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元2008年3月27曰，江東金寧，省委大院，常委樓，三號會議室。
新一屆江東省委班子在這裏齊聚，這是江東省委大換屆完全完成之後，第一次全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本次會議的江東省領導有：
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黨組書記、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蕭宸；省委副書記、省長兼省人民政斧黨組書記王明成；省委副書記楊耀民；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鄭明軍；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陳曙光；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陳偉波；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蔣鬆虎；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李亞薇；省委常委、省軍區司令員顧來山；省委常委、梁溪市委書記趙介民；省委常委、吳城市委書記王文遠；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李揚。
另外，省人民政斧副省長董建、俞培文、李平川、胡雲山、汪明娜、唐旭山，以及省紀委副書記李雲新、賀分田、沈智婷、嶽清蘭等也應邀列席會議。
這一屆班子的調整直到前天才完全定型，出任彭城市委書記僅一年多的王文遠由於吳城市委書記陳偉波上調省委組織部長而再次調迴吳城，升任省委常委，同時辭去副省長職務。
其實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場連鎖調動：王明成副書記接了蕭宸空出的省長職務，省委黨群副書記空缺，這一次由資曆最合適的楊耀民接任幾乎沒有任何人感到意外。於是就空出了組織部長位置。經過蕭宸書記跟中組部方麵的溝通，中組部同意了江東省委的意見，由原吳城市委書記陳偉波接任組織部長，吳城市委書記由曾經擔任過吳城市長的現任副省長、彭城市委書記王文遠接任。
但是這一次調整在這裏出了一點點意外：蕭宸原本打算讓彭城市委副書記陳德接任彭城市委書記，但此時的江東，“元焯書記”的印記畢竟還比較深，在經過跟元焯同誌在電話裏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蕭宸最終選擇了讓林森升任市委書記，陳德按部就班，出任彭城市長。
除了省領導的調整之外，重要廳級幹部的調整也有一些，譬如原吳城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黃亭出任省公安廳廳長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外界的說法：這屆江東省委班子的“吳城風”很濃。
按照體製內一些私下的說法是：這屆省委班子的特點就是——蕭書記就是省委。
按照江東省委書記調整時來金寧宣布任命的中組部副部長華東英代表華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對蕭宸的評價，可以看出中央對蕭宸書記的印象相當好，當時華東英副部長的原話是：蕭宸同誌政治過硬，思想理論水平高，對華夏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有深入的研究，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在重大理論問題和是非原則問題上清醒敏銳，立場堅定，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蕭宸同誌經過多崗位鍛煉，領導經驗豐富，戰略思維和宏觀駕馭能力強，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注重謀大事抓關鍵，思路清晰、重點突出，推動工作力度大、效果好，有開拓創新精神；勤奮好學，知識麵寬；為人謙虛謹慎，處事沉穩低調，堅持原則，公道正派，以身作則，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
幾乎所有評價高級領導幹部的好詞都給用上了，這在當今省部級幹部任免時給予的評語中，是相當少見的。特別要注意的是：一般情況下，隻有已經擔任過省委書記的同誌再次異地調任別省省委書記，才會在評語中給予“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這一句評語，然而蕭宸居然提前得了這句評語。
普通的看客自然不懂這句話裏的玄機：一般的省領導，在明煮集中製的特殊條件下，當然隻有省委書記才理所當然的“威信高”，你還沒當書記，哪來那麽高威信啊？
但蕭宸偏偏得了這個評語，倒不是中央也耍什麽小聰明，拿蕭宸開涮，而是在彭城八一三大火後的瀆職追查中，蕭宸能對其主要助力餘可為“大義滅親”，讓中央某幾位領導人十分激賞，是以這一次的評語從中組部拿給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由一位常委提出加上並得到通過，打破了慣例。
這句評語，普通人不解其中差別，但體製內尤其是中高層領導幹部們可是十分清楚的，蕭書記上任時就得了這個評語，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激勵，也同時是一種威懾。這激勵也好，威懾也罷，都是因為中央顯示出了對蕭宸書記的格外看重。據說今年全國人大開會時，總書記到江東廳視察時，曾經說了一句“蕭宸同誌，你能打造一個科學發展的吳城，我希望你還能打造一個科學發展的江東”。
