原因在於司馬談、司馬遷迭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專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漢書》，兩者都是史家；《史記》、《漢書》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這是我們討論兩者優劣的基石。班、馬所撰《漢書》《史記》雙峰對峙，並稱史學巨著，然而兩者各有所長。概而言之，以體例論，《史》發凡起例，啟百代之先；《漢》完善定型，創千秋之業。以內蘊論，《史》明天人之分，《漢》主天人感應；《史》通古今之變，《漢》調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漢》盡聖人之道。以人物論，《史》明善惡，《漢》辨忠奸；《史》重傳情，《漢》重傳事；《史》重為人，《漢》重為文；《史》愛奇，《漢》重實。以文章言，《史》神明變化，《漢》嚴縝綿密；《史》筆端含情，《漢》不甚動情。”
——這就是挖坑。
我承認《史記》厲害（當然，不承認也不行），什麽“發凡起例”“神明變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該說的我都替你說了，你好意思當複讀機，把我說過的好話再撿起來重說一遍麽？而且你也認識到《漢書》不是擺設，它和《史記》應該是環肥燕瘦，各有風姿，互有長短，而不是《史記》一騎絕塵。你說對嗎？
聽到江水源的立論，評委席上周執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對視了幾眼，然後微微頷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樣子。台下觀眾絕大部分都聽不懂江水源滿嘴的之乎者也，不過不要緊，那一連串氣勢磅礴、對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聲裏的貫口、美聲中的花腔，讓人不明覺厲，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給觀眾鼓掌的機會，畢竟鼓掌也是要占時間的，他的時間可不能浪費：“但我們認為班優於馬，原因在於司馬遷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記》蕪雜而《漢書》純正。具體而言，《史記》尚有戰國縱橫家習氣，多奇譎縱橫、權謀之術，類似先秦諸子，為正史與雜記、辭賦的雜糅；而《漢書》則不激不厲，純然史家筆法，範曄稱讚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其一。
“其二，《史記》體例不純，用班彪的話說，‘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劉知幾也批評說‘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不像《漢書》全書體例統一，‘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興廢，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成為後世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記》有違怨而不怒的聖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經之旨，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而賤守節而貴俗功。早在西漢，揚雄即認為司馬遷的《史記》‘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東漢建武四年，範升上書指出‘《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到三國時，譙周也認為司馬遷‘或采俗語百家之書，不專據正經’。而班固的《漢書》則‘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緯《六經》，綴道綱，深合教化之意。”
說《史記》不好，尤其說它不夠中庸平和、有違聖人之教，放在別的地方絕對是妥妥的毒點，能被吊打一百八十個姿勢不重樣！
什麽叫不夠中庸平和、有違聖人之教？分明是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思想先進，包容並蓄，兼容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批評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曆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舍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於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唿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誌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義的觀察、懷疑的精神，譴責了封建社會的殘暴統治，歌頌了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
怎麽到了您這兒反倒變成了反麵教材？
要是換了別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這麽說，因為絕對會被噴得體無完膚。可到了國學論難賽場上，不僅要說，還要旗幟鮮明地作為分論點。原因就在於這是“國學”論難！
