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紀前後，從西亞、北非到東亞，重騎兵都麵臨輕騎兵的強勁挑戰，形成了以輕騎兵壓倒重騎兵的普遍趨勢。在西亞、北非，阿拉伯輕騎兵擊敗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騎兵，輕騎兵代替重騎兵成為戰場上的王牌，在中亞，新興的突厥王國以輕騎兵擊敗了柔然的重騎兵(2)，突厥代替柔然成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興的唐以輕騎兵擊敗了隋的甲騎具裝，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成為軍隊的主力。在西亞、北非和中亞，重裝騎兵的衰落顯然與農民大起義和世族門閥的衰落無關，而主要是與其機動性差有關。
在中原，甲騎具裝的衰落也首先是由於其機動性差。沉重的具裝鎧甲雖然帶來了防護力的增強，卻減弱了機動性。據考古發現，一件完整的鐵具裝，約重40至50公斤，特製的重鎧可達100公斤。又據《宋史》卷一九七《兵誌十一》載，南宋初年，一領鐵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約，26。86—29。84公斤)。可見，戰馬馱載的人甲和馬具裝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達130公斤。重鎧增加了戰馬的負擔，使其難以持久戰鬥，隻有高大健壯而又穩重的馬匹才能充當甲騎具裝的坐騎，即使是這樣的高頭大馬也隻能以小跑、慢跑衝鋒。
騎兵是進攻型的兵種，機動性是騎兵作戰的基本特點，失去了快速機動能力，就等於改變了這一兵種的性質，就難以體現其優勢。早在先秦時期，孫子就提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4)認為作戰時應以正麵軍隊與敵交戰，而以側擊、迂迴、包圍等取勝，很重視機動作戰的作用。但由於當時的軍隊以車兵和步兵混合編成，車兵受道路的限製很大，步兵靠雙腳步行，行動速度比較慢，二者的機動性都還很差，這一主張在實踐中受到不少限製。隻有到西漢時期，以輕騎兵組成的騎兵大集團出現後，這一主張才得到較充分的實踐。騎兵大集團的出現使軍隊由注重力的對抗轉變為注重尋找和創造機會，其實質是通過機動、速度來體現軍隊的戰鬥力
魏晉南北朝以降，騎兵發展為人馬都披鎧甲的甲騎具裝，防護力雖然提高了，機動性卻降低了。美國軍事史學家t。n。杜普伊指出，機動性、突然性、翼側突擊和衝鋒的猛烈性這四項因素是古代騎兵戰術的基礎。而要真正發揮這些因素的潛在作用還需依仗馬匹的高度機動性(5)。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也認為騎兵的“王牌為速度和時間而不是打擊力”(6)。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甲騎具裝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甲騎具裝機動性差，雖然適於正麵突擊，卻不適於實施機動戰術，不宜於穿插、迂迴，出奇製勝沉重的具裝使其戰術簡單、行動遲緩。
雖然甲騎具裝在對付裝備簡陋的步兵時具有明顯的優勢，但在對付機動靈活的輕騎兵和裝備精良的步兵時則往往力不從心，甚至處於不利地位。隋軍在與突厥作戰時“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7)這說明隋軍的甲騎具裝(8)很難單獨抵擋突厥輕騎兵機動靈活的進攻，需要與步兵配合作戰，方能與之抗衡。這和十字軍重騎兵與塞爾柱土耳其輕騎兵作戰的情況十分相似。由於行動迅速的塞爾柱輕騎兵經常避開笨重的十字軍重騎兵的正麵進攻而迂迴其側翼和背後，十字軍發展了一種步騎協同的戰術，即以步兵弓箭手組成牢固的掩護屏障，騎兵在其後，當騎兵要發起衝鋒時，步兵則讓開通路，(9)以二者的協同來與塞爾柱輕騎兵對抗。隋義寧元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西取關中。九月，隋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襲唐軍，唐軍初戰不利，”諸軍多已奔退”。此時，率部眾隨唐軍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複振”(10)。隋軍騎兵是甲騎具裝而史大柰所部卻是輕騎兵(11)。機動靈活的輕騎兵發揮速度優勢繞到隋軍陣後擊敗了防護力強但機動性差的甲騎具裝。
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尤其是與突厥等遊牧民族的戰爭，人們逐漸認識到對騎兵來說，機動性比防護力更重要。隋唐之際，在軍事思想方麵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重視機動的思想代替了重視防護的思想。唐初名將李靖強調指出，用兵上神，戰貴其速”。(12)
