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竇染藍的眼中看來，承遠似乎依然在車中練習他的顏楷。
坐在承遠身邊的王溥卻知道，承遠一邊不時的眺望車外的世界，下筆時卻在書寫一篇甚為古怪的東西，看似隨筆，卻又不是。
一張張的紙稿被寫滿後，即被收入一個厚厚的囊中，那布囊上則固定著一個簽子，上麵寫著《一個跨越時間的“馬可波羅”》幾個字，似乎是這些書稿的標題。
王溥經曹正之口略有了解，這個成奎遠名為奎木星宿，實為一位經曆過遙遠西方生活的人，那個地方究竟如何遙遠呢？曹正並不知曉，甚至連承遠自己也說不出具體的所以然。
總之，就是遙遠到與中原恍如兩個世界。據承遠所講：即使那個世界在頃刻間忽然轟然倒塌，這個地方的一切一切依然毫無改變，這邊每一個人的每一根發梢，都會保持著原來的姿態。這種毫無影響即使持續無論如何漫長的歲月後，都“幾乎是永恆的”。
承遠的這個比喻充斥著一種西方的諺語化的色彩，王溥則非常肯定：其言是一種極致的誇張。正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話出自莊周的《齊物論》，而王溥本人正是以此為表字的。
在以“無”而生出的這個世界間，即便距離多麽遙遠，又怎麽可能存在“永恆的互無牽扯”？
而此刻的王溥忽然發現，通過閱讀承遠正在書寫的筆記，自己約莫可聞出此問題中那“遙遠”二字的程度。
結束了“汴京的城牆”這個章節後，王溥凝視著稿紙，承遠開始了下一個標題的書寫：
汴梁城內的氣象
“第一眼麵對汴梁的市井時，作為一個摩登世界看客的我深深感到胡風對城市的浸染已發生明顯消退，曾經人們認為：這是亂世造成西域的控製易主致使中原與中亞的聯係被割斷所致，然而學者王生卻分明對我表述過：這種趨勢在二百年前業已形成。即是說早在在阿拉伯人的怛邏斯城攻略戰之前，西域的文化景觀傳播已經開始消逝，王是一位博覽種種一手記錄的大家之後，其父親身為當權政府的財政副手，故其論述在這個時代顯然具有極為強大的信服力。
正是在這些信息的支撐下，我似乎可以異常肯定的作出如下表述：文化傳播的時間衰減理論確是一種異常可靠的學說，這種持續性的遞減也往往比起自然、政治的阻隔深刻的多，她雖然是一種緩慢的衰減，但卻是真正起到決定本質變化的力量…………”
王溥也許是這個世上最不懼怕文章艱澀的人，然而眼見紙稿中那由左至右古裏古怪的大白話——尤其第二段文字，他卻感到一種無能為力之感。此刻的他深深感覺到：什麽才是距離。
此時的承遠卻被城內密密麻麻的路人所震撼了。
“遊方僧，”承遠奇道，“處處皆是遊方僧！幾乎十人中即有一人。”
王溥對他的大驚小怪略有些無奈：“這班人多數原非寺廟中人，隻怕是私下剃度而成，而後又在各個寺院中掛了名的。”
承遠奇道：“我曾聞天成（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年號）二年時朝廷嚴令寺僧入戒須受經文問試，私受戒法者處罪，怎麽可能滋生出這麽多遊方僧？”
“哪有那麽簡單？”對麵的曹正忽而搖頭道，“他們未必因有心向佛而剃度，逃戶、逃兵比比皆是。受戒法便脫了縣府戶籍、節度軍籍，這也是一種活路啊。不讓他們吃齋念佛，難道眼看其淪入流民之眾造反謀叛？平亂所耗費的兵馬錢糧，亦或任其為僧所損失的徭賦兩稅，孰輕孰重朝廷自有一杆秤。”
承遠知道寺院廟產是不納稅負的，中原的氣候轉冷，又兼戰亂的頻繁，造成地方軍閥很難將精力放在治理黃河之患上，災難頻出後農人入不敷出紛紛逃戶，而每當一次戰場的對壘時，敗方的軍隊兵丁潰散後往往不敢逃迴軍籍，恐受其咎，兵、農的脫籍形成了新的亂端，如果沒有寺院的非稅田產來吸納這些丁口，無疑會形成更為可怕的麻煩。
竇染藍忽問：“這些遊方僧視佛門戒律若何？”
“你若正當食無所依之境，能守聖人之禮乎？”
竇染藍對王溥的迴答不以為然：“我若饑渴，雖不至毋飲盜泉水，然寧死不進狐父丘食尚可做到。”
