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努辛斯克處於薩彥嶺北麓。鄂畢河、卡通河發源地附近、大阿爾泰山北麓的巴西魯克比它更靠西南方。格裏亞斯諾夫考察團於1929年在這裏發現了公元前100年或稍早一點的墓葬，其中有“戴著北極鹿麵具”的馬屍。這種發現可以證明當地居民已經以馬代替鹿使用了。在這種馬的麵具和皮製、木製及金製的鞍轡上有動物形花紋裝飾。例如飛奔著的野山羊和鹿，展開雙翼的鷹正在啄死一隻野山羊，幾個豹子正踏在鹿和野山羊的身上，一隻鷲踏在倒在地上的鹿身上，公雞正在打架等。所有這些題材都接近於斯基泰，甚至於希臘－斯基泰的動物形象藝術中的現實主義，而沒有為了裝飾而複雜化。井然有條而樸素的風格，有時勝於使人眼花繚亂的裝飾。在巴西魯克還發現有鬍子的怪麵飾，很明顯是起源於希臘－羅馬，其靈感則毫無疑問是出自息姆米裏人的希臘化了的博斯佛爾王國。在同一時期（公元前2世紀～前1世紀）這種希臘－羅馬式的怪麵飾亦出現於米努辛斯克組合中。至於阿爾泰組合，它除了巴西魯克之外，還包括基伯、哈喇科爾和衛羅丁的古墓，這些古物大都是公元前1世紀的，屬於薩爾馬特型。基伯組合中的古物有同樣的動物形象藝術，風格仍然是樸實而近於現實主義。基伯的一件中國漆器，是公元前86～前48年的物品，幫助我們確定了這個藝術中心存在的年代。
公元1世紀，阿爾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為代表，它給我們留下了木刻，上麵有幾個熊正在與長著鳥頭並且有角的鹿撕打，還有青銅片以及繪有動物圖案的紡織品，這些圖案中有鷹和鹿的爭鬥，它與同一時代（公元2年）在蒙古諾音烏拉的匈奴藝術題材相同。同樣，諾音烏拉留給我們的確實是從息姆米裏人居住的博斯佛爾來的希臘紡織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為我們證實了直至野蠻民族大侵略時代之前來自希臘－羅馬的影響，這種影響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黑海地區樣式耳環上。
我們還可以看到公元後最初的兩個世紀，米努森斯克周圍一種過渡時期的文化曾一度繁榮，這種文化被特普魯科夫稱作達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裏和在都巴河會流處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發現的古物都明顯地屬於這種文化，其中有中國後漢時代繪製在絲織品上的美麗的動物岩畫。
不久，阿爾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這些斯基泰－薩爾馬特類藝術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準確些說，是自行轉變了。因為米努辛斯克地區在公元7世紀初還生產青銅裝飾品，其年代可以根據唐朝初期的中國錢幣來確定。但是，公元5世紀，這個地方就已經被幾個突厥部落征服了。他們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國史學家們曾提到過他們。特普魯科夫認為，在3世紀以後，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與薩爾馬特人有聯繫的印歐種貴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魯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們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正是他們把具有顯著風格的動物形象藝術和草原藝術傳播給蒙古地區和鄂爾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與匈奴藝術
當伊朗的遊牧人，即斯基泰人與薩爾馬特人，占據俄羅斯南部以及圖耳蓋與西伯利亞西部的草原地帶時，草原地帶東部卻處於突厥－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統治民族是被中國人稱作“匈奴”的人，近似於羅馬人和印度人對於這個野蠻民族稱作“渾”、“渾尼”或“胡那”。在中國史書裏，從公元前3世紀秦朝開始，明確出現了“匈奴”這個名稱，而在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紀時，匈奴人被中國人叫作“嚴狁”，或更不確切地稱作“胡人”。在早期歷史中，中國人就知道“有所謂胡人者居於中國邊境”，即在鄂爾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馬斯佩羅認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與西北方在古代時居住著的北戎，就是這個胡人的一個部落。至於其他部落，則在公元前4世紀時被趙國的漢人所降服。約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從匈奴人手中奪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區和現在的鄂爾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為了抵禦這些遊牧人的進攻，秦國（陝西）與趙國（山西）的漢人在加強有效防禦的同時把他們的重車兵改變為靈活的騎兵。軍事上的革命引起漢人服裝的徹底改變，遠古時代的長袍被從遊牧人處學來的騎兵長褲所代替；漢人騎士們還借用了