新的軍事思想又需要新的主力兵種來實施。十六國南北朝時期，軍隊中除甲騎具裝外還有一定數量人披鎧甲，馬不披具裝的輕騎兵，後者作為輔助力量，與前者分別擔負不同的任務，如偵察、追擊等。考古資料可以證實這一點。如麥積山石窟127窟西魏或作北魏，壁畫《十善十惡》中既有持矛的具裝騎士，又有人著甲胄，馬不披甲，持弓箭做射擊狀的輕騎兵，麥積山135窟西魏壁畫《涅變》中可以看清楚的戰馬均未披具裝(13)。由於戰爭實踐重新需要輕騎兵充當戰場上的主力，人們開始以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作為軍隊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軍隊中輕騎兵的比例，減少了具裝騎兵後來逐漸以輕騎兵基本取代了具裝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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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機動作戰和進攻的突然性的軍事思想指導下，唐初戰爭中經常使用行動迅速的輕騎兵進行出敵不意的遠程奔襲。名將李靖就非常善於使用輕騎兵進行突然襲擊常出敵不意，戰而勝之。貞觀四年(630年),他率軍進攻東突厥，趁其不備，突然以三千騎兵”夜襲定襄”，大敗突厥。不久，又趁唐儉等前往突厥牙帳慰撫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14)，一舉殲滅突厥主力。
唐初不少傑出將帥都善於使用輕騎兵，在戰場上實施高度機動戰術，相機破敵。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戰鬥中就非常注意尋找敵人的弱點，以己之強當敵之弱，不簡單地以硬碰鬥力與敵人決勝負，而是以機動、速度來尋找和創造戰機。李世民曾說自己“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15)他往往先以輕騎兵實施敵前偵察，尋找敵人的弱點，然後適時加以攻擊。如虎牢之戰中。“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16)遂率輕騎兵猛撲竇建德軍的總指揮部。有時他以輕騎兵迂迴敵軍陣後，攻其側背，配合正麵形成夾攻，有時直接從敵軍薄弱部分突入，貫穿敵陣，然後從其背後再次衝入，反複衝殺，把敵陣攪得大亂，使敵軍指揮失靈，陷於崩潰，以局部勝利帶動全局勝利。如在擊敗竇建德的虎牢之戰中他就是親率輕騎直衝敵陣。其部下李道玄“挺身陷陣，直出其後，複突陣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李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並親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起旗幟貫穿敵陣，在竇軍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17)，竇建德也因傷被俘。
由於甲騎具裝的主要長處在於防護性和衝擊力，不在於速度，其主要作用是充當正兵突擊，不宜於出奇製勝，而輕騎兵才善於以速度表現戰鬥力，所以，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在重視機動的軍事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後，甲騎具裝在與輕騎兵的競爭中便處於不利地位，它必須讓位於輕騎兵
二
其次，是由於殺傷兵器的發展。綜觀軍事史，武器裝備總是在對抗中發展的“盾”的發展必然會帶來”矛”的進一步發展。自十六國時期，防護力很強的甲騎具裝大量出現在中原戰場之後，殺傷兵器也有了很大發展。弓弩、大斧、長槍等得到較大改進，隋唐之際還出現了由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這些都對甲騎具裝產生了很大的威脅
兩晉南北朝時期，弓的發射力比前代有所增大，南北朝時的步弓可達10餘石，馬弓可達6石(18)。西晉時期出現了威力強大的神弩，東晉南朝時期，又有進一步發展，號稱”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19)。北朝也有用數頭牛才能絞軸張弦的床弩，用於守城和防禦遊牧民族騎兵的衝擊(20)。。唐代除一般的弩外，還有在晉代萬鈞神弩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車弩，一次可同時發射七支鐵羽箭，射程達700步(21)。車弩可裝在兵車、戰船上使用，具有一定的機動性，可用於攻堅、守城，也可用於抗擊騎兵。唐代強弩的威力很大，具有相當的威懾力。唐德宗時，藩鎮叛亂，叛將”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蟦命棲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22)。另外，唐代還有專用的射甲箭，而且是各種箭中裝備最多的(23)。北朝後期至隋唐軍事上的重要對手突厥人使用的是射程、弓力和命中率都比古時完善的木、骨鑲拚而成的m型複合弓(24)。突厥箭的侵徹力比唐箭更強。
唐代，不僅弓弩的殺傷力增強，而且裝備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唐軍中裝備弓的比例是10分，即平均每個戰兵都裝備有弓，裝備弩的比例是2分，即20%，專職弓弩手的比例也比前代增多達戰兵的30%(25)。以騎射為本的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軍隊更是人人都是弓箭手。大量強弓勁弩對甲騎具裝造成了很大威脅。
隋唐之際還出現了由漢代的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26)。陌刀兩麵有刃，全長一丈，重15斤，砍殺效能相當高(27)。陌刀是當時的常備兵器之一，軍中設有陌刀隊。據李筌《太白陰經》載，唐代一軍中戰兵為12500人，配備陌刀2500口占了戰兵人數的20%。
隋唐時代，斧有較大的改進，刃部加寬，柄卻減短，依其式樣分為長柯斧和鳳頭斧，砍殺效能都相當高(28)。具裝鎧的防護麵積雖大，馬腿卻難以防護，雖然弓弩難以射中馬腿、陌刀、大斧卻正可以砍?