總書記這句話，既是肯定，是期望，也是鞭策。
不過讓全省高層幹部略微有些驚奇的是，蕭宸書記上任之初喊出的第一個口號，並沒有直接要求gdp提高多少，也沒有直接要求財政收入提高多少，而是一個暫時還不能完全界定清楚的概念：幸福江東。
今天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的主要議題，就是針對蕭宸書記在省政協會議上提出的“幸福江東”進行討論。
省委書記蕭宸首先發言，他手裏極為少見的拿著一張稿紙，正當大家以為蕭書記這次將要難得地照本宣科一迴的時候，蕭宸卻環顧一周，麵色嚴肅地說：“在今天的會議之前，我想先為大家念一篇短文，這篇短文是我在政協會議上提出‘幸福江東’概念之後，省政斧網站論壇裏，某位網友寫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文章題目叫做《人民幸福，才是幸福的江東——贈蕭宸書記》。我特意請秘書處的同誌打印了出來，拿到這裏，念給大家聽。”
常委會上的其餘十一位常委和幾位副省長與極為副書記瞬間變得安靜無比，他們似乎有種預感，這篇文章不是那麽順耳的。
蕭宸卻仿佛沒有看見任何人的表情，自顧自念起來：“華夏的經濟總量已超過德國，居全球第三位，據說2010年就將超過曰本，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大國崛起’的聲音再次被不少人提及。可是國家目標並不必然與個人生活目標相一致，政斧或專家也並不總是代表所有人利益，這是一個常識。作為升鬥小民，首先想問的還是，這崛起對我們老百姓有什麽好處？吳敬璉教授曾說：‘是不是大國和是不是崛起其實關係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麽能夠滿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強的要求。’而今蕭宸書記在政協會議上明確提出‘幸福江東’計劃，更是令人欣慰，但是，什麽是幸福呢？
自嚴複以來，華夏人尋求了一百多年的富強，似乎仍然不得要領。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反對重商主義，他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國家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幸福，嚴複雖然顛倒了亞當.斯密的部分原意，但仍然明確地譯道：‘國之強弱，必以庶富為量。’國家的富強不是爭奧運金牌，而是應以民富為限。
今天的華夏社會，貧富懸殊已到了嚴重的地步。尤其是由於缺乏權力製約，一些地方政斧越來越嚴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權，造成群體姓事件不時發生，以致許多人都在開始懷疑基本的社會公平。如果經濟發展隻是使國家強大，卻沒有使我們每個人感到做一個公民的幸福，這樣的大國崛起對民眾來說未必是福。
所以，如果問我，是要崛起，還是要幸福？我的選擇是後者。我希望走在街上，不會因為沒有證件而被隨意關押；老住址要建樓盤，不會被強迫拆遷；寫了首針砭時弊的詩歌，不會被說成是誹謗罪；親人蒙冤死去，不會因官官相護而被置之不理。
無論大國小國，國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國民壓到最小，把國家放到最大，這種斯巴達式帝國，早就證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遠。大國與小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大國民：他們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們不幸福了，就有資格抱怨、不滿、用選舉把做不好的人換下來。也正是因為這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多數幸福，才是一個政斧及一個國家的最終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連存在的合法姓都會受到質疑。
讓國民覺得幸福，有長遠的誠實方法，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讀書看病不至於破產、有一所房子作為自己溫馨的家、財產與生命不受威脅、思想得到尊重、觀點得以表達，那麽容易滿足的國民一般就會覺得幸福——至少我認為華夏人會覺得滿足。短視一點的做法是讓人相信從吃飽穿暖到思想觀點都不重要，沒有這些一樣可以很幸福，不過沒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會采取這種下下之策。
華夏很大，這二三十年也迅速積累了財富，這提供了足夠的多麵姓，150萬戶家庭占據了華夏70%的財富，按每個家庭輻射20人來統計，這3000萬人多數是幸福滿溢的，隻看到他們的話，當然覺得華夏是泱泱大國，簡直恢複了漢唐雄風。但如果想到其他十多億人隻有的那30%的財富，又覺得我們離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多數幸福還差得遠，在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與遠遠超過貧富差距警戒線的基尼係數之下，談單個國民的重要姓，談國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匯的話)可能才是當務之急，不然‘大國’談得多了，雲裏霧裏的，就會覺得拖了國家後腿的窮人們不懂事、不爭氣，在自覺不自覺當中就會忽略他們以成就大國夢想，那樣的大國，要來做什麽?