王溥沒有答複他，卻看了承遠一眼似笑非笑，承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這些人中，能耕者在農忙時被寺院短期用作田產的勞力，而那些逃兵則作了寺廟抗衡官府的打手，這些“編外佛門人士”平時不殺人越貨已經天可憐見了，要他們遵守清規戒律簡直是笑話。在王溥看來，承遠當初建議竇染藍與遊方僧結伴，這分明是蠢招，如果竇染藍不幸遇到個“變態和尚”，後果如何可以想見。
承遠知道這個問題上自己有些無言以對，也隻好提筆繼續寫作，王溥的目光立即再次定格於其筆尖：
“車馬所經過處是汴梁的坊區，隋文帝東嶽封禪後路過於此，據說他對汴梁的繁華和紛亂異常厭惡，他將城市周邊不事農耕的自由民稱為“奸俠”，從此立下了許多嚴厲的規矩，譬如禁止遊食商販，居民的門戶不得麵向街道等等。這些廣為人知的記載就在《隋書》某意在表彰良吏的傳記中，此刻我的親眼所見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雖然經過漫長的時間消逝後官府與民眾生活的自然社會發展之戰鬥往往會以失敗告終，即民居早已打破了這種強製性的禁止臨街規定，但民坊將居民包裹其中的狀態依然如故，這似乎在為我傳遞著當年格局初設時的態勢。
相比南部的鄧州和許州等等，汴梁城明顯在盡力擺脫一種固有模式——即西方地理學者在《四方之極》中以宗法城市（即宇宙魔力cosmomagicalcities）為命名的模式，汴梁城在以民眾的蟻聚之力時刻妄圖打亂這種政治權力強製約束的布局，汴梁的鬥爭正是一個東方國度在尋求脫胎的艱難道路上真正意義的急先鋒。”
承遠寫完了這一段後下意識的抬頭，發現王溥也在看著他。
王溥的表情似乎異常鄭重，承遠知道他雖然無法竭盡了然自己文中的諸多現代式描述和議論，但以他的才智定然能夠聞出一些特殊的味道。
他想的沒錯，此刻的王溥從稿件的字裏行間所體會到的不僅是怪誕，而是一種略有些震撼的視角。
這種視角瞧來冷漠而虛無，但充滿了一種懾人的力量。像一位健忘的天神在麵對著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喃喃自語，似乎人間的聖人們極盡關注的一切，也隻是代其而率土牧民一般。
“這些記述……”王溥雙眉緊鎖，“此般述說究竟作何之用？”
“哦？一個著述一定要有用麽？無論史書雜記、逸聞筆記，難道必須要摻些經世致用，或是教化人心之言才可成書？”
“致世、教化之言，此皆成文立意之骨！”
看著對方凜然正色下的言語，穿越者不答話了，他微笑著，放下手中的筆，而後眼望車窗之外。
所見者正是京都西市的景象，不遠處的大道上參天巨樹遍布，印證著槐樹種對唐宋官人們那種特有吸引力。商販們結群聚在西市南口，他們在開市的鼓聲響起前不時仰頭，吃力的觀看天空，毫不顧忌當空曜日的刺眼光輝，那是在期盼午時的到來。洶湧的人潮擋住了車駕的去處，沒一會兒又將承遠一行裹在當中進退不得，裘二不耐煩的驅趕無果，隻好和他們一同去期盼集市的開企。
“午時至了！”
開封平準司署的吏員扯起嘶啞的嗓子，急速的開市鼓響起，人們像即將麵臨一場戰爭般牟足了勁，鼓聲隻響了不到一百下時，人群已經不耐的湧向門口，官吏隻好無奈的叫聲：
“三百聲已畢……眾……人……慢……入……”
隨即他打開了大門，人們潮水般洶湧而入，一個等待一齊衝入市肆的小丐不慎跌倒，在商販們的踩踏下一命嗚唿了。車駕再次起行，承遠眼望某平準司屬下的壯漢單手提起那小丐的軀體緩步而去，心中一片惆悵。
承遠再次提起了筆，在一個同樣的情境下，一個唐宋學者或一位現代學者何以取材，何以記之是大不相同的。
他腦中迴想著王溥的話：“致世教化乃成文立意之骨。”
“王溥必定是一位偉大的史學者，”承遠心中暗想著，“如果另一位唐宋文人看了這稿紙上的記述，必定要“捏著鼻子走人”，王溥，隻有這個人才會感受到一些東西，甚至在心中泛起漣漪。”一切正因為他是王溥，那個偉大的《五代會要》編纂者。