從漢到唐，
長矛也得到了較大改進。晉代，出現了矛頭短而尖的改進型長矛，其頭部比傳統的矛頭要短，整體輕銳，使用靈便，刺殺效果更好，而且比較節省金屬，製作簡便，容易大量裝備，於是被廣泛地使用。唐代一般稱矛為槍，作為主要兵器，每個戰兵都配備一杆(29)。唐代的槍比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鎧甲，而突厥人使用的長矛，其棱上有一個專門用以刺穿鎧甲的窄翼(30)。這些都使具裝的防護力相對下降，其必要性也相對下降。
綜上所述，隋唐之際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增長，給行動遲緩的甲騎具裝帶來了很大威脅。在軍事史上，當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超過防護裝備時，有兩種可能的反應，一種是設法加強防護裝備，另一種則是取消防護裝備，以減輕負重，提高機動性
14世紀的法國人采取了加強防護裝備的作法，用更重的板片式鎧甲代替鎖子甲但實際效果並不好。重裝騎兵在與英國長弓兵、瑞士長矛兵的戰鬥中連吃敗仗(31)。因為這種作法雖然提高了防護力，卻犧牲了機動性，而隻有機動性才能更有效地削弱對方殺傷兵器的威力
隋唐之際，采取了部分取消防護裝備，即取消馬具裝的作法，改甲騎具裝為人披鎧甲，馬不披具裝的輕騎兵，以高速機動來規避並進而壓倒對方的殺傷兵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實，早在南北朝時期，即已有人卸去具裝，衝鋒陷陣，隻是還不普遍。
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劉宋與北魏的陝之戰中，宋將薛安都“睼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眾無不披靡。”(32)數次衝入敵陣，而敵“夾射不能中”這充分表明卸去具裝，提高了速度的戰馬能有效地規避對方弓箭的殺傷。隋唐之際，戰馬普遍卸去具裝，以高速機動的輕騎兵突擊敵陣的戰術得到了普遍應用。如前文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戰爭中就經常以其精銳的輕騎兵克敵製勝，或迂迴敵軍陣後，攻其側背，配合正麵形成夾攻，或直接從敵軍薄弱部分突入，貫穿敵陣，然後從其背後再次衝入，反複衝殺，把敵陣攪得大亂，使之陷於崩潰
一般來說，武器裝備決定戰術的樣式，而戰術又會反過來影響武器裝備的發展。魏晉南北朝以來殺傷兵器的發展，決定了以機動為主的戰術代替以衝擊、防護為主的戰術，而這一戰術的使用又影響了以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的曆史趨勢。
三
再次，是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
隋唐之際對漢族影響力最大的少數民族是突厥，而突厥軍隊強調機動性，大量使用輕騎兵。從現有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看，突厥騎兵是以輕騎兵為主的。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約5—7世紀時突厥人創作的岩畫，畫麵上有一位戴盔披甲!手執長矛作刺擊狀的騎士，所乘戰馬並無具裝(33)。記述8世紀前期突厥貴族闕特勤戰功的突厥文《闕特勤碑》，描寫其在鳴沙之戰中衝鋒陷陣的場麵時寫道：“最初，他騎tad-iqin啜(cu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二次騎始波羅(isbara)yamta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三次騎yaginsilig官的帶有馬衣的栗色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風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讓一箭中其麵部和頭部……突厥諸官，你們都知道他的進擊，我們在那裏把那支軍隊消滅了。”在這次戰鬥中，闕特勤先後乘騎四匹戰馬，其中隻有一匹帶有馬衣。該碑提到的闕特勤在曆次戰鬥中乘騎的戰馬共有十匹，而指出其披有馬衣的隻有一匹(34)。突厥文《闕利啜碑》中共有五處提到戰馬，其中三處都隻描述其毛色，而未指出其披有馬衣，另兩處因碑文殘缺而不詳(35)
可見，突厥軍隊中披有馬衣的戰馬隻是極少數，而且據國外學者推測，突厥的馬衣並非金屬具裝，而是皮革所製(36)。看來突厥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樣，從來不讓鎧甲的重量妨礙戰馬的機動能力。
創作於公元7—8世紀的新疆巴裏坤縣八牆子村岩畫《戰騎圖》上有兩位騎士、三匹駿馬，駿馬形體健壯，均無具裝(37)。創作於公元9世紀的新疆哈密市泌城鄉頭工村岩畫，在一巨石上刻有八位手執長兵器的騎士圍攻中央一位挺槍迎戰的騎士，騎士形態各異，或舉棒，或挺槍，所乘戰馬均無具裝(38)。巴裏坤、哈密一帶，在公元7—8世紀時是沙陀突厥的居地，世紀時是黠戛斯等族的屬地。新疆吉木薩爾北庭故城出土的高昌迴鶻王室寺院西大寺中有一幅創作於，世紀的《王者出行圖》，其中畫有騎兵多人，都是人披鎧甲，馬不披甲(39)。這些民族是突厥的近鄰，且曾役屬於突厥，沙陀突厥和迴紇(迴鶻)，在種族上與突厥還是近親，其軍隊的編成、裝備等都與突厥近似。這也從側麵證明了突厥軍隊是以輕騎兵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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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輕騎兵在編成、裝備、訓練、戰略、戰術等方麵都深受突厥的影響。唐高祖李淵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麵模仿突厥輕騎兵的模式，訓練其軍隊，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淵認為，”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行動迅速是突厥騎兵經常取勝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則可以戰而勝之。於是”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訓練，”飲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見帝兵，鹹謂以其所為，疑其部落”。後與突厥交戰，”縱兵擊而大破之”，致使”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40)。此後，唐王朝以精銳的輕騎兵平定天下，進一步從實踐中證實了其優越性。因而在唐代輕騎兵逐漸完全取代了甲騎具裝。
