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主席關心，有所好轉了。”饒漱石眨眨眼睛說。
“眼疾可不能掉以輕心。”毛澤東說，“在延安時王觀瀾同誌有病，我送了他幾句話：‘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隻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於病，要有堅強的鬥爭意誌，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於病的態度。’這次，希望你也這樣做。”
“眼疾嘛，倒在其次……”饒漱石欲言又止。
毛澤東抽出兩支香菸，遞給饒漱石一支，自己點燃一支，笑眯眯地問：“夜半出動，軍情似火。哪裏來的軍情啊？”
饒漱石也勉強笑笑，說：“睡不著，心裏有話，憋得慌。想找主席談談心。”
毛澤東爽快地說：“好哇。你來京這麽久，我也沒顧上去看你。你來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談談哩。”
饒漱石說：“主席派王醫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動。”
饒漱石所說的王醫生，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就在頭一天，王鶴濱在給毛澤東作常規檢查時，毛澤東交代說：“王醫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饒漱石同誌，他剛從華東來北京，身體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麽治療，幫助他安排一下。”王鶴濱遵命立即去了。
饒漱石猛吸兩口，隨即把香菸掐滅，便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主席啊，我自二五年入黨，投身革命以來，長期從事秘密工作。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也無論是搞情報工作、兵運工作，還是搞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我自認為是積極的，勇敢的，堅定的，是和黨一條心，對黨忠心耿耿的。戰鬥在虎穴裏，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戰友，周圍的同誌；三天兩頭有人被捕，有人犧牲，真是早上出門，晚上能不能迴來都是未知數。但我對黨，對革命，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絕對沒有啊。”
毛澤東點點頭。
饒漱石繼續說下去：
“我到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工作過幾年，在那裏相對要安全些。但我沒有追求安逸享樂。抗日戰爭爆發後，是我主動要求迴國的。迴國後就到了抗日前線。最難忘、經受考驗最大的是皖南事變。主席您是知道的，當時，我新四軍突遭顧祝同、上官雲相的襲擊，敵八倍於我，戰況十分激烈。關鍵時刻，項英、袁國平離開部隊，葉挺和我在一起，誓死組織突圍。但還是遭受了重大損失。九千餘人的部隊，除突圍兩千餘人外，其餘六千餘人大部壯烈犧牲，小部被俘。葉挺同誌不錯，項、袁不行。我至今還記得主席和朱總、稼祥同誌給我們的電報：‘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你們的環境雖困難，但用遊擊方式保存骨幹，達到蘇南是可能的。’關鍵時刻，群龍無首，內部意見不一，真是要命啊！這比敵人更可怕。要不是主席、中央的幾份急電，明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生路，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恐怕我饒漱石也活不到今天了！”
饒漱石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致。他接著饒漱石的話題插話說：
“皖南事變和新四軍的失敗，就蔣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滅共產黨和新四軍。但就我方而言，則是項英的右傾和動搖所致。你還記得不，早在1940年4月初，我就致電項英，詢問他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在遭國民黨軍襲擊時，是否有衝出重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黨內幹部是否已有應付襲擊的精神準備。以後又數電提醒、督促。我記得很清楚，事變發生前半個多月，我還致電葉、項，要他們必須燒毀秘密文件，嚴防襲擊。可是，我們的葉、項啊，主要是項英同誌，卻置若罔聞，猶豫動搖。結果導致自己被害，葉挺被扣。教訓深刻啊！”
饒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來：
“主席啊，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我是深受其害啊！現在迴想起來，項英對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線上我們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讓我知道，什麽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當了3個月的小媳婦！這還不算，事變中，我和機關部分人員被國民黨俘獲了，差一點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著的新四軍軍費黃金，買通了獄卒，才逃了出來。這段歷史，我當時就向組織上匯報過，整風運動中組織上也已審查清楚了。”
說到這裏，饒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澤東表態或提問。但毛澤東一直緩緩地吸著香菸，靜靜地聽著，絲毫沒有說話的意思。饒漱石見狀，接著說下去：
“皖南事變之後，我們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號，堅決清算右傾投降主義，很快就恢復、鞏固和發展了華中、東南和華東的形勢。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在那邊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了。”
這時，毛澤東點點頭，說話了：“是啊，後來你們的日子就像那麽迴事了。”
饒漱石在沙發上欠了欠身子，繼續說：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國內搞過，在國外搞過，在地下搞過，在戰場上搞過，還在談判桌上搞過。抗戰結束後，四六年初到四七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參加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當時和葉劍英、羅瑞卿一起，我擔任書記，還擔任駐瀋陽第二十七執行小組中共方麵的代表，同美國人打過交道。不知中央對我的鬥爭歷史怎麽看，是否認為我對敵鬥爭堅定、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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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疾可不能掉以輕心。”毛澤東說，“在延安時王觀瀾同誌有病，我送了他幾句話：‘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隻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於病，要有堅強的鬥爭意誌，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於病的態度。’這次，希望你也這樣做。”
