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朱大典父子在書房裏的談話還在繼續。
朱萬化說：“父親，山東不同於台灣，所以改革隻能試探著做，不能有過大的動作，引起朝廷的反抗。能夠用兩三年的時間，把減租減息、官紳一體納糧、初步的改革稅法這三件事做好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朝廷拿到了山東省大筆的稅銀，應該會支持山東的改革。
遼寧、台灣的施政就要徹底一些了。這兩個省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朝廷的關係，是官吏體係。既然是一個朝廷的大局麵，就不能拒絕朝廷委派官吏。我們自己的地方，自己也要委派官吏。做到什麽程度，雙方都能接受，不至於鬧翻，這個分寸極難掌握。
我們現在就需要上疏朝廷，用誰的名義上疏，怎麽寫，就有大學問了。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我的意思是幹脆用我的名義直接上疏，看朝廷是什麽態度。”
朱大典擺擺手，笑著說：“我兒急躁了。台灣究竟有多大，物產如何，朝廷是不知道的。為父我以前就不知道。所以台灣的事情先放一放。先用毛成祚的名義，上疏朝廷，提議遼寧建省，並請朝廷委派官員。同時把遼寧當前縣府的劃分和臨時官員名單報上去，空出巡撫、布政使的位置，並說明不設置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揮使的原因。就是暗示朝廷，可以委派巡撫和布政使，其他的官員我們任命。以此看朝廷的應對，我們根據他們的態度再走下一步。”
注：巡撫相當於省委書記，布政使相當於省長，按察使相當於省最高法院院長兼省檢察長，都指揮使相當於省軍區司令員。
朱萬化說：“在我們的政治改革中還有建立議會製度，它對大明朝廷的衝擊力會很大。因此山東不能執行。台灣和遼寧完全處於我們的控製之下，今年就要開始創建議會製度。”
朱大典說：“在你的文案中我也看到了議會的內容，你在仔細的敘說一下。”
朱萬化說“議會的基本目的就是讓黎民百姓有個說話的地方，是大明的民眾參與到國家政權中的工具，給民眾一個話語權。”
黎民、百姓、民眾這三個詞在現代沒有多大區別，在古代卻是不同的。‘黎民’一詞來源於炎帝、黃帝二人聯手擊敗蚩尤，蚩尤統領的民族稱作九黎族，因此，戰敗後處於奴隸地位的九黎人就被稱為‘黎民’（南方的很多少數民族就是逃亡的九黎族後裔），後來泛指地位低下的人群為黎民。炎帝和黃帝都統領有若幹部落，每個部落都有一個或者幾個姓氏，古人用‘百’表示眾多，所以稱唿這些部落的人群為百姓，後來就成了貴族群體的代名詞。在明代，百姓一詞代表著士紳官僚的社會上層群體，黎民一詞代表著農民、匠人、商人等社會地位低下的群體。‘民眾’一詞拋開了地位的貴賤，表示很多人的意思。
所以朱萬化在大明朝說話的時候，就要注意到他們的區別，不能亂用的。
朱萬化繼續說：“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以議會為基礎的社會，就是這天下議會說了算。皇帝、內閣、大臣來治理國家，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都是秉承議會的意誌辦事的。議會雖然權利很大，可是它無權治理國家，就是沒有直接行政的權利。這就是‘民為重君為輕’。
這種改革目標要一步一步的走，剛開始建立的議會權利還很小。權利大了天下還接受不了，另一方麵，議會本身的成員，就是議員們也不成熟，初期的議員可能都是我們指定的，並非選舉產生的。初期的議會能存在下去，慢慢的進步，就是最大的成果。
初期的議會先建立一個財政監督機構，把地方財政管起來。地方官府的所有財政收支都處於他的監管之下。議會沒有花錢的權利，也沒有征收的權利，但是有監督查賬的權利。”
“在台灣的議會，分兩級機構，就是台灣省議會和台北、台中、台南三府的議會。首批議員人數不要多，都是我們從士紳、地主、當地有影響的人物中指定一批。遼寧也照此辦理。
議員本人不能任官職、軍職，也不能掌管大型的商業店鋪、工業作坊。他是專職的議員，沒有第二個職業，必須避開各種利益糾葛。”
朱萬化針對大明的情況所設計的政權結構，比較趨向於後世普遍存在的君主立憲製。兩千年來的中華文化，還是需要一個皇帝的，皇帝的存在對於國家的穩定起著重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明代的內閣製還是比較好的製度，所差的就是首輔和內閣大臣用人不當。如果在議會的主持下選舉內閣情況會好的多。在明代，內閣駁迴皇帝的意見屢見不鮮，這是其他朝代少有的。