甲騎具裝的衰落與李淵模仿突厥輕騎兵訓練軍隊大致同時，決非偶然巧合，二者之間顯然存在著因果關係。
另外，唐初大量使用歸附的各遊牧民族的軍隊如上文所述之迴紇等族的軍隊，而這些民族的軍隊大多與突厥一樣，主要是輕騎兵。使用歸附各族的軍隊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其裝備、編成的影響
四
李淵受突厥輕騎兵影響，依其模式組建輕騎兵之事，史有明載，而在這方麵受到隋末農民起義軍多大影響，卻缺乏明確的史料記載。而且李淵受突厥影響，組建輕騎兵是在其與起義軍發生軍事接觸之前的大業十一年(41)，大業十三年當其最初與起義軍相遇，即與曆山飛部相遇時，已有了較強大的輕騎兵，並依靠其輕騎兵取勝(42)。雖然起義軍由於缺乏裝備，其騎兵可能有一些是不披具裝的輕騎兵，或主要是輕騎兵，唐軍可能在對付起義軍輕騎兵的過程中，其自身的輕騎兵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李淵受突厥影響在前，所以不能認為唐代輕騎兵是受隋末農民起義軍影響才出現的。
世族門閥的衰落與甲騎具裝的衰落之間也並無直接的關係。魏晉南北朝甲騎具裝的成員與歐洲中古時期的重騎兵不同，並不僅僅是貴族、騎士，其中多是部落成員或隸屬於國家的兵戶又稱營戶、軍戶、士家，以及均田農民。十六國時期，各國軍隊的基本兵力多是少數民族的部族兵，在基本兵力中又以其統治者本民族的部族兵為骨幹和主體。甲騎具裝主要就出自這些部族兵。如前趙帝匈奴人劉曜，“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禦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43)。北魏前期的軍隊仍主要是部落兵，軍隊成員主要來源於鮮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漢族人一般不服兵役，隻是“服勤農桑，以供軍國”(44)。後來逐漸用漢人充當地方軍性質的州兵，孝文帝改製後在漢人中實行征兵製，中原各州的州兵基本上都是征集而來。但漢人主要是當步兵，很少當騎兵。東魏、北齊的主要兵源仍是鮮卑人，另外也在漢人中大量征兵，北齊時，還曾大量募兵。西魏、北周實行府兵製，其軍隊成員起初多為鮮卑人，後來增加了關隴豪強的部曲私兵和部分鄉兵，再後來又增加了大量均田農民。東晉的主要兵源是世兵和募兵，另外還有少量征兵。南朝各王朝的主要兵源是募兵，其次是出自軍戶的世兵，另外也大量征兵。
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多數軍隊仍是屬於政府的官兵，雖然西魏時曾大量收編豪強地主的部曲和部分鄉兵，但總的來看，屬於世族門閥的部曲私兵隻是少數，而且世族門閥的私兵中多是步兵，騎兵較少。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甲騎具裝的成員既不像歐洲中古時期的重裝騎兵那樣都是貴族、騎士，也不是像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以屬於世族門閥的部曲私兵為主，而是以平民身分的部落成員或隸屬於國家的兵戶或均田農民為主。所以門閥士族的衰落並不會帶來甲騎具裝的衰落。將甲騎具裝的衰落與世族門閥的衰落相聯係，似是套用了歐洲貴族的衰落與重裝騎兵衰落之間的關係不免有以歐洲曆史簡單地套中國曆史之嫌。
甲騎具裝的衰落顯然另有原因，
即前文所述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逐漸發現了甲騎具裝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機動性差，以及殺傷兵器的發展和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
注釋：
(1)見《中國軍事史》第4卷《兵法》，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中國古代軍事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頁等。
(2)見《外國著名戰爭戰役》，上，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頁；《外國著名戰爭戰役》(中)，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頁，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頁圖62《波斯杜拉。尤羅波斯鎧馬騎士雕象》，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圖版《波斯古畫中的騎士、具裝與龍》；(美)t。n。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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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突厥騎兵絕大多數是輕騎兵，詳見本文第三節。柔然騎兵以重騎兵為主。《魏書》卷二《太祖紀》載，天興五年正月“辛卯，蠕蠕社侖遣騎救素古延等，和突逆擊，破之於山南河曲，獲鎧馬二千餘匹”。
(4)《孫子兵法。勢篇》
(5)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51頁
(6)[英]，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一冊，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頁
(7)《隋書》卷四八《楊素傳》
(8)《隋書》卷八《禮儀誌三》載，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進攻高麗時，隋軍的騎兵都是甲騎具裝，每軍有騎兵四團，其”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考古》1977年第5期《安徽六安東三十鋪隋畫像磚墓》亦載，安徽六安東三十鋪隋畫像磚墓出土一甲騎具裝正與步兵戰鬥的畫像磚。
(9)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87頁
(10)《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11)突厥騎兵絕大多數是輕騎兵，詳見本文第三節
(12)《通典》卷一五四引《李靖兵法》
(13)見《中國石窟#麥積山石窟》，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7年版，圖163，176
(14)《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四年正月、二月