坐在承遠身邊的王溥卻知道，承遠一邊不時的眺望車外的世界，下筆時卻在書寫一篇甚為古怪的東西，看似隨筆，卻又不是。
一張張的紙稿被寫滿後，即被收入一個厚厚的囊中，那布囊上則固定著一個簽子，上麵寫著《一個跨越時間的“馬可波羅”》幾個字，似乎是這些書稿的標題。
王溥經曹正之口略有了解，這個成奎遠名為奎木星宿，實為一位經曆過遙遠西方生活的人，那個地方究竟如何遙遠呢？曹正並不知曉，甚至連承遠自己也說不出具體的所以然。
總之，就是遙遠到與中原恍如兩個世界。據承遠所講：即使那個世界在頃刻間忽然轟然倒塌，這個地方的一切一切依然毫無改變，這邊每一個人的每一根發梢，都會保持著原來的姿態。這種毫無影響即使持續無論如何漫長的歲月後，都“幾乎是永恆的”。
承遠的這個比喻充斥著一種西方的諺語化的色彩，王溥則非常肯定：其言是一種極致的誇張。正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話出自莊周的《齊物論》，而王溥本人正是以此為表字的。
在以“無”而生出的這個世界間，即便距離多麽遙遠，又怎麽可能存在“永恆的互無牽扯”？
而此刻的王溥忽然發現，通過閱讀承遠正在書寫的筆記，自己約莫可聞出此問題中那“遙遠”二字的程度。
結束了“汴京的城牆”這個章節後，王溥凝視著稿紙，承遠開始了下一個標題的書寫：
汴梁城內的氣象
“第一眼麵對汴梁的市井時，作為一個摩登世界看客的我深深感到胡風對城市的浸染已發生明顯消退，曾經人們認為：這是亂世造成西域的控製易主致使中原與中亞的聯係被割斷所致，然而學者王生卻分明對我表述過：這種趨勢在二百年前業已形成。即是說早在在阿拉伯人的怛邏斯城攻略戰之前，西域的文化景觀傳播已經開始消逝，王是一位博覽種種一手記錄的大家之後，其父親身為當權政府的財政副手，故其論述在這個時代顯然具有極為強大的信服力。
正是在這些信息的支撐下，我似乎可以異常肯定的作出如下表述：文化傳播的時間衰減理論確是一種異常可靠的學說，這種持續性的遞減也往往比起自然、政治的阻隔深刻的多，她雖然是一種緩慢的衰減，但卻是真正起到決定本質變化的力量…………”
王溥也許是這個世上最不懼怕文章艱澀的人，然而眼見紙稿中那由左至右古裏古怪的大白話——尤其第二段文字，他卻感到一種無能為力之感。此刻的他深深感覺到：什麽才是距離。
此時的承遠卻被城內密密麻麻的路人所震撼了。
“遊方僧，”承遠奇道，“處處皆是遊方僧！幾乎十人中即有一人。”
王溥對他的大驚小怪略有些無奈：“這班人多數原非寺廟中人，隻怕是私下剃度而成，而後又在各個寺院中掛了名的。”
承遠奇道：“我曾聞天成（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年號）二年時朝廷嚴令寺僧入戒須受經文問試，私受戒法者處罪，怎麽可能滋生出這麽多遊方僧？”
“哪有那麽簡單？”對麵的曹正忽而搖頭道，“他們未必因有心向佛而剃度，逃戶、逃兵比比皆是。受戒法便脫了縣府戶籍、節度軍籍，這也是一種活路啊。不讓他們吃齋念佛，難道眼看其淪入流民之眾造反謀叛？平亂所耗費的兵馬錢糧，亦或任其為僧所損失的徭賦兩稅，孰輕孰重朝廷自有一杆秤。”
承遠知道寺院廟產是不納稅負的，中原的氣候轉冷，又兼戰亂的頻繁，造成地方軍閥很難將精力放在治理黃河之患上，災難頻出後農人入不敷出紛紛逃戶，而每當一次戰場的對壘時，敗方的軍隊兵丁潰散後往往不敢逃迴軍籍，恐受其咎，兵、農的脫籍形成了新的亂端，如果沒有寺院的非稅田產來吸納這些丁口，無疑會形成更為可怕的麻煩。
竇染藍忽問：“這些遊方僧視佛門戒律若何？”
“你若正當食無所依之境，能守聖人之禮乎？”
竇染藍對王溥的迴答不以為然：“我若饑渴，雖不至毋飲盜泉水，然寧死不進狐父丘食尚可做到。”