皇帝是國家的象征，因此，要求做皇帝的人應該是道德的楷模。在任的皇帝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隻能下台，重新選擇皇帝。皇帝也不能是終身製，要有個任期。皇族中不僅僅是皇帝的兒子可以接班做皇帝，需要一個管理皇族的機構，按照做皇帝的條件安排皇帝繼任者的順序，叫做第一順位繼承人、第二順位繼承人......。
各種爵位給予保留，但是不能繼承。除了國家給予各級爵位的財產俸祿榮譽之外，沒有任何特權，並且要照章納稅。任何爵位，包括‘王’都不能有封地。同時執行類似爵位的勳章製度。
這就是朱萬化對最高權力的構想，最終能否實現，實現到什麽程度還是沒有把握的。
朱大典說：“從你的施政方案上看有減租減息，有官紳一體納糧，有稅收的改革，也有議會對國家權力的改革。但是沒有平均地權，剝奪地主豪強的土地，為無地農民無償分配土地的內容。殺富濟貧自古以來就是造反者鼓動人心的口號。我雖然也極讚成你的做法，但是總說不清它的道理。你能解釋一下原因嗎？”
是呀，平均地權，這是很多改革者、革命者熱衷的口號，但是，朱萬化沒有提。為什麽？
朱萬化思考了一會，顯然是在組織自己的思路。這個問題太大，應該從哪裏說起呢？
過了一會，他終於開口了：
“現在，大明的天下由於施政不當，也有一些達官貴人乘機巧取豪奪，導致土地兼並嚴重，失地、無地的農民增加，再加上地租、高利貸的盤剝，貧富差距加大。一旦遇上災荒就會造成大批的饑民、流民。走投無路的農民扯旗造反，這就是西北地區的民亂的根本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綠林好漢殺富濟貧的傳統，眼下這個時候，‘平均地權’這個口號就有了市場。
即便如此，這個‘平均地權’的口號我們不能提，對地主豪強的義憤不能過了頭，為什麽呢？
首先是私有財產這個底線碰不得，很危險。不經法律途徑，使用暴力剝奪私有財產，這就動了人類社會的底線，也激發了人們不勞而獲的私欲。通俗點說就是：你兜裏的錢就是我的；你住的房子大，我也可以住進去；你們家桌子上的飯好吃，我也可以到你家坐上去吃。這天下能不亂嗎？在這亂世之中，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動蕩、動亂，天下大亂會極大地破壞社會財富。我們始終極力避免大動亂，就是要保護社會的元氣，失了元氣的國家再想富強、崛起可就難了！”
思考了一會，朱萬化又接著說：“普天之下，家庭的存在是社會的基礎。反過來說，沒有家庭也就沒有了社會。那麽家庭是什麽？說到底就是家庭的私有財產得到社會的公認和保護。因此可以說：有了私有財產才有了家庭，才形成人類的社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社會的基本準則。任何社會都要保護這一準則，他是天下的最基本的信用。
如果有一個作惡多端的地主被清算了，被抄家了，田地被分了，接著就會有第二個。發展下去沒有罪惡的地主也會被抄家，得到了甜頭的人們會失去節製。
一旦破壞了這個私有財產的底線，那會是什麽結果？那就會在利益不同的人群中製造出不共戴天的仇恨。這天下本來就是個亂世，這種仇恨會火上澆油，那將是天下大亂，後果之嚴重不可想象。”
這個道理即淺顯又深刻，朱大典沒有想到個人財產的道理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說。於是他說道：“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的就是人們對財富的求索。這是不是道理的另一麵呢？”
這個沉重的話題被朱大典這一問衝的淡了一些。
“父親說的對，有了社會對個人財富的承認和保護，就有了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人們才能努力的生產創造財富，社會才會發展向上。”
話題有變得沉重了，朱家父子兩人都在低頭思索。
朱萬化再想：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代表了社會財富。進入現代化的工業、資本社會之後，土地就不是唯一的重要生產資料了。資本、技術、裝備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代表了社會財富。那麽，革命者要不要提出：平均資本、平均技術、平均裝備呢？換句通俗的話說，要不要動員廣大的無房戶，住房麵積不足的人們去搶房產開發商呢？把開發商帶上高帽子遊街，然後拉出去槍斃！大家都無償地住進200平米的大房子，住別墅！越窮越有理，越窮氣越粗！豈不是天下大同了？