(15)《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
(16)《資治通鑒》卷一**，武德四年五月己未
(17)《資治通鑒》卷一**，武德四年五月
(18)《梁書》卷三九《羊侃傳》，“所用弓至十餘石。”《南史》卷六三《羊侃傳》，”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馬弓為6石，步弓似以10餘石為是。
(19)《宋書》卷一《武帝紀》上
(20)《北史》卷二八《源賀傳》載，北魏時，源賀曾建議，在漠南築城，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弩一床給牛六頭”
(21)《通典》卷一六o
(22)《舊唐書》卷一五二《王棲曜傳》
(23)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24)[蘇]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漢譯本下冊，新疆社會科學院內部刊行，第95頁。轉引自薛宗正《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頁
(25)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26)見《通典》卷一四八引《李靖兵法》
(27)見《唐六典》卷一六《衛尉宗正寺武庫令》
(28)見《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兵器》，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頁
(29)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30)前引《突厥史》，第749頁
(31)見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103—107頁
(32)《宋書》卷七七《柳元景傳》
(33)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圖8—17—1
(34)林幹，《突厥史》附耿世民譯《突厥文碑銘譯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63頁
(35)《中國新疆古代藝術》，第276，277頁
(36)[蘇]伯恩斯坦，《六至八世紀鄂爾渾葉尼塞突厥社會經濟製度》。轉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47頁
(37)穆舜英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84年版，圖168
(38)同上書，圖
(39)《中國新疆古代藝術》，圖
(40)《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41)見《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
(42)《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43)《晉書》卷一o三《劉曜載記》
(44)《魏書》卷二八《劉潔傳》
在中原，甲騎具裝的衰落也首先是由於其機動性差。沉重的具裝鎧甲雖然帶來了防護力的增強，卻減弱了機動性。據考古發現，一件完整的鐵具裝，約重40至50公斤，特製的重鎧可達100公斤。又據《宋史》卷一九七《兵誌十一》載，南宋初年，一領鐵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約，26。86—29。84公斤)。可見，戰馬馱載的人甲和馬具裝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達130公斤。重鎧增加了戰馬的負擔，使其難以持久戰鬥，隻有高大健壯而又穩重的馬匹才能充當甲騎具裝的坐騎，即使是這樣的高頭大馬也隻能以小跑、慢跑衝鋒。
騎兵是進攻型的兵種，機動性是騎兵作戰的基本特點，失去了快速機動能力，就等於改變了這一兵種的性質，就難以體現其優勢。早在先秦時期，孫子就提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4)認為作戰時應以正麵軍隊與敵交戰，而以側擊、迂迴、包圍等取勝，很重視機動作戰的作用。但由於當時的軍隊以車兵和步兵混合編成，車兵受道路的限製很大，步兵靠雙腳步行，行動速度比較慢，二者的機動性都還很差，這一主張在實踐中受到不少限製。隻有到西漢時期，以輕騎兵組成的騎兵大集團出現後，這一主張才得到較充分的實踐。騎兵大集團的出現使軍隊由注重力的對抗轉變為注重尋找和創造機會，其實質是通過機動、速度來體現軍隊的戰鬥力
魏晉南北朝以降，騎兵發展為人馬都披鎧甲的甲騎具裝，防護力雖然提高了，機動性卻降低了。美國軍事史學家t。n。杜普伊指出，機動性、突然性、翼側突擊和衝鋒的猛烈性這四項因素是古代騎兵戰術的基礎。而要真正發揮這些因素的潛在作用還需依仗馬匹的高度機動性(5)。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也認為騎兵的“王牌為速度和時間而不是打擊力”(6)。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甲騎具裝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甲騎具裝機動性差，雖然適於正麵突擊，卻不適於實施機動戰術，不宜於穿插、迂迴，出奇製勝沉重的具裝使其戰術簡單、行動遲緩。
雖然甲騎具裝在對付裝備簡陋的步兵時具有明顯的優勢，但在對付機動靈活的輕騎兵和裝備精良的步兵時則往往力不從心，甚至處於不利地位。隋軍在與突厥作戰時“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7)這說明隋軍的甲騎具裝(8)很難單獨抵擋突厥輕騎兵機動靈活的進攻，需要與步兵配合作戰，方能與之抗衡。這和十字軍重騎兵與塞爾柱土耳其輕騎兵作戰的情況十分相似。由於行動迅速的塞爾柱輕騎兵經常避開笨重的十字軍重騎兵的正麵進攻而迂迴其側翼和背後，十字軍發展了一種步騎協同的戰術，即以步兵弓箭手組成牢固的掩護屏障，騎兵在其後，當騎兵要發起衝鋒時，步兵則讓開通路，(9)以二者的協同來與塞爾柱輕騎兵對抗。隋義寧元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西取關中。九月，隋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襲唐軍，唐軍初戰不利，”諸軍多已奔退”。此時，率部眾隨唐軍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複振”(10)。隋軍騎兵是甲騎具裝而史大柰所部卻是輕騎兵(11)。機動靈活的輕騎兵發揮速度優勢繞到隋軍陣後擊敗了防護力強但機動性差的甲騎具裝。