王溥沒有答複他，卻看了承遠一眼似笑非笑，承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這些人中，能耕者在農忙時被寺院短期用作田產的勞力，而那些逃兵則作了寺廟抗衡官府的打手，這些“編外佛門人士”平時不殺人越貨已經天可憐見了，要他們遵守清規戒律簡直是笑話。在王溥看來，承遠當初建議竇染藍與遊方僧結伴，這分明是蠢招，如果竇染藍不幸遇到個“變態和尚”，後果如何可以想見。
承遠知道這個問題上自己有些無言以對，也隻好提筆繼續寫作，王溥的目光立即再次定格於其筆尖：
“車馬所經過處是汴梁的坊區，隋文帝東嶽封禪後路過於此，據說他對汴梁的繁華和紛亂異常厭惡，他將城市周邊不事農耕的自由民稱為“奸俠”，從此立下了許多嚴厲的規矩，譬如禁止遊食商販，居民的門戶不得麵向街道等等。這些廣為人知的記載就在《隋書》某意在表彰良吏的傳記中，此刻我的親眼所見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雖然經過漫長的時間消逝後官府與民眾生活的自然社會發展之戰鬥往往會以失敗告終，即民居早已打破了這種強製性的禁止臨街規定，但民坊將居民包裹其中的狀態依然如故，這似乎在為我傳遞著當年格局初設時的態勢。
相比南部的鄧州和許州等等，汴梁城明顯在盡力擺脫一種固有模式——即西方地理學者在《四方之極》中以宗法城市（即宇宙魔力cosmomagicalcities）為命名的模式，汴梁城在以民眾的蟻聚之力時刻妄圖打亂這種政治權力強製約束的布局，汴梁的鬥爭正是一個東方國度在尋求脫胎的艱難道路上真正意義的急先鋒。”
承遠寫完了這一段後下意識的抬頭，發現王溥也在看著他。
王溥的表情似乎異常鄭重，承遠知道他雖然無法竭盡了然自己文中的諸多現代式描述和議論，但以他的才智定然能夠聞出一些特殊的味道。
他想的沒錯，此刻的王溥從稿件的字裏行間所體會到的不僅是怪誕，而是一種略有些震撼的視角。
這種視角瞧來冷漠而虛無，但充滿了一種懾人的力量。像一位健忘的天神在麵對著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喃喃自語，似乎人間的聖人們極盡關注的一切，也隻是代其而率土牧民一般。
“這些記述……”王溥雙眉緊鎖，“此般述說究竟作何之用？”
“哦？一個著述一定要有用麽？無論史書雜記、逸聞筆記，難道必須要摻些經世致用，或是教化人心之言才可成書？”
“致世、教化之言，此皆成文立意之骨！”
看著對方凜然正色下的言語，穿越者不答話了，他微笑著，放下手中的筆，而後眼望車窗之外。
所見者正是京都西市的景象，不遠處的大道上參天巨樹遍布，印證著槐樹種對唐宋官人們那種特有吸引力。商販們結群聚在西市南口，他們在開市的鼓聲響起前不時仰頭，吃力的觀看天空，毫不顧忌當空曜日的刺眼光輝，那是在期盼午時的到來。洶湧的人潮擋住了車駕的去處，沒一會兒又將承遠一行裹在當中進退不得，裘二不耐煩的驅趕無果，隻好和他們一同去期盼集市的開企。
“午時至了！”
開封平準司署的吏員扯起嘶啞的嗓子，急速的開市鼓響起，人們像即將麵臨一場戰爭般牟足了勁，鼓聲隻響了不到一百下時，人群已經不耐的湧向門口，官吏隻好無奈的叫聲：
“三百聲已畢……眾……人……慢……入……”
隨即他打開了大門，人們潮水般洶湧而入，一個等待一齊衝入市肆的小丐不慎跌倒，在商販們的踩踏下一命嗚唿了。車駕再次起行，承遠眼望某平準司屬下的壯漢單手提起那小丐的軀體緩步而去，心中一片惆悵。
承遠再次提起了筆，在一個同樣的情境下，一個唐宋學者或一位現代學者何以取材，何以記之是大不相同的。
他腦中迴想著王溥的話：“致世教化乃成文立意之骨。”
“王溥必定是一位偉大的史學者，”承遠心中暗想著，“如果另一位唐宋文人看了這稿紙上的記述，必定要“捏著鼻子走人”，王溥，隻有這個人才會感受到一些東西，甚至在心中泛起漣漪。”一切正因為他是王溥，那個偉大的《五代會要》編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