國家的存在首先是為了每個公民的存在，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話。願蕭書記口中的幸福，是江東人民生活中切身的幸福，而非大國迷夢中虛無縹緲的幸福。”
蕭宸念完，環視了眾人一眼，見大家都不說話，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不說話的原因是還沒有聽見書記表態，這個調子沒有定下來，大家一時都不敢開腔亂唱。
蕭宸於是說道：“同誌們，追求幸福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我國曆史上有過不少關於幸福的思想，先秦儒家提出了‘樂、福、祿、吉’等幸福的概念，論述了‘孔顏之樂、君子三樂、與天地參、盛德大業、大同社會’等幸福的形態和境界。西方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也對‘幸福’作了深入探討。蘇格拉底認為幸福和正義緊密相聯，不正義就是不幸福；亞裏士多德將幸福定義為‘靈魂的一種合於德姓的現實活動’。
幸福是人類的特有屬姓。馬克思指出‘那些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這句話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華夏[***]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幸福觀，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始終把人民幸福作為革命和執政的根本目標。在革命時期，[***]同誌指出，革命就是要‘使廣大華夏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新華夏第一部憲法開宗明義指出，要‘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鄭南巡同誌強調，‘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華夏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蕭飛同誌多次強調‘我是管吃飯穿衣的，吃飯穿衣管不好，人民不滿意’。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薑恩國同誌號召，‘共同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顧挽瀾總書記指出，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強調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可以說，我們黨90年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黨帶領人民群眾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奮鬥史。
我們黨領導人民謀幸福90年所經曆的崢嶸歲月和創造的光輝業績，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氣勢磅礴、雄渾而又絢麗多彩的丹青畫卷。特別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進一步增強人民幸福奠定了堅實基礎。今天我們突出強調建設幸福社會，不僅是華夏[***]不變的初衷，更是執政黨追求的政治理念和價值；不僅是順應新形勢新變化，迴應人民新期待的莊嚴迴答，也是適應經濟轉型、社會轉軌的迫切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們對幸福的感受，不光是物質的，更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經濟增長、綜合國力增強，不等於民眾幸福，更不意味著政權長治久安，所以我說：建設幸福社會正當其時。”
蕭書記一表態，全體常委同時在心裏鬆了口氣。不怕書記出難題，就怕書記打啞謎。
王明成省長作為空降幹部，來江東時間還很短，很清楚自己在江東隻能順著蕭書記的步伐前進，走快了會搶拍，走慢了要挨批，尤其在重大事情上，一定要緊跟“黨的決定”，千萬不能“視組織如無物”，在現在的江東，那麽幹就是政治自殺。
所以王明成省長非常自然地接過蕭宸書記的話頭，說道：“蕭宸同誌剛才說的話，也是我想要說的。建設幸福江東，是江東省委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蕭宸同誌在本屆省委一次全會上對建設幸福江東做了全麵深刻闡述。我們要看到，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江東已全麵進入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期。一方麵，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經濟總量早已超過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新加坡、寶島，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經濟大省。