事情做過頭了，就引向了荒謬。那麽迴過頭來再看看朱萬化要不要品均地權呢？答案一目了然，當然不能！
有人會說，地主巧取豪奪，土地來路不正！就應該*分田地！朱萬化就會問：後世的房產開發商就都是正人君子嗎？政.府為什麽不帶我們去鬥開發商，分房屋呢？地主巧取豪奪自有法律製裁，你去分人家的財產有什麽依據？是不是因為想占便宜才去*呢？這種齷齪的思想要不要鬥一鬥？
巧取豪奪和家財萬貫是兩迴事，搶了誰的還給誰，找不到苦主收歸國有，並不是見麵分一半，誰*誰就分財產。不勞而獲的思想、行為不能鼓勵。不能因為小偷搶了你的包，就要把所有人的錢包都拿出來大家分。那是典型的強詞奪理，貌似氣壯如牛，實質是內心齷齪。
給無地農民的土地，也包括難民得到的土地，必須花錢購買，沒有無償分配。可以采取降低土地價格，貸款分期償還等優惠的辦法。決不能鼓勵不勞而獲。
最後朱萬化說：“對於山賊、土匪、城市中的黑幫我們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打擊、剿滅。但是對士紳階層，對幫會一定要小心行事，尺度不能過分。對於罪惡深重的豪紳、地主、幫會是應該清算的，在我們掌權的地方，我們會主動的清算他們。但是這個清算要依法進行。除了苦主收迴自己的損失之外，清算的財產收歸國有，不能是到場的人大家均分。有罪惡的地主並不是所有的財產都來路不正，剝奪多少財產是法律說了算。
稅收是合理合法的緩解貧富不均的方法，一是人人都要納稅，二是收入多要納累進稅。三是財產繼承要納重稅。也就是說，個人財富到了一定程度，就要用稅法一層一層的剝下來，還給國家。
貧富不均可以用國家法律法規緩解，縮小差距。貧富差距是不能消除的，也消除不了。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大家一起窮。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這種思想的寫照。”
---第149章完---
朱萬化說：“父親，山東不同於台灣，所以改革隻能試探著做，不能有過大的動作，引起朝廷的反抗。能夠用兩三年的時間，把減租減息、官紳一體納糧、初步的改革稅法這三件事做好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朝廷拿到了山東省大筆的稅銀，應該會支持山東的改革。
遼寧、台灣的施政就要徹底一些了。這兩個省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朝廷的關係，是官吏體係。既然是一個朝廷的大局麵，就不能拒絕朝廷委派官吏。我們自己的地方，自己也要委派官吏。做到什麽程度，雙方都能接受，不至於鬧翻，這個分寸極難掌握。
我們現在就需要上疏朝廷，用誰的名義上疏，怎麽寫，就有大學問了。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我的意思是幹脆用我的名義直接上疏，看朝廷是什麽態度。”
朱大典擺擺手，笑著說：“我兒急躁了。台灣究竟有多大，物產如何，朝廷是不知道的。為父我以前就不知道。所以台灣的事情先放一放。先用毛成祚的名義，上疏朝廷，提議遼寧建省，並請朝廷委派官員。同時把遼寧當前縣府的劃分和臨時官員名單報上去，空出巡撫、布政使的位置，並說明不設置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揮使的原因。就是暗示朝廷，可以委派巡撫和布政使，其他的官員我們任命。以此看朝廷的應對，我們根據他們的態度再走下一步。”
注：巡撫相當於省委書記，布政使相當於省長，按察使相當於省最高法院院長兼省檢察長，都指揮使相當於省軍區司令員。
朱萬化說：“在我們的政治改革中還有建立議會製度，它對大明朝廷的衝擊力會很大。因此山東不能執行。台灣和遼寧完全處於我們的控製之下，今年就要開始創建議會製度。”
朱大典說：“在你的文案中我也看到了議會的內容，你在仔細的敘說一下。”
朱萬化說“議會的基本目的就是讓黎民百姓有個說話的地方，是大明的民眾參與到國家政權中的工具，給民眾一個話語權。”