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尤其是與突厥等遊牧民族的戰爭，人們逐漸認識到對騎兵來說，機動性比防護力更重要。隋唐之際，在軍事思想方麵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重視機動的思想代替了重視防護的思想。唐初名將李靖強調指出，用兵上神，戰貴其速”。(12)
新的軍事思想又需要新的主力兵種來實施。十六國南北朝時期，軍隊中除甲騎具裝外還有一定數量人披鎧甲，馬不披具裝的輕騎兵，後者作為輔助力量，與前者分別擔負不同的任務，如偵察、追擊等。考古資料可以證實這一點。如麥積山石窟127窟西魏或作北魏，壁畫《十善十惡》中既有持矛的具裝騎士，又有人著甲胄，馬不披甲，持弓箭做射擊狀的輕騎兵，麥積山135窟西魏壁畫《涅變》中可以看清楚的戰馬均未披具裝(13)。由於戰爭實踐重新需要輕騎兵充當戰場上的主力，人們開始以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作為軍隊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軍隊中輕騎兵的比例，減少了具裝騎兵後來逐漸以輕騎兵基本取代了具裝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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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機動作戰和進攻的突然性的軍事思想指導下，唐初戰爭中經常使用行動迅速的輕騎兵進行出敵不意的遠程奔襲。名將李靖就非常善於使用輕騎兵進行突然襲擊常出敵不意，戰而勝之。貞觀四年(630年),他率軍進攻東突厥，趁其不備，突然以三千騎兵”夜襲定襄”，大敗突厥。不久，又趁唐儉等前往突厥牙帳慰撫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14)，一舉殲滅突厥主力。
唐初不少傑出將帥都善於使用輕騎兵，在戰場上實施高度機動戰術，相機破敵。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戰鬥中就非常注意尋找敵人的弱點，以己之強當敵之弱，不簡單地以硬碰鬥力與敵人決勝負，而是以機動、速度來尋找和創造戰機。李世民曾說自己“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15)他往往先以輕騎兵實施敵前偵察，尋找敵人的弱點，然後適時加以攻擊。如虎牢之戰中。“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16)遂率輕騎兵猛撲竇建德軍的總指揮部。有時他以輕騎兵迂迴敵軍陣後，攻其側背，配合正麵形成夾攻，有時直接從敵軍薄弱部分突入，貫穿敵陣，然後從其背後再次衝入，反複衝殺，把敵陣攪得大亂，使敵軍指揮失靈，陷於崩潰，以局部勝利帶動全局勝利。如在擊敗竇建德的虎牢之戰中他就是親率輕騎直衝敵陣。其部下李道玄“挺身陷陣，直出其後，複突陣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李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並親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起旗幟貫穿敵陣，在竇軍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17)，竇建德也因傷被俘。
由於甲騎具裝的主要長處在於防護性和衝擊力，不在於速度，其主要作用是充當正兵突擊，不宜於出奇製勝，而輕騎兵才善於以速度表現戰鬥力，所以，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在重視機動的軍事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後，甲騎具裝在與輕騎兵的競爭中便處於不利地位，它必須讓位於輕騎兵
二
其次，是由於殺傷兵器的發展。綜觀軍事史，武器裝備總是在對抗中發展的“盾”的發展必然會帶來”矛”的進一步發展。自十六國時期，防護力很強的甲騎具裝大量出現在中原戰場之後，殺傷兵器也有了很大發展。弓弩、大斧、長槍等得到較大改進，隋唐之際還出現了由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這些都對甲騎具裝產生了很大的威脅
兩晉南北朝時期，弓的發射力比前代有所增大，南北朝時的步弓可達10餘石，馬弓可達6石(18)。西晉時期出現了威力強大的神弩，東晉南朝時期，又有進一步發展，號稱”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19)。北朝也有用數頭牛才能絞軸張弦的床弩，用於守城和防禦遊牧民族騎兵的衝擊(20)。。唐代除一般的弩外，還有在晉代萬鈞神弩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車弩，一次可同時發射七支鐵羽箭，射程達700步(21)。車弩可裝在兵車、戰船上使用，具有一定的機動性，可用於攻堅、守城，也可用於抗擊騎兵。唐代強弩的威力很大，具有相當的威懾力。唐德宗時，藩鎮叛亂，叛將”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蟦命棲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22)。另外，唐代還有專用的射甲箭，而且是各種箭中裝備最多的(23)。北朝後期至隋唐軍事上的重要對手突厥人使用的是射程、弓力和命中率都比古時完善的木、骨鑲拚而成的m型複合弓(24)。突厥箭的侵徹力比唐箭更強。
唐代，不僅弓弩的殺傷力增強，而且裝備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唐軍中裝備弓的比例是10分，即平均每個戰兵都裝備有弓，裝備弩的比例是2分，即20%，專職弓弩手的比例也比前代增多達戰兵的30%(25)。以騎射為本的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軍隊更是人人都是弓箭手。大量強弓勁弩對甲騎具裝造成了很大威脅。
隋唐之際還出現了由漢代的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26)。陌刀兩麵有刃，全長一丈，重15斤，砍殺效能相當高(27)。陌刀是當時的常備兵器之一，軍中設有陌刀隊。據李筌《太白陰經》載，唐代一軍中戰兵為12500人，配備陌刀2500口占了戰兵人數的20%。
隋唐時代，斧有較大的改進，刃部加寬，柄卻減短，依其式樣分為長柯斧和鳳頭斧，砍殺效能都相當高(28)。具裝鎧的防護麵積雖大，馬腿卻難以防護，雖然弓弩難以射中馬腿、陌刀、大斧卻正可以砍?
