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是我很要好的同學，強姓莫，同學們常叫他“木匠”。
我和木匠一起從小學五年級跳級上初中，強是遺腹子，父親早亡，母親沒有再嫁，一直守寡，全心全意地撫育強。他家住在城的西郊，放學後，我經常去他家玩，看著他母親挑著糞擔進進出出地操勞，母子倆克勤克儉，相依為命過著清苦日子。後來我們又
一起唸高中，66年又一起內定保送讀大學，他去清華，我去中科大（那裏中科大在北京），因為我的興趣太廣泛，“德、智、體”都喜歡，在自己動手能力上比較強；在成績上，木匠的數理化穩產高產，而我則是平均產量比較高；我們二人在學習上是競爭對手，在平時是鐵杆朋友。
在“文革”待業時期，我們一起上午在學校打籃球，下午和一群同學去海邊遊泳。我們家住現杭州灣大橋的橋的北側，海灣畔整齊排列著一道道“丁”字壩，就是前不久錢江潮一下卷走12條生命的那種海潮緩衝壩；我們常常一遊就是半天，向東遊出丁字壩數百米，然後順著潮水流向遊，10多裏路，一刻不停地用各種泳姿交替遊，遊啊遊，一直遊到雙腳能站立在堅硬的沙灘上為止，在這遊泳途中一旦抽筋，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我們老家，每年都有小孩命喪大海的，但大家仍前赴後繼地去遊泳，因為大海有一種巨大的魅力，在大海中遊泳其樂無窮。
在1968年“四個麵向”中，我去了離家30多裏地的農村插隊，而木匠家是郊區農村戶口，就在城西迴鄉務農。
1972年起中國大學恢複招生。1973年，在遼寧考生張鐵生交白卷的那年，木匠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杭州大學物理係（現浙江大學），木匠這個66屆的高材生，在那批隻有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考生中確實是鶴立雞群，木匠的入學，使得早在農村結了婚的我羨慕不已（當時規定已婚的平民百姓是沒有報考資格的）。好在1978年恢複了高考，我也已高分考取了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才算彌補了這個遺憾。
因在70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都是執行“哪裏來，哪裏去”的政策，木匠畢業後就迴到了老家，在縣廣電局當上了技術員。
在1984年提撥“四化”幹部時，我們又一起走上領導崗位，他任廣電局長，而我則在自己的本行局。
強在當局長後，一直兢兢業業，身先士卒，大冷天，獨自爬到幾十米高的電視轉播塔上修天線，百姓們都在背後議論強，說他當局長不像局長的樣子，不懂得“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真是出力不討好！後來我把聽到的群眾意見轉達給強，他不以為然地笑了說：天太冷了，電視轉播塔出了故障，不及時修好，群眾意見會更大。
一段時間，局長們都熱衷於學開車子，手腳並不十分麻利的強也加入了這個行列，由於強開車地較穩健，開車一年，還算順利。但在開車滿一年後的某天，強載著幾個朋友去出公差，在老滬杭公路90度轉變處，因避讓往來車輛，而不幸翻車，乘車人無大礙，而木匠卻傷得不輕，經當地醫院救治數日，強一直昏迷不醒，經我們反複商量，算得家屬同意後，決定冒險轉送上海，經過上海醫院的精心醫治，終於化險為夷，半年後，強終於重新站起了來，慢慢地恢複了元氣，大家都慶幸他的神奇恢複，紛紛說：大難之後必有後福。
1998年4月，我們又一起“半退”下來當了書記。在2000年春節後的一次會議上，我碰到木匠，發現他失聲得十分厲害，問他這種狀況多久了？他說，可能是感冒吧，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了。根據直覺，我覺得需要排除一些疾病（用行話講叫鑒別診斷），他說好吧！我立即幫他聯係好去上海汾陽路五官科醫院檢查，結果是未見異常；但我不相信，旋即又讓他去上海瑞金醫院作一全麵檢查。不久後結果出來了，很不幸，是肺癌轉移，壓迫聲帶而引起失聲。從不抽煙、不會喝酒的木匠竟然患上肺癌，真是出乎意料！
沒有辦法，隻能接受事實，木匠化療了大半年，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當時我還在履行職責，工作之餘，常去醫院看他，經過一段時間化療，不到50歲的他，然變成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頭發全脫光了，戴了個絨線帽，手裏拿了迷你收音機，似聽非聽，若有所思，內行人一看，就知道來日無多了。
在2001年元月底，木匠已經不能說話，在彌留之際，隻是用十分疲憊的眼神焦慮地望了我一眼……
在處理後事中，發現他竟細心得把每個看望他親戚朋友一字不漏地記在小本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了大半個本子。
我知道木匠走前最不放心的是他那尚在浙大讀書的寶貝女兒，毋需言明，我把這事牢牢地記在心裏。他的女兒畢業後，想報考公務員，我們幾個要好同學齊心協力，過關斬將地幫他女兒從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完成了老同學的一項遺願，我終於噓了口氣。
好友木匠的早逝更加剌激了我，加深了我及早退出江湖，退出職場，退出這個人生的是非之地的念頭。