黎民、百姓、民眾這三個詞在現代沒有多大區別，在古代卻是不同的。‘黎民’一詞來源於炎帝、黃帝二人聯手擊敗蚩尤，蚩尤統領的民族稱作九黎族，因此，戰敗後處於奴隸地位的九黎人就被稱為‘黎民’（南方的很多少數民族就是逃亡的九黎族後裔），後來泛指地位低下的人群為黎民。炎帝和黃帝都統領有若幹部落，每個部落都有一個或者幾個姓氏，古人用‘百’表示眾多，所以稱唿這些部落的人群為百姓，後來就成了貴族群體的代名詞。在明代，百姓一詞代表著士紳官僚的社會上層群體，黎民一詞代表著農民、匠人、商人等社會地位低下的群體。‘民眾’一詞拋開了地位的貴賤，表示很多人的意思。
所以朱萬化在大明朝說話的時候，就要注意到他們的區別，不能亂用的。
朱萬化繼續說：“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以議會為基礎的社會，就是這天下議會說了算。皇帝、內閣、大臣來治理國家，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都是秉承議會的意誌辦事的。議會雖然權利很大，可是它無權治理國家，就是沒有直接行政的權利。這就是‘民為重君為輕’。
這種改革目標要一步一步的走，剛開始建立的議會權利還很小。權利大了天下還接受不了，另一方麵，議會本身的成員，就是議員們也不成熟，初期的議員可能都是我們指定的，並非選舉產生的。初期的議會能存在下去，慢慢的進步，就是最大的成果。
初期的議會先建立一個財政監督機構，把地方財政管起來。地方官府的所有財政收支都處於他的監管之下。議會沒有花錢的權利，也沒有征收的權利，但是有監督查賬的權利。”
“在台灣的議會，分兩級機構，就是台灣省議會和台北、台中、台南三府的議會。首批議員人數不要多，都是我們從士紳、地主、當地有影響的人物中指定一批。遼寧也照此辦理。
議員本人不能任官職、軍職，也不能掌管大型的商業店鋪、工業作坊。他是專職的議員，沒有第二個職業，必須避開各種利益糾葛。”
朱萬化針對大明的情況所設計的政權結構，比較趨向於後世普遍存在的君主立憲製。兩千年來的中華文化，還是需要一個皇帝的，皇帝的存在對於國家的穩定起著重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明代的內閣製還是比較好的製度，所差的就是首輔和內閣大臣用人不當。如果在議會的主持下選舉內閣情況會好的多。在明代，內閣駁迴皇帝的意見屢見不鮮，這是其他朝代少有的。
皇帝是國家的象征，因此，要求做皇帝的人應該是道德的楷模。在任的皇帝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隻能下台，重新選擇皇帝。皇帝也不能是終身製，要有個任期。皇族中不僅僅是皇帝的兒子可以接班做皇帝，需要一個管理皇族的機構，按照做皇帝的條件安排皇帝繼任者的順序，叫做第一順位繼承人、第二順位繼承人......。
各種爵位給予保留，但是不能繼承。除了國家給予各級爵位的財產俸祿榮譽之外，沒有任何特權，並且要照章納稅。任何爵位，包括‘王’都不能有封地。同時執行類似爵位的勳章製度。
這就是朱萬化對最高權力的構想，最終能否實現，實現到什麽程度還是沒有把握的。
朱大典說：“從你的施政方案上看有減租減息，有官紳一體納糧，有稅收的改革，也有議會對國家權力的改革。但是沒有平均地權，剝奪地主豪強的土地，為無地農民無償分配土地的內容。殺富濟貧自古以來就是造反者鼓動人心的口號。我雖然也極讚成你的做法，但是總說不清它的道理。你能解釋一下原因嗎？”
是呀，平均地權，這是很多改革者、革命者熱衷的口號，但是，朱萬化沒有提。為什麽？
朱萬化思考了一會，顯然是在組織自己的思路。這個問題太大，應該從哪裏說起呢？
過了一會，他終於開口了：
“現在，大明的天下由於施政不當，也有一些達官貴人乘機巧取豪奪，導致土地兼並嚴重，失地、無地的農民增加，再加上地租、高利貸的盤剝，貧富差距加大。一旦遇上災荒就會造成大批的饑民、流民。走投無路的農民扯旗造反，這就是西北地區的民亂的根本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綠林好漢殺富濟貧的傳統，眼下這個時候，‘平均地權’這個口號就有了市場。
即便如此，這個‘平均地權’的口號我們不能提，對地主豪強的義憤不能過了頭，為什麽呢？
首先是私有財產這個底線碰不得，很危險。不經法律途徑，使用暴力剝奪私有財產，這就動了人類社會的底線，也激發了人們不勞而獲的私欲。通俗點說就是：你兜裏的錢就是我的；你住的房子大，我也可以住進去；你們家桌子上的飯好吃，我也可以到你家坐上去吃。這天下能不亂嗎？在這亂世之中，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動蕩、動亂，天下大亂會極大地破壞社會財富。我們始終極力避免大動亂，就是要保護社會的元氣，失了元氣的國家再想富強、崛起可就難了！”