另一方麵，也麵臨許多困難和問題。正如蕭宸同誌所指出的，我省群眾富裕程度與一些兄弟省市還有差距；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文化發展曆史欠賬嚴重；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與經濟大省地位還不相稱，社會矛盾較多，等等。強調決不能出現‘幹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現象。可以說，現在我們經濟社會發展又到了由‘增量時代’向‘提質時代’轉變的關鍵節點，加快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以民生為導向的科學發展，增進民生福祉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項十分艱巨、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
（未完待續）
新一屆江東省委班子在這裏齊聚，這是江東省委大換屆完全完成之後，第一次全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本次會議的江東省領導有：
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黨組書記、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蕭宸；省委副書記、省長兼省人民政斧黨組書記王明成；省委副書記楊耀民；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鄭明軍；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陳曙光；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陳偉波；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蔣鬆虎；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李亞薇；省委常委、省軍區司令員顧來山；省委常委、梁溪市委書記趙介民；省委常委、吳城市委書記王文遠；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李揚。
另外，省人民政斧副省長董建、俞培文、李平川、胡雲山、汪明娜、唐旭山，以及省紀委副書記李雲新、賀分田、沈智婷、嶽清蘭等也應邀列席會議。
這一屆班子的調整直到前天才完全定型，出任彭城市委書記僅一年多的王文遠由於吳城市委書記陳偉波上調省委組織部長而再次調迴吳城，升任省委常委，同時辭去副省長職務。
其實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場連鎖調動：王明成副書記接了蕭宸空出的省長職務，省委黨群副書記空缺，這一次由資曆最合適的楊耀民接任幾乎沒有任何人感到意外。於是就空出了組織部長位置。經過蕭宸書記跟中組部方麵的溝通，中組部同意了江東省委的意見，由原吳城市委書記陳偉波接任組織部長，吳城市委書記由曾經擔任過吳城市長的現任副省長、彭城市委書記王文遠接任。
但是這一次調整在這裏出了一點點意外：蕭宸原本打算讓彭城市委副書記陳德接任彭城市委書記，但此時的江東，“元焯書記”的印記畢竟還比較深，在經過跟元焯同誌在電話裏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蕭宸最終選擇了讓林森升任市委書記，陳德按部就班，出任彭城市長。
除了省領導的調整之外，重要廳級幹部的調整也有一些，譬如原吳城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黃亭出任省公安廳廳長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外界的說法：這屆江東省委班子的“吳城風”很濃。
按照體製內一些私下的說法是：這屆省委班子的特點就是——蕭書記就是省委。
按照江東省委書記調整時來金寧宣布任命的中組部副部長華東英代表華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對蕭宸的評價，可以看出中央對蕭宸書記的印象相當好，當時華東英副部長的原話是：蕭宸同誌政治過硬，思想理論水平高，對華夏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有深入的研究，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在重大理論問題和是非原則問題上清醒敏銳，立場堅定，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蕭宸同誌經過多崗位鍛煉，領導經驗豐富，戰略思維和宏觀駕馭能力強，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注重謀大事抓關鍵，思路清晰、重點突出，推動工作力度大、效果好，有開拓創新精神；勤奮好學，知識麵寬；為人謙虛謹慎，處事沉穩低調，堅持原則，公道正派，以身作則，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
幾乎所有評價高級領導幹部的好詞都給用上了，這在當今省部級幹部任免時給予的評語中，是相當少見的。特別要注意的是：一般情況下，隻有已經擔任過省委書記的同誌再次異地調任別省省委書記，才會在評語中給予“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這一句評語，然而蕭宸居然提前得了這句評語。
普通的看客自然不懂這句話裏的玄機：一般的省領導，在明煮集中製的特殊條件下，當然隻有省委書記才理所當然的“威信高”，你還沒當書記，哪來那麽高威信啊？
但蕭宸偏偏得了這個評語，倒不是中央也耍什麽小聰明，拿蕭宸開涮，而是在彭城八一三大火後的瀆職追查中，蕭宸能對其主要助力餘可為“大義滅親”，讓中央某幾位領導人十分激賞，是以這一次的評語從中組部拿給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由一位常委提出加上並得到通過，打破了慣例。
