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正當我們驗身體，填誌願，準備參加“皮鞋與草鞋的決戰”之時（當時形容考大學的一句時髦話），一聲沉雷，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高考取消了！我們的大學夢也隨之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大串連雖則使從未出過遠門的井底蛙去京城見了見世麵，但也使這批小鬼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代價是為期10年的“下放”！有的同學甚至從此與城無緣。
66年8月的一天，我剛滿18歲。過完生日後，我興衝衝地去學校，一進校門，就看見學校最高的那棟教育樓旁，密密麻麻站滿了人，他們正在看著大字報，我過去一看，映入眼簾的是醒目的大標題——“徹底清算校黨支部書記xxx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狀”，下麵大一、二、三、四，小1、2、3、4羅列了許多。其中醒目的一條是揭露校黨支部準備把走白專道路的學生xxx保送到中國科技大學，而這個學生的哥哥有反革命言論的！因學生名字用三個x代替，不知內情的我，也毫無憂患意識。
那天下午，當我走進教室時，看到全教室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指名道姓，逐字逐句地痛批我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用心惡毒”……反正能用的貶義詞都用上了。
我的腦袋“轟”的一下大了起來，急急趕迴家，問母親，大哥那邊到底出了什麽事情了？當然這問實際上也是多餘的，在什麽材料都保密的年代，作為一個家庭婦女的母親會知道什麽呢？更無況大哥從小去上海讀書，高中畢業後本來是要去蘇聯留學的，因為在家裏是老大，父親堅決不依從，才改讀哈軍工，學飛機製造專業，因學習成績突出，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大哥在我腦海裏的印象雖然不深，但形象絕對是高大的。我家一直是軍屬，如何一下子會倫落為反革命家屬？
為尋找答案，我急忙提筆，向大哥寫了一封信，並用掛號寄出，在信上言明，一旦事實確鑿的話，就斷絕兄弟關係。不久，就收到了大哥的迴信。信上大哥以十分真誠的口氣，講了問題產生的全過程：由於他在擔任教師時，工作幹得不錯，黨組織準備發展他入黨。正當前程一片光明之時，他的一個同事，出於忌妒，將他平時開玩笑，閑談時的講話，都偷偷記在本子上，經歪曲加工後，向上級密奏告發。於是，大哥就受到了處分，先是下連隊鍛煉，隨後又去農村鍛煉。信中再三說對不起全家，對不起弟弟們，使你們受到了株連，受到了委屈。
就這樣我和大哥中斷了近10年的關係。直到文革結束後，1979年7月8日，他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用大量的筆墨講述了事情發生的全過程，並說組織上已給他徹底平了反，當上了哈爾濱市市化工局的處長，現已入黨。十多年的厄運結束了，給我們家帶來的陰影終於離開了！這當然是後話。
持續二個多月，接二連三的批判，一頂頂的大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心靈備受著煎熬。對涉世未深的我來說，巨大的壓力和暫時的孤立造就我日後的強烈的逆反心理，同時也大大增強了在冤屈麵前的耐受性。
高考取消了！我們的大學夢也隨之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大串連雖則使從未出過遠門的井底蛙去京城見了見世麵，但也使這批小鬼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代價是為期10年的“下放”！有的同學甚至從此與城無緣。
66年8月的一天，我剛滿18歲。過完生日後，我興衝衝地去學校，一進校門，就看見學校最高的那棟教育樓旁，密密麻麻站滿了人，他們正在看著大字報，我過去一看，映入眼簾的是醒目的大標題——“徹底清算校黨支部書記xxx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狀”，下麵大一、二、三、四，小1、2、3、4羅列了許多。其中醒目的一條是揭露校黨支部準備把走白專道路的學生xxx保送到中國科技大學，而這個學生的哥哥有反革命言論的！因學生名字用三個x代替，不知內情的我，也毫無憂患意識。
那天下午，當我走進教室時，看到全教室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指名道姓，逐字逐句地痛批我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用心惡毒”……反正能用的貶義詞都用上了。
我的腦袋“轟”的一下大了起來，急急趕迴家，問母親，大哥那邊到底出了什麽事情了？當然這問實際上也是多餘的，在什麽材料都保密的年代，作為一個家庭婦女的母親會知道什麽呢？更無況大哥從小去上海讀書，高中畢業後本來是要去蘇聯留學的，因為在家裏是老大，父親堅決不依從，才改讀哈軍工，學飛機製造專業，因學習成績突出，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大哥在我腦海裏的印象雖然不深，但形象絕對是高大的。我家一直是軍屬，如何一下子會倫落為反革命家屬？
為尋找答案，我急忙提筆，向大哥寫了一封信，並用掛號寄出，在信上言明，一旦事實確鑿的話，就斷絕兄弟關係。不久，就收到了大哥的迴信。信上大哥以十分真誠的口氣，講了問題產生的全過程：由於他在擔任教師時，工作幹得不錯，黨組織準備發展他入黨。正當前程一片光明之時，他的一個同事，出於忌妒，將他平時開玩笑，閑談時的講話，都偷偷記在本子上，經歪曲加工後，向上級密奏告發。於是，大哥就受到了處分，先是下連隊鍛煉，隨後又去農村鍛煉。信中再三說對不起全家，對不起弟弟們，使你們受到了株連，受到了委屈。
就這樣我和大哥中斷了近10年的關係。直到文革結束後，1979年7月8日，他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用大量的筆墨講述了事情發生的全過程，並說組織上已給他徹底平了反，當上了哈爾濱市市化工局的處長，現已入黨。十多年的厄運結束了，給我們家帶來的陰影終於離開了！這當然是後話。
持續二個多月，接二連三的批判，一頂頂的大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心靈備受著煎熬。對涉世未深的我來說，巨大的壓力和暫時的孤立造就我日後的強烈的逆反心理，同時也大大增強了在冤屈麵前的耐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