思考了一會，朱萬化又接著說：“普天之下，家庭的存在是社會的基礎。反過來說，沒有家庭也就沒有了社會。那麽家庭是什麽？說到底就是家庭的私有財產得到社會的公認和保護。因此可以說：有了私有財產才有了家庭，才形成人類的社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社會的基本準則。任何社會都要保護這一準則，他是天下的最基本的信用。
如果有一個作惡多端的地主被清算了，被抄家了，田地被分了，接著就會有第二個。發展下去沒有罪惡的地主也會被抄家，得到了甜頭的人們會失去節製。
一旦破壞了這個私有財產的底線，那會是什麽結果？那就會在利益不同的人群中製造出不共戴天的仇恨。這天下本來就是個亂世，這種仇恨會火上澆油，那將是天下大亂，後果之嚴重不可想象。”
這個道理即淺顯又深刻，朱大典沒有想到個人財產的道理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說。於是他說道：“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的就是人們對財富的求索。這是不是道理的另一麵呢？”
這個沉重的話題被朱大典這一問衝的淡了一些。
“父親說的對，有了社會對個人財富的承認和保護，就有了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人們才能努力的生產創造財富，社會才會發展向上。”
話題有變得沉重了，朱家父子兩人都在低頭思索。
朱萬化再想：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代表了社會財富。進入現代化的工業、資本社會之後，土地就不是唯一的重要生產資料了。資本、技術、裝備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代表了社會財富。那麽，革命者要不要提出：平均資本、平均技術、平均裝備呢？換句通俗的話說，要不要動員廣大的無房戶，住房麵積不足的人們去搶房產開發商呢？把開發商帶上高帽子遊街，然後拉出去槍斃！大家都無償地住進200平米的大房子，住別墅！越窮越有理，越窮氣越粗！豈不是天下大同了？
事情做過頭了，就引向了荒謬。那麽迴過頭來再看看朱萬化要不要品均地權呢？答案一目了然，當然不能！
有人會說，地主巧取豪奪，土地來路不正！就應該*分田地！朱萬化就會問：後世的房產開發商就都是正人君子嗎？政.府為什麽不帶我們去鬥開發商，分房屋呢？地主巧取豪奪自有法律製裁，你去分人家的財產有什麽依據？是不是因為想占便宜才去*呢？這種齷齪的思想要不要鬥一鬥？
巧取豪奪和家財萬貫是兩迴事，搶了誰的還給誰，找不到苦主收歸國有，並不是見麵分一半，誰*誰就分財產。不勞而獲的思想、行為不能鼓勵。不能因為小偷搶了你的包，就要把所有人的錢包都拿出來大家分。那是典型的強詞奪理，貌似氣壯如牛，實質是內心齷齪。
給無地農民的土地，也包括難民得到的土地，必須花錢購買，沒有無償分配。可以采取降低土地價格，貸款分期償還等優惠的辦法。決不能鼓勵不勞而獲。
最後朱萬化說：“對於山賊、土匪、城市中的黑幫我們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打擊、剿滅。但是對士紳階層，對幫會一定要小心行事，尺度不能過分。對於罪惡深重的豪紳、地主、幫會是應該清算的，在我們掌權的地方，我們會主動的清算他們。但是這個清算要依法進行。除了苦主收迴自己的損失之外，清算的財產收歸國有，不能是到場的人大家均分。有罪惡的地主並不是所有的財產都來路不正，剝奪多少財產是法律說了算。
稅收是合理合法的緩解貧富不均的方法，一是人人都要納稅，二是收入多要納累進稅。三是財產繼承要納重稅。也就是說，個人財富到了一定程度，就要用稅法一層一層的剝下來，還給國家。
貧富不均可以用國家法律法規緩解，縮小差距。貧富差距是不能消除的，也消除不了。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大家一起窮。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這種思想的寫照。”
---第149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