我和木匠一起從小學五年級跳級上初中，強是遺腹子，父親早亡，母親沒有再嫁，一直守寡，全心全意地撫育強。他家住在城的西郊，放學後，我經常去他家玩，看著他母親挑著糞擔進進出出地操勞，母子倆克勤克儉，相依為命過著清苦日子。後來我們又
一起唸高中，66年又一起內定保送讀大學，他去清華，我去中科大（那裏中科大在北京），因為我的興趣太廣泛，“德、智、體”都喜歡，在自己動手能力上比較強；在成績上，木匠的數理化穩產高產，而我則是平均產量比較高；我們二人在學習上是競爭對手，在平時是鐵杆朋友。
在“文革”待業時期，我們一起上午在學校打籃球，下午和一群同學去海邊遊泳。我們家住現杭州灣大橋的橋的北側，海灣畔整齊排列著一道道“丁”字壩，就是前不久錢江潮一下卷走12條生命的那種海潮緩衝壩；我們常常一遊就是半天，向東遊出丁字壩數百米，然後順著潮水流向遊，10多裏路，一刻不停地用各種泳姿交替遊，遊啊遊，一直遊到雙腳能站立在堅硬的沙灘上為止，在這遊泳途中一旦抽筋，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我們老家，每年都有小孩命喪大海的，但大家仍前赴後繼地去遊泳，因為大海有一種巨大的魅力，在大海中遊泳其樂無窮。
在1968年“四個麵向”中，我去了離家30多裏地的農村插隊，而木匠家是郊區農村戶口，就在城西迴鄉務農。
1972年起中國大學恢複招生。1973年，在遼寧考生張鐵生交白卷的那年，木匠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杭州大學物理係（現浙江大學），木匠這個66屆的高材生，在那批隻有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考生中確實是鶴立雞群，木匠的入學，使得早在農村結了婚的我羨慕不已（當時規定已婚的平民百姓是沒有報考資格的）。好在1978年恢複了高考，我也已高分考取了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才算彌補了這個遺憾。
因在70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都是執行“哪裏來，哪裏去”的政策，木匠畢業後就迴到了老家，在縣廣電局當上了技術員。
在1984年提撥“四化”幹部時，我們又一起走上領導崗位，他任廣電局長，而我則在自己的本行局。
強在當局長後，一直兢兢業業，身先士卒，大冷天，獨自爬到幾十米高的電視轉播塔上修天線，百姓們都在背後議論強，說他當局長不像局長的樣子，不懂得“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真是出力不討好！後來我把聽到的群眾意見轉達給強，他不以為然地笑了說：天太冷了，電視轉播塔出了故障，不及時修好，群眾意見會更大。
一段時間，局長們都熱衷於學開車子，手腳並不十分麻利的強也加入了這個行列，由於強開車地較穩健，開車一年，還算順利。但在開車滿一年後的某天，強載著幾個朋友去出公差，在老滬杭公路90度轉變處，因避讓往來車輛，而不幸翻車，乘車人無大礙，而木匠卻傷得不輕，經當地醫院救治數日，強一直昏迷不醒，經我們反複商量，算得家屬同意後，決定冒險轉送上海，經過上海醫院的精心醫治，終於化險為夷，半年後，強終於重新站起了來，慢慢地恢複了元氣，大家都慶幸他的神奇恢複，紛紛說：大難之後必有後福。
1998年4月，我們又一起“半退”下來當了書記。在2000年春節後的一次會議上，我碰到木匠，發現他失聲得十分厲害，問他這種狀況多久了？他說，可能是感冒吧，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了。根據直覺，我覺得需要排除一些疾病（用行話講叫鑒別診斷），他說好吧！我立即幫他聯係好去上海汾陽路五官科醫院檢查，結果是未見異常；但我不相信，旋即又讓他去上海瑞金醫院作一全麵檢查。不久後結果出來了，很不幸，是肺癌轉移，壓迫聲帶而引起失聲。從不抽煙、不會喝酒的木匠竟然患上肺癌，真是出乎意料！
沒有辦法，隻能接受事實，木匠化療了大半年，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當時我還在履行職責，工作之餘，常去醫院看他，經過一段時間化療，不到50歲的他，然變成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頭發全脫光了，戴了個絨線帽，手裏拿了迷你收音機，似聽非聽，若有所思，內行人一看，就知道來日無多了。
在2001年元月底，木匠已經不能說話，在彌留之際，隻是用十分疲憊的眼神焦慮地望了我一眼……
在處理後事中，發現他竟細心得把每個看望他親戚朋友一字不漏地記在小本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了大半個本子。
我知道木匠走前最不放心的是他那尚在浙大讀書的寶貝女兒，毋需言明，我把這事牢牢地記在心裏。他的女兒畢業後，想報考公務員，我們幾個要好同學齊心協力，過關斬將地幫他女兒從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完成了老同學的一項遺願，我終於噓了口氣。
好友木匠的早逝更加剌激了我，加深了我及早退出江湖，退出職場，退出這個人生的是非之地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