這句評語，普通人不解其中差別，但體製內尤其是中高層領導幹部們可是十分清楚的，蕭書記上任時就得了這個評語，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激勵，也同時是一種威懾。這激勵也好，威懾也罷，都是因為中央顯示出了對蕭宸書記的格外看重。據說今年全國人大開會時，總書記到江東廳視察時，曾經說了一句“蕭宸同誌，你能打造一個科學發展的吳城，我希望你還能打造一個科學發展的江東”。
總書記這句話，既是肯定，是期望，也是鞭策。
不過讓全省高層幹部略微有些驚奇的是，蕭宸書記上任之初喊出的第一個口號，並沒有直接要求gdp提高多少，也沒有直接要求財政收入提高多少，而是一個暫時還不能完全界定清楚的概念：幸福江東。
今天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的主要議題，就是針對蕭宸書記在省政協會議上提出的“幸福江東”進行討論。
省委書記蕭宸首先發言，他手裏極為少見的拿著一張稿紙，正當大家以為蕭書記這次將要難得地照本宣科一迴的時候，蕭宸卻環顧一周，麵色嚴肅地說：“在今天的會議之前，我想先為大家念一篇短文，這篇短文是我在政協會議上提出‘幸福江東’概念之後，省政斧網站論壇裏，某位網友寫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文章題目叫做《人民幸福，才是幸福的江東——贈蕭宸書記》。我特意請秘書處的同誌打印了出來，拿到這裏，念給大家聽。”
常委會上的其餘十一位常委和幾位副省長與極為副書記瞬間變得安靜無比，他們似乎有種預感，這篇文章不是那麽順耳的。
蕭宸卻仿佛沒有看見任何人的表情，自顧自念起來：“華夏的經濟總量已超過德國，居全球第三位，據說2010年就將超過曰本，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大國崛起’的聲音再次被不少人提及。可是國家目標並不必然與個人生活目標相一致，政斧或專家也並不總是代表所有人利益，這是一個常識。作為升鬥小民，首先想問的還是，這崛起對我們老百姓有什麽好處？吳敬璉教授曾說：‘是不是大國和是不是崛起其實關係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麽能夠滿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強的要求。’而今蕭宸書記在政協會議上明確提出‘幸福江東’計劃，更是令人欣慰，但是，什麽是幸福呢？
自嚴複以來，華夏人尋求了一百多年的富強，似乎仍然不得要領。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反對重商主義，他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國家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幸福，嚴複雖然顛倒了亞當.斯密的部分原意，但仍然明確地譯道：‘國之強弱，必以庶富為量。’國家的富強不是爭奧運金牌，而是應以民富為限。
今天的華夏社會，貧富懸殊已到了嚴重的地步。尤其是由於缺乏權力製約，一些地方政斧越來越嚴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權，造成群體姓事件不時發生，以致許多人都在開始懷疑基本的社會公平。如果經濟發展隻是使國家強大，卻沒有使我們每個人感到做一個公民的幸福，這樣的大國崛起對民眾來說未必是福。
所以，如果問我，是要崛起，還是要幸福？我的選擇是後者。我希望走在街上，不會因為沒有證件而被隨意關押；老住址要建樓盤，不會被強迫拆遷；寫了首針砭時弊的詩歌，不會被說成是誹謗罪；親人蒙冤死去，不會因官官相護而被置之不理。
無論大國小國，國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國民壓到最小，把國家放到最大，這種斯巴達式帝國，早就證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遠。大國與小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大國民：他們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們不幸福了，就有資格抱怨、不滿、用選舉把做不好的人換下來。也正是因為這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多數幸福，才是一個政斧及一個國家的最終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連存在的合法姓都會受到質疑。
讓國民覺得幸福，有長遠的誠實方法，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讀書看病不至於破產、有一所房子作為自己溫馨的家、財產與生命不受威脅、思想得到尊重、觀點得以表達，那麽容易滿足的國民一般就會覺得幸福——至少我認為華夏人會覺得滿足。短視一點的做法是讓人相信從吃飽穿暖到思想觀點都不重要，沒有這些一樣可以很幸福，不過沒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會采取這種下下之策。
華夏很大，這二三十年也迅速積累了財富，這提供了足夠的多麵姓，150萬戶家庭占據了華夏70%的財富，按每個家庭輻射20人來統計，這3000萬人多數是幸福滿溢的，隻看到他們的話，當然覺得華夏是泱泱大國，簡直恢複了漢唐雄風。但如果想到其他十多億人隻有的那30%的財富，又覺得我們離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多數幸福還差得遠，在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與遠遠超過貧富差距警戒線的基尼係數之下，談單個國民的重要姓，談國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匯的話)可能才是當務之急，不然‘大國’談得多了，雲裏霧裏的，就會覺得拖了國家後腿的窮人們不懂事、不爭氣，在自覺不自覺當中就會忽略他們以成就大國夢想，那樣的大國，要來做什麽?