“眼疾嘛，倒在其次……”饒漱石欲言又止。
毛澤東抽出兩支香菸，遞給饒漱石一支，自己點燃一支，笑眯眯地問：“夜半出動，軍情似火。哪裏來的軍情啊？”
饒漱石也勉強笑笑，說：“睡不著，心裏有話，憋得慌。想找主席談談心。”
毛澤東爽快地說：“好哇。你來京這麽久，我也沒顧上去看你。你來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談談哩。”
饒漱石說：“主席派王醫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動。”
饒漱石所說的王醫生，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就在頭一天，王鶴濱在給毛澤東作常規檢查時，毛澤東交代說：“王醫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饒漱石同誌，他剛從華東來北京，身體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麽治療，幫助他安排一下。”王鶴濱遵命立即去了。
饒漱石猛吸兩口，隨即把香菸掐滅，便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主席啊，我自二五年入黨，投身革命以來，長期從事秘密工作。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也無論是搞情報工作、兵運工作，還是搞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我自認為是積極的，勇敢的，堅定的，是和黨一條心，對黨忠心耿耿的。戰鬥在虎穴裏，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戰友，周圍的同誌；三天兩頭有人被捕，有人犧牲，真是早上出門，晚上能不能迴來都是未知數。但我對黨，對革命，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絕對沒有啊。”
毛澤東點點頭。
饒漱石繼續說下去：
“我到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工作過幾年，在那裏相對要安全些。但我沒有追求安逸享樂。抗日戰爭爆發後，是我主動要求迴國的。迴國後就到了抗日前線。最難忘、經受考驗最大的是皖南事變。主席您是知道的，當時，我新四軍突遭顧祝同、上官雲相的襲擊，敵八倍於我，戰況十分激烈。關鍵時刻，項英、袁國平離開部隊，葉挺和我在一起，誓死組織突圍。但還是遭受了重大損失。九千餘人的部隊，除突圍兩千餘人外，其餘六千餘人大部壯烈犧牲，小部被俘。葉挺同誌不錯，項、袁不行。我至今還記得主席和朱總、稼祥同誌給我們的電報：‘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你們的環境雖困難，但用遊擊方式保存骨幹，達到蘇南是可能的。’關鍵時刻，群龍無首，內部意見不一，真是要命啊！這比敵人更可怕。要不是主席、中央的幾份急電，明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生路，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恐怕我饒漱石也活不到今天了！”
饒漱石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致。他接著饒漱石的話題插話說：
“皖南事變和新四軍的失敗，就蔣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滅共產黨和新四軍。但就我方而言，則是項英的右傾和動搖所致。你還記得不，早在1940年4月初，我就致電項英，詢問他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在遭國民黨軍襲擊時，是否有衝出重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黨內幹部是否已有應付襲擊的精神準備。以後又數電提醒、督促。我記得很清楚，事變發生前半個多月，我還致電葉、項，要他們必須燒毀秘密文件，嚴防襲擊。可是，我們的葉、項啊，主要是項英同誌，卻置若罔聞，猶豫動搖。結果導致自己被害，葉挺被扣。教訓深刻啊！”
饒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來：
“主席啊，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我是深受其害啊！現在迴想起來，項英對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線上我們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讓我知道，什麽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當了3個月的小媳婦！這還不算，事變中，我和機關部分人員被國民黨俘獲了，差一點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著的新四軍軍費黃金，買通了獄卒，才逃了出來。這段歷史，我當時就向組織上匯報過，整風運動中組織上也已審查清楚了。”
說到這裏，饒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澤東表態或提問。但毛澤東一直緩緩地吸著香菸，靜靜地聽著，絲毫沒有說話的意思。饒漱石見狀，接著說下去：
“皖南事變之後，我們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號，堅決清算右傾投降主義，很快就恢復、鞏固和發展了華中、東南和華東的形勢。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在那邊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了。”
這時，毛澤東點點頭，說話了：“是啊，後來你們的日子就像那麽迴事了。”
饒漱石在沙發上欠了欠身子，繼續說：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國內搞過，在國外搞過，在地下搞過，在戰場上搞過，還在談判桌上搞過。抗戰結束後，四六年初到四七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參加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當時和葉劍英、羅瑞卿一起，我擔任書記，還擔任駐瀋陽第二十七執行小組中共方麵的代表，同美國人打過交道。不知中央對我的鬥爭歷史怎麽看，是否認為我對敵鬥爭堅定、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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