何謂“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中華傳統學術無論你怎麽分科分類，都必然以儒家為主、經學為先。舍儒家、五經而談國學，就好像離開力熱聲光電而談物理、離開元素物質而談化學，絕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古時候敢這麽離經叛道，否認中庸平和、聖人之教的可沒幾個。更何況這是“國學”論難，剛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關懷可都屬於違規內容，就算你敢這麽想，你敢這麽說嗎？
江水源正是捏準了這一點，才敢大張旗鼓亮明觀點：有本事你們就批駁試試，要是能不違規，算你們今早上刷牙刷得幹淨！
“正是綜合以上三點，所以我方認為班優於馬！”
雖然之前江水源一直表現得自信滿滿，簡直視山陽高中如插標賣首，但個中兇險隻有他自己知道。就比如說辯題的“班馬優劣”，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都是司馬遷比班固優秀，無數名人名言可以引為佐證，就憑自己這四五個人、一兩條槍想做翻案文章？難！
再比如說數據庫的事兒。
自己說得當然沒錯，分論點、論證很多時候是比論據重要，但那是建立在熟練掌握很多材料的基礎上的，才可以盡情鄙棄堆砌材料的笨拙。可事實上高中生能記住多少東西？又能玩出什麽花樣？還不是顛來倒去折騰那幾句誰都知道的熟膩名句？真正到了比賽的時候，絕對妥妥的論據為王，堆材料就可以把對方輕鬆堆死。就好像去年淮安府中隊首戰平橋二中，江水源靠背誦《舊唐書》，把那幫小姑娘欺負得毫無脾氣！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變成別人拿著一堆材料來虐自己了。
然而士氣可鼓不可泄，江水源是不可能在隊員麵前露怯的。相反，他還要想方設法給全隊加油鼓勁，營造出勝利觸手可及的感覺。而眼下就是最關鍵的時刻：立論！
立論，通常來講就是要對辯題進行辨析、給出定義，引出己方主論點，然後再剖析成三個以上的分論點，解釋理由，提出論據，最後總結前文，再次重申己方論點。
立論可以說是一場辯論的靈魂和基礎，直接決定以後辯論的走向。如果立論出現差錯，基本上屬於病入膏肓無藥可醫。所以在立論的時候一定要嚴謹，既不能被對方挑出毛病，還得為下一步攻防奠定先手，同時還要注重修辭，最好是一連串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或者妙語連珠的引用名句，來個先聲奪人。當然，還必須控製好時間語速，說得太快、匆匆結束，不僅浪費時間，觀眾和評委也聽不清；說得太慢，超時要扣分，還影響士氣。
端的是麻煩！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利用那兩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寫好草稿，上場後直接對著念，免得犯錯。江水源卻很少拿著紙條照本宣科，一來記憶力好、才思敏捷，根本用不著；二來還能給評委留下好印象，印象分不也是分麽？
不過今天江水源的立論任務尤其重，因為不僅要把論點說透，還得提早挖坑堵路，把對方預備的殺手鐧扼殺在萌芽狀態。怎麽叫挖坑堵路呢？舉個栗子。
某甲偷拿某乙一百塊錢，某乙發現後打算當眾揭發。如果某甲提前先說：“不好意思，昨天我臨時急用錢，剛巧你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某乙再指責某甲說：“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塊錢。”正常大家就會認為某甲真的是急用錢，某乙則大題小做，有扣帽子的嫌疑。
如果反過來呢？某乙先說“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塊錢”，某甲再解釋“不好意思，昨天我臨時急用錢，剛巧你又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大家肯定會認為某甲偷了錢，被抓之後才臨時找借口。
這就叫先入為主。
說時遲，那時快。隻見江水源起身朝評委、山陽高中隊和台下觀眾微微鞠躬，然後聲音琅琅地說道：“尊敬的評委、對方辯友，親愛的觀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方的觀點是‘班優於馬’。班馬優劣之爭，在《漢書》尚在雛形時已經出現，東漢王充在其著述《論衡》的《超奇篇》中寫道：‘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這時有幸拜讀的人已經認為‘班優於馬’。唐代劉知幾在其所作《史通》的《鑒識篇》中說：‘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可見渾而言之，‘班’應該指班彪、班固父子及其著述，‘馬’則對應為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及其著述，因為《史記》、《漢書》都是起於其父而成於其子的。南宋時的《班馬異同》，在明代被稍加釐訂，直接改名《史漢方駕》，可見析而言之，‘班’‘馬’則是指《史記》《漢書》中班馬兩人所撰述部分。兩種說法中以後者最為通行，今天的辯題理當以此為準！”
——這就是破題。首先說清楚什麽叫“班馬優劣”，厘清概念和範圍，讓人明白辯論的是什麽。
“我們討論班馬優劣，或者說之所以可以討論班馬優劣，原因在於司馬談、司馬遷迭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專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漢書》，兩者都是史家；《史記》、《漢書》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這是我們討論兩者優劣的基石。班、馬所撰《漢書》《史記》雙峰對峙，並稱史學巨著，然而兩者各有所長。概而言之，以體例論，《史》發凡起例，啟百代之先；《漢》完善定型，創千秋之業。以內蘊論，《史》明天人之分，《漢》主天人感應；《史》通古今之變，《漢》調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漢》盡聖人之道。以人物論，《史》明善惡，《漢》辨忠奸；《史》重傳情，《漢》重傳事；《史》重為人，《漢》重為文；《史》愛奇，《漢》重實。以文章言，《史》神明變化，《漢》嚴縝綿密；《史》筆端含情，《漢》不甚動情。”