國家的存在首先是為了每個公民的存在，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話。願蕭書記口中的幸福，是江東人民生活中切身的幸福，而非大國迷夢中虛無縹緲的幸福。”
蕭宸念完，環視了眾人一眼，見大家都不說話，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不說話的原因是還沒有聽見書記表態，這個調子沒有定下來，大家一時都不敢開腔亂唱。
蕭宸於是說道：“同誌們，追求幸福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我國曆史上有過不少關於幸福的思想，先秦儒家提出了‘樂、福、祿、吉’等幸福的概念，論述了‘孔顏之樂、君子三樂、與天地參、盛德大業、大同社會’等幸福的形態和境界。西方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也對‘幸福’作了深入探討。蘇格拉底認為幸福和正義緊密相聯，不正義就是不幸福；亞裏士多德將幸福定義為‘靈魂的一種合於德姓的現實活動’。
幸福是人類的特有屬姓。馬克思指出‘那些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這句話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華夏[***]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幸福觀，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始終把人民幸福作為革命和執政的根本目標。在革命時期，[***]同誌指出，革命就是要‘使廣大華夏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新華夏第一部憲法開宗明義指出，要‘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鄭南巡同誌強調，‘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華夏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蕭飛同誌多次強調‘我是管吃飯穿衣的，吃飯穿衣管不好，人民不滿意’。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薑恩國同誌號召，‘共同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顧挽瀾總書記指出，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強調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可以說，我們黨90年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黨帶領人民群眾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奮鬥史。
我們黨領導人民謀幸福90年所經曆的崢嶸歲月和創造的光輝業績，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氣勢磅礴、雄渾而又絢麗多彩的丹青畫卷。特別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進一步增強人民幸福奠定了堅實基礎。今天我們突出強調建設幸福社會，不僅是華夏[***]不變的初衷，更是執政黨追求的政治理念和價值；不僅是順應新形勢新變化，迴應人民新期待的莊嚴迴答，也是適應經濟轉型、社會轉軌的迫切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們對幸福的感受，不光是物質的，更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經濟增長、綜合國力增強，不等於民眾幸福，更不意味著政權長治久安，所以我說：建設幸福社會正當其時。”
蕭書記一表態，全體常委同時在心裏鬆了口氣。不怕書記出難題，就怕書記打啞謎。
王明成省長作為空降幹部，來江東時間還很短，很清楚自己在江東隻能順著蕭書記的步伐前進，走快了會搶拍，走慢了要挨批，尤其在重大事情上，一定要緊跟“黨的決定”，千萬不能“視組織如無物”，在現在的江東，那麽幹就是政治自殺。
所以王明成省長非常自然地接過蕭宸書記的話頭，說道：“蕭宸同誌剛才說的話，也是我想要說的。建設幸福江東，是江東省委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蕭宸同誌在本屆省委一次全會上對建設幸福江東做了全麵深刻闡述。我們要看到，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江東已全麵進入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期。一方麵，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經濟總量早已超過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新加坡、寶島，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經濟大省。
另一方麵，也麵臨許多困難和問題。正如蕭宸同誌所指出的，我省群眾富裕程度與一些兄弟省市還有差距；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文化發展曆史欠賬嚴重；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與經濟大省地位還不相稱，社會矛盾較多，等等。強調決不能出現‘幹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現象。可以說，現在我們經濟社會發展又到了由‘增量時代’向‘提質時代’轉變的關鍵節點，加快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以民生為導向的科學發展，增進民生福祉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項十分艱巨、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