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死了,死的算不上悲涼,這是他的命,命中注定就該死。


    大多數人都認為他罪有應得,也有一部分反對魏忠賢的人覺得魏忠賢死的令他們很治愈,讓他們的靈魂和精神得到了滿足。


    雖然魏忠賢死了,但是崇禎並沒有覺得有所放鬆,許多的事情並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


    魏忠賢的黨羽也如鳥投林一般,一哄而散。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魏忠賢死了,袁崇煥被崇禎解除了兵權並羈押,一切都陷入到了沉寂之中,崇禎又開始了思考人生。


    年輕人,永遠是社會的中流砥柱,特別是在王朝的末期,最終拚的都是人口。雖然課本上說,科學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但是在生產力還不足夠發達的古代,人口才是第一生產力。


    除了人口這個重要的因素以外,還有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軍隊的戰鬥力。


    想一想當初,朱元璋奪取天下之時,擁有超過100萬的正規軍。


    到了明成祖朱棣時,軍隊數量更是超過了150萬,叱詫風雲的大明軍,南征北戰,該打臉的打臉,不給敵人絲毫的臉麵,接連的把敵人打趴下。


    到了後來明朝軍隊的數量就越來越少。到了崇禎一朝時,能夠叫的出名字的軍隊就隻剩下了三支。


    分別是祖大壽的關寧鐵騎、孫傳庭的秦兵以及盧象升的天雄軍。


    但這三支軍的軍力也是強到爆表,不比女真軍弱。


    不過,按照當前的局勢,想要募兵太難了,不是說年輕人怕死,而是當兵實在是沒有什麽出息。發不出軍餉不說,還有性命之憂,所以也就沒有什麽人願意當兵了。


    大炮一開,黃金萬兩,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讓崇禎非常頭疼,這個問題就是明朝宗祿問題已經成為拖累明朝財政的巨大包袱。


    一個靠農業稅收的國家,想要養活這個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太難了。


    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當初朱元璋剛剛創建明朝這個帝國的時候,宗祿問題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


    太祖當初所製定的宗祿問題,現在成了拖垮這個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明朝初年確立起來的宗室供養製度規定宗室成員不得參與科舉,不得從事四民之業,完全依賴所在地方官府提供的祿糧生活。


    洪武九年二月丙戌確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其中規定:“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


    總之一句話,到了後來,朝廷已經養不起這樣吃宗祿的皇室成員了。


    朱元璋打天下,有兩把刷子,可在治理天下時卻遠遠不如他南征北戰來的威風。


    這個中國曆史上唯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想要老百姓活在自己構建的小農社會裏麵。


    如果有可能,朱元璋恨不能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


    明朝每戶人家都要承擔實物稅,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軍士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糧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幹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隻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


    軍隊也如此,實行衛所製,官兵在駐地自耕自食,亦農亦兵。實際上這種製度,並非不能實行,隻是實行起來卻非常的困難,大多數時候隻不過是皇帝的一廂情願。


    一分錢不用花,就能養活龐大的軍隊,這種一本萬利的事情,誰不做誰是傻的。明太祖很得意,說他是養百萬兵而不用花國家一分錢,但結果隻是養活了百萬名集體農莊的農民而已。


    到了明朝中後期,衛所軍隊與普通農民無異,毫無戰鬥力。


    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偉、最長的南京城牆時,每一塊城磚竟然是從全國各地燒造好後運來的。


    朱元璋也許沒有想到,在南京建一個燒製城磚的工廠會是更高效、更經濟的手段。


    一個擁有著小農思想的皇帝,想要讓他有遠見,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國理念。在這個背景下,明太祖實行海禁就一點也不奇怪,連國內貿易都想要禁止,更何況是對外貿易?防禦倭寇不過是實行海禁的一個很好的借口。


    但是事情有例外,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違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的動機來自於篡奪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朱棣懷疑建文帝隱藏在西洋,所以進行搜尋追捕。


    二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進行的政治遊行。


    從這兩個出發點來看,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意義就不會大,因為所取得的成效微乎其微,純粹的賠本賺吆喝。


    鄭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貿易,結果隻能是勞民傷財,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對。


    明成祖好大喜功,執政時間一長,必然結果就是國家財政的破產。


    鄭和七下西洋沒有任何實際的經濟價值,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這一華而不實的舉動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卻是國力所不允許的。


    大臣們懾於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隻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剛剛落成即被雷電擊中燒光的機會發難,逼得他罷下西洋。其實不要說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這種動機和做法,對中國隻是有害無利的,徒費國力的政治遊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於財政困難的窘境,因此國家動員能力極差。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經差不多兩億,但最大一次動員的兵力不過就是鬆山會戰時的13萬軍隊,這已經是窮盡國力。


    軍隊的動員能力不僅僅單純是軍事上的動員,軍隊遠征的數量和距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決於能動員多少人參軍,而是後勤能否保障,這純粹就是國家的全麵動員能力了,尤其要有財政能力作為支撐。


    太多太多的原因製約了明朝軍力的發展,有些是對的,有些不見得是錯的,隻不過是在某個時間點不太合適而已。


    就像魏忠賢的死,究竟是好還是壞,崇禎也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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