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對大多數孩子們來說,是美好的,兒童天真爛漫,對未來充滿憧憬和期盼,正是這種初生態的希望,成為長大成人後,為既定目標努力奮鬥的強大動力。對我們這輩剛解放前後出生的人來說,仔細品味起童年,有苦澀味,也有甜味,這甜蜜時光不是來自物質,而是來自精神,來自母愛——母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愛。

    我,一九四八年秋出生在浙北的一個小縣城,生活在一個——由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六個兄弟,一個表姐(表姐從小父母雙亡投靠舅舅)組成的大家庭裏,租住在一個大雜院內,房屋雖破舊,鄰裏相處卻很和睦。

    在這個大雜院內,年複一年,日複一日,蘊生著講不完的故事。我們全家11口人,僅靠父親一人在上海布店當夥計賺得的微薄收入維持生計,生活艱苦程度可想而知。

    祖父是八旗的後代,不過生不逢時,家道中落了,一生中僅托表兄在省城當大官的福(祖父的表兄朱瑞,浙江省督軍兼行政長),當過幾年管火藥的長官(什麽官銜不清楚,可能叫火藥局長)。在辛亥革命後期,表兄因投靠袁世凱,倒了。祖父隻得解甲歸田,還鄉之後再也沒有務過正業,祖上留下的田地都被本家分光了,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無所有;也好,解放後被劃為城市貧民,逃過“文化大革命”一劫,這叫因禍得福,負負得正。

    父親和叔叔十二、三歲就去上海灘“學生意”,盡管他倆長相活似一對雙胞胎,但性格迥異。父親是老大,思想早熟,懂事早,肩上壓著維係一家老小十來口生計的重擔,象老黃牛一樣辛苦了一輩子。他辦事穩重謹慎,終生未參加任何黨派。他老人家時常教導我們:人心叵測,社會複雜,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中立,使之立於不敗之地等等;而叔叔生性好動,不安居現狀,更不甘心給老板、老板娘幹那些倒痰盂、刷馬桶、抱小孩的活,被解雇了一次又一次,挨到解放,就幹起工人糾察隊,給解放軍帶路抓不法資本家,立了功,入了黨,在裏弄裏當幹部。

    我的二哥和二弟,因貧病交加,幼年早早夭折,我和大弟年歲相差3歲,從小睡一個破被窩,學習上互相較勁,生活上經常鬧點磨擦,記得有一次為爭奪一塊大頭菜(鹹菜)打起架來,連家裏唯一的大櫥上的玻璃都砸碎了,至今想起來還覺得挺有意思。

    在“三年困難”時期(1959-61年),我和大弟都上小學,10來歲的小孩,白天一邊念書,一邊敲鐵礦石、燒小高爐“大辦鋼鐵”。我因學習成績好,二年級就加入了少先隊,三年級就當上了大隊長,經常拿著格式化的決心書在校會上發言,開始幾次緊張得要命,聲輕如蚊,二腿直打哆嗦,反複幾次後,膽子也煉大了,這也是屬於逼鴨子上架吧!所以說,後天鍛煉很重要,先天膽小的我,練得多了變膽大了。

    一等下了課,我就趕緊到家,去生產隊食堂裏排隊領粥(當然,開始幾天是吃飯的),過不多久,粥就越吃越薄,最後隻得吃菜湯。整天餓得發慌,麵孔蠟蠟黃,還長滿了一圈圈“蛔蟲斑”,嘴饞得象貓。

    由於饑餓加上寄生蟲在體內的瘋狂活動,雪上加霜,加劇了營養不良,肚子痛時常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二哥就在保送縣中前一周(縣中:指當時縣裏唯一的一所中學),被“蛔蟲穿膽”(膽道蛔蟲症)誤症,奪去了生命,當時的他,年僅1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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