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業發達
中國封建王朝歷來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闢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貞觀之治”總結
1.含義：在唐太宗統治時期，社會秩序比較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唐太宗的年號叫“貞觀”（貞觀年間為公元627～649年），歷史上把這一時期比較清明的封建統治稱為“貞觀之治”。
2.原因：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於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傑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善於用人，勇於納諫，不斷調整統治政策，他的個人作用也是“貞觀之治”局麵形成的重要因素。
3.政績：
第一，經濟上實行均田製和租用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製和科舉製。三省六部製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比秦漢時期增多，便於皇帝控製。
第三，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國內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繫，加強對西北等地區的管轄，另外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第四，唐太宗善於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等能臣。
【天可汗之路】
“一個受到震驚的亞洲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史詩般的中國。決不向蠻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買他們撤兵，唐太宗扭轉形勢，戰勝他們，使他們害怕中國。”——【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隻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於“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生長報國，何鬚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這種豪言壯語，則由於後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麵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第一個時期，唐太宗時期，全麵擴張，四麵出擊。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穀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治者。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歷史上拓邊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作為同時存在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遭到毀滅，建立單級世界就變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個著名將領候君集奉命帶兵修理驕橫的吐蕃人。候君集通過夜襲擊敗了吐蕃軍，斬首千餘。吐蕃軍退兵後，鬆贊幹布做了頡利可汗也做過的事：派使者謝罪求和。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親的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著感動，7年後他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滿足。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軍再次遠征，途中缺水，就刺馬飲血，終於襲破伏允的牙帳，伏允丟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殺。吐穀渾從此被納入唐朝的勢力範圍。貞觀十三年，高昌國失臣禮。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來得那麽快，嚇得大病起來，感到忽冷忽熱（冷風如刀，熱風如燒，嗬嗬），幾天後竟然一命嗚唿，由此作為第一個被唐軍活活嚇死的人而載入史冊。
第二個時期，征戰高句麗
高句麗雖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貢，但實際上卻對唐朝持懷有敵視態度。到後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為援助處於高句麗和百濟圍困中的新羅(《新唐書》“(百濟)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並統一被高句麗據有的“遼東”地區（當時的“遼東”的概念略同於漢朝四郡的範圍，即中國東北遼河以東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被唐朝認為是“舊中國之有”的領土），唐太宗東征高句麗，放話給薛延陀：我們父子都要去打高麗，長安空虛，你要是想犯賤隻管放馬過來！（整個中國古代史的所有皇帝中，敢這樣對草原民族叫囂的，唐太宗不知道是不是絕無僅有的一個。）這麽生猛的話，薛延陀當時就嚇得氣短了一截（《舊唐書》載後來高麗用厚利誘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氣懾不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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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王朝歷來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闢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貞觀之治”總結
1.含義：在唐太宗統治時期，社會秩序比較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唐太宗的年號叫“貞觀”（貞觀年間為公元627～649年），歷史上把這一時期比較清明的封建統治稱為“貞觀之治”。
2.原因：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於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傑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善於用人，勇於納諫，不斷調整統治政策，他的個人作用也是“貞觀之治”局麵形成的重要因素。
3.政績：
第一，經濟上實行均田製和租用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製和科舉製。三省六部製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比秦漢時期增多，便於皇帝控製。
第三，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國內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繫，加強對西北等地區的管轄，另外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第四，唐太宗善於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等能臣。
【天可汗之路】
“一個受到震驚的亞洲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史詩般的中國。決不向蠻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買他們撤兵，唐太宗扭轉形勢，戰勝他們，使他們害怕中國。”——【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隻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於“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生長報國，何鬚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這種豪言壯語，則由於後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麵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第一個時期，唐太宗時期，全麵擴張，四麵出擊。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穀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治者。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歷史上拓邊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作為同時存在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遭到毀滅，建立單級世界就變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個著名將領候君集奉命帶兵修理驕橫的吐蕃人。候君集通過夜襲擊敗了吐蕃軍，斬首千餘。吐蕃軍退兵後，鬆贊幹布做了頡利可汗也做過的事：派使者謝罪求和。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親的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著感動，7年後他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滿足。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軍再次遠征，途中缺水，就刺馬飲血，終於襲破伏允的牙帳，伏允丟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殺。吐穀渾從此被納入唐朝的勢力範圍。貞觀十三年，高昌國失臣禮。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來得那麽快，嚇得大病起來，感到忽冷忽熱（冷風如刀，熱風如燒，嗬嗬），幾天後竟然一命嗚唿，由此作為第一個被唐軍活活嚇死的人而載入史冊。
第二個時期，征戰高句麗
高句麗雖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貢，但實際上卻對唐朝持懷有敵視態度。到後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為援助處於高句麗和百濟圍困中的新羅(《新唐書》“(百濟)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並統一被高句麗據有的“遼東”地區（當時的“遼東”的概念略同於漢朝四郡的範圍，即中國東北遼河以東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被唐朝認為是“舊中國之有”的領土），唐太宗東征高句麗，放話給薛延陀：我們父子都要去打高麗，長安空虛，你要是想犯賤隻管放馬過來！（整個中國古代史的所有皇帝中，敢這樣對草原民族叫囂的，唐太宗不知道是不是絕無僅有的一個。）這麽生猛的話，薛延陀當時就嚇得氣短了一截（《舊唐書》載後來高麗用厚利誘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氣懾不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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