從漢到唐，
長矛也得到了較大改進。晉代，出現了矛頭短而尖的改進型長矛，其頭部比傳統的矛頭要短，整體輕銳，使用靈便，刺殺效果更好，而且比較節省金屬，製作簡便，容易大量裝備，於是被廣泛地使用。唐代一般稱矛為槍，作為主要兵器，每個戰兵都配備一杆(29)。唐代的槍比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鎧甲，而突厥人使用的長矛，其棱上有一個專門用以刺穿鎧甲的窄翼(30)。這些都使具裝的防護力相對下降，其必要性也相對下降。
綜上所述，隋唐之際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增長，給行動遲緩的甲騎具裝帶來了很大威脅。在軍事史上，當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超過防護裝備時，有兩種可能的反應，一種是設法加強防護裝備，另一種則是取消防護裝備，以減輕負重，提高機動性
14世紀的法國人采取了加強防護裝備的作法，用更重的板片式鎧甲代替鎖子甲但實際效果並不好。重裝騎兵在與英國長弓兵、瑞士長矛兵的戰鬥中連吃敗仗(31)。因為這種作法雖然提高了防護力，卻犧牲了機動性，而隻有機動性才能更有效地削弱對方殺傷兵器的威力
隋唐之際，采取了部分取消防護裝備，即取消馬具裝的作法，改甲騎具裝為人披鎧甲，馬不披具裝的輕騎兵，以高速機動來規避並進而壓倒對方的殺傷兵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實，早在南北朝時期，即已有人卸去具裝，衝鋒陷陣，隻是還不普遍。
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劉宋與北魏的陝之戰中，宋將薛安都“睼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眾無不披靡。”(32)數次衝入敵陣，而敵“夾射不能中”這充分表明卸去具裝，提高了速度的戰馬能有效地規避對方弓箭的殺傷。隋唐之際，戰馬普遍卸去具裝，以高速機動的輕騎兵突擊敵陣的戰術得到了普遍應用。如前文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戰爭中就經常以其精銳的輕騎兵克敵製勝，或迂迴敵軍陣後，攻其側背，配合正麵形成夾攻，或直接從敵軍薄弱部分突入，貫穿敵陣，然後從其背後再次衝入，反複衝殺，把敵陣攪得大亂，使之陷於崩潰
一般來說，武器裝備決定戰術的樣式，而戰術又會反過來影響武器裝備的發展。魏晉南北朝以來殺傷兵器的發展，決定了以機動為主的戰術代替以衝擊、防護為主的戰術，而這一戰術的使用又影響了以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的曆史趨勢。
三
再次，是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
隋唐之際對漢族影響力最大的少數民族是突厥，而突厥軍隊強調機動性，大量使用輕騎兵。從現有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看，突厥騎兵是以輕騎兵為主的。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約5—7世紀時突厥人創作的岩畫，畫麵上有一位戴盔披甲!手執長矛作刺擊狀的騎士，所乘戰馬並無具裝(33)。記述8世紀前期突厥貴族闕特勤戰功的突厥文《闕特勤碑》，描寫其在鳴沙之戰中衝鋒陷陣的場麵時寫道：“最初，他騎tad-iqin啜(cu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二次騎始波羅(isbara)yamta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三次騎yaginsilig官的帶有馬衣的栗色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風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讓一箭中其麵部和頭部……突厥諸官，你們都知道他的進擊，我們在那裏把那支軍隊消滅了。”在這次戰鬥中，闕特勤先後乘騎四匹戰馬，其中隻有一匹帶有馬衣。該碑提到的闕特勤在曆次戰鬥中乘騎的戰馬共有十匹，而指出其披有馬衣的隻有一匹(34)。突厥文《闕利啜碑》中共有五處提到戰馬，其中三處都隻描述其毛色，而未指出其披有馬衣，另兩處因碑文殘缺而不詳(35)
可見，突厥軍隊中披有馬衣的戰馬隻是極少數，而且據國外學者推測，突厥的馬衣並非金屬具裝，而是皮革所製(36)。看來突厥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樣，從來不讓鎧甲的重量妨礙戰馬的機動能力。
創作於公元7—8世紀的新疆巴裏坤縣八牆子村岩畫《戰騎圖》上有兩位騎士、三匹駿馬，駿馬形體健壯，均無具裝(37)。創作於公元9世紀的新疆哈密市泌城鄉頭工村岩畫，在一巨石上刻有八位手執長兵器的騎士圍攻中央一位挺槍迎戰的騎士，騎士形態各異，或舉棒，或挺槍，所乘戰馬均無具裝(38)。巴裏坤、哈密一帶，在公元7—8世紀時是沙陀突厥的居地，世紀時是黠戛斯等族的屬地。新疆吉木薩爾北庭故城出土的高昌迴鶻王室寺院西大寺中有一幅創作於，世紀的《王者出行圖》，其中畫有騎兵多人，都是人披鎧甲，馬不披甲(39)。這些民族是突厥的近鄰，且曾役屬於突厥，沙陀突厥和迴紇(迴鶻)，在種族上與突厥還是近親，其軍隊的編成、裝備等都與突厥近似。這也從側麵證明了突厥軍隊是以輕騎兵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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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輕騎兵在編成、裝備、訓練、戰略、戰術等方麵都深受突厥的影響。唐高祖李淵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麵模仿突厥輕騎兵的模式，訓練其軍隊，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淵認為，”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行動迅速是突厥騎兵經常取勝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則可以戰而勝之。於是”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訓練，”飲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見帝兵，鹹謂以其所為，疑其部落”。後與突厥交戰，”縱兵擊而大破之”，致使”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40)。此後，唐王朝以精銳的輕騎兵平定天下，進一步從實踐中證實了其優越性。因而在唐代輕騎兵逐漸完全取代了甲騎具裝。
甲騎具裝的衰落與李淵模仿突厥輕騎兵訓練軍隊大致同時，決非偶然巧合，二者之間顯然存在著因果關係。
另外，唐初大量使用歸附的各遊牧民族的軍隊如上文所述之迴紇等族的軍隊，而這些民族的軍隊大多與突厥一樣，主要是輕騎兵。使用歸附各族的軍隊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其裝備、編成的影響
四
李淵受突厥輕騎兵影響，依其模式組建輕騎兵之事，史有明載，而在這方麵受到隋末農民起義軍多大影響，卻缺乏明確的史料記載。而且李淵受突厥影響，組建輕騎兵是在其與起義軍發生軍事接觸之前的大業十一年(41)，大業十三年當其最初與起義軍相遇，即與曆山飛部相遇時，已有了較強大的輕騎兵，並依靠其輕騎兵取勝(42)。雖然起義軍由於缺乏裝備，其騎兵可能有一些是不披具裝的輕騎兵，或主要是輕騎兵，唐軍可能在對付起義軍輕騎兵的過程中，其自身的輕騎兵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李淵受突厥影響在前，所以不能認為唐代輕騎兵是受隋末農民起義軍影響才出現的。