——這就是挖坑。
我承認《史記》厲害（當然，不承認也不行），什麽“發凡起例”“神明變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該說的我都替你說了，你好意思當複讀機，把我說過的好話再撿起來重說一遍麽？而且你也認識到《漢書》不是擺設，它和《史記》應該是環肥燕瘦，各有風姿，互有長短，而不是《史記》一騎絕塵。你說對嗎？
聽到江水源的立論，評委席上周執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對視了幾眼，然後微微頷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樣子。台下觀眾絕大部分都聽不懂江水源滿嘴的之乎者也，不過不要緊，那一連串氣勢磅礴、對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聲裏的貫口、美聲中的花腔，讓人不明覺厲，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給觀眾鼓掌的機會，畢竟鼓掌也是要占時間的，他的時間可不能浪費：“但我們認為班優於馬，原因在於司馬遷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記》蕪雜而《漢書》純正。具體而言，《史記》尚有戰國縱橫家習氣，多奇譎縱橫、權謀之術，類似先秦諸子，為正史與雜記、辭賦的雜糅；而《漢書》則不激不厲，純然史家筆法，範曄稱讚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其一。
“其二，《史記》體例不純，用班彪的話說，‘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劉知幾也批評說‘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不像《漢書》全書體例統一，‘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興廢，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成為後世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記》有違怨而不怒的聖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經之旨，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而賤守節而貴俗功。早在西漢，揚雄即認為司馬遷的《史記》‘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東漢建武四年，範升上書指出‘《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到三國時，譙周也認為司馬遷‘或采俗語百家之書，不專據正經’。而班固的《漢書》則‘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緯《六經》，綴道綱，深合教化之意。”
說《史記》不好，尤其說它不夠中庸平和、有違聖人之教，放在別的地方絕對是妥妥的毒點，能被吊打一百八十個姿勢不重樣！
什麽叫不夠中庸平和、有違聖人之教？分明是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思想先進，包容並蓄，兼容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批評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曆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舍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於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唿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誌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義的觀察、懷疑的精神，譴責了封建社會的殘暴統治，歌頌了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
怎麽到了您這兒反倒變成了反麵教材？
要是換了別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這麽說，因為絕對會被噴得體無完膚。可到了國學論難賽場上，不僅要說，還要旗幟鮮明地作為分論點。原因就在於這是“國學”論難！
何謂“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中華傳統學術無論你怎麽分科分類，都必然以儒家為主、經學為先。舍儒家、五經而談國學，就好像離開力熱聲光電而談物理、離開元素物質而談化學，絕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古時候敢這麽離經叛道，否認中庸平和、聖人之教的可沒幾個。更何況這是“國學”論難，剛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關懷可都屬於違規內容，就算你敢這麽想，你敢這麽說嗎？
江水源正是捏準了這一點，才敢大張旗鼓亮明觀點：有本事你們就批駁試試，要是能不違規，算你們今早上刷牙刷得幹淨！
“正是綜合以上三點，所以我方認為班優於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