世族門閥的衰落與甲騎具裝的衰落之間也並無直接的關係。魏晉南北朝甲騎具裝的成員與歐洲中古時期的重騎兵不同，並不僅僅是貴族、騎士，其中多是部落成員或隸屬於國家的兵戶又稱營戶、軍戶、士家，以及均田農民。十六國時期，各國軍隊的基本兵力多是少數民族的部族兵，在基本兵力中又以其統治者本民族的部族兵為骨幹和主體。甲騎具裝主要就出自這些部族兵。如前趙帝匈奴人劉曜，“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禦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43)。北魏前期的軍隊仍主要是部落兵，軍隊成員主要來源於鮮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漢族人一般不服兵役，隻是“服勤農桑，以供軍國”(44)。後來逐漸用漢人充當地方軍性質的州兵，孝文帝改製後在漢人中實行征兵製，中原各州的州兵基本上都是征集而來。但漢人主要是當步兵，很少當騎兵。東魏、北齊的主要兵源仍是鮮卑人，另外也在漢人中大量征兵，北齊時，還曾大量募兵。西魏、北周實行府兵製，其軍隊成員起初多為鮮卑人，後來增加了關隴豪強的部曲私兵和部分鄉兵，再後來又增加了大量均田農民。東晉的主要兵源是世兵和募兵，另外還有少量征兵。南朝各王朝的主要兵源是募兵，其次是出自軍戶的世兵，另外也大量征兵。
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多數軍隊仍是屬於政府的官兵，雖然西魏時曾大量收編豪強地主的部曲和部分鄉兵，但總的來看，屬於世族門閥的部曲私兵隻是少數，而且世族門閥的私兵中多是步兵，騎兵較少。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甲騎具裝的成員既不像歐洲中古時期的重裝騎兵那樣都是貴族、騎士，也不是像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以屬於世族門閥的部曲私兵為主，而是以平民身分的部落成員或隸屬於國家的兵戶或均田農民為主。所以門閥士族的衰落並不會帶來甲騎具裝的衰落。將甲騎具裝的衰落與世族門閥的衰落相聯係，似是套用了歐洲貴族的衰落與重裝騎兵衰落之間的關係不免有以歐洲曆史簡單地套中國曆史之嫌。
甲騎具裝的衰落顯然另有原因，
即前文所述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逐漸發現了甲騎具裝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機動性差，以及殺傷兵器的發展和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
注釋：
(1)見《中國軍事史》第4卷《兵法》，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中國古代軍事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頁等。
(2)見《外國著名戰爭戰役》，上，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頁；《外國著名戰爭戰役》(中)，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頁，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頁圖62《波斯杜拉。尤羅波斯鎧馬騎士雕象》，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圖版《波斯古畫中的騎士、具裝與龍》；(美)t。n。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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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突厥騎兵絕大多數是輕騎兵，詳見本文第三節。柔然騎兵以重騎兵為主。《魏書》卷二《太祖紀》載，天興五年正月“辛卯，蠕蠕社侖遣騎救素古延等，和突逆擊，破之於山南河曲，獲鎧馬二千餘匹”。
(4)《孫子兵法。勢篇》
(5)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51頁
(6)[英]，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一冊，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頁
(7)《隋書》卷四八《楊素傳》
(8)《隋書》卷八《禮儀誌三》載，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進攻高麗時，隋軍的騎兵都是甲騎具裝，每軍有騎兵四團，其”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考古》1977年第5期《安徽六安東三十鋪隋畫像磚墓》亦載，安徽六安東三十鋪隋畫像磚墓出土一甲騎具裝正與步兵戰鬥的畫像磚。
(9)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87頁
(10)《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11)突厥騎兵絕大多數是輕騎兵，詳見本文第三節
(12)《通典》卷一五四引《李靖兵法》
(13)見《中國石窟#麥積山石窟》，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7年版，圖163，176
(14)《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四年正月、二月
(15)《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
(16)《資治通鑒》卷一**，武德四年五月己未
(17)《資治通鑒》卷一**，武德四年五月
(18)《梁書》卷三九《羊侃傳》，“所用弓至十餘石。”《南史》卷六三《羊侃傳》，”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馬弓為6石，步弓似以10餘石為是。
(19)《宋書》卷一《武帝紀》上
(20)《北史》卷二八《源賀傳》載，北魏時，源賀曾建議，在漠南築城，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弩一床給牛六頭”
(21)《通典》卷一六o
(22)《舊唐書》卷一五二《王棲曜傳》
(23)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24)[蘇]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漢譯本下冊，新疆社會科學院內部刊行，第95頁。轉引自薛宗正《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頁
(25)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26)見《通典》卷一四八引《李靖兵法》
(27)見《唐六典》卷一六《衛尉宗正寺武庫令》
(28)見《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兵器》，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頁
(29)見《太白陰經》卷四《戰具》
(30)前引《突厥史》，第749頁
(31)見前引《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第103—107頁
(32)《宋書》卷七七《柳元景傳》
(33)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圖8—17—1
(34)林幹，《突厥史》附耿世民譯《突厥文碑銘譯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63頁
(35)《中國新疆古代藝術》，第276，277頁
(36)[蘇]伯恩斯坦，《六至八世紀鄂爾渾葉尼塞突厥社會經濟製度》。轉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747頁
(37)穆舜英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84年版，圖168
(38)同上書，圖
(39)《中國新疆古代藝術》，圖
(40)《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41)見《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
(42)《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43)《晉書》卷一o三《劉曜載記》
(44)《魏書》卷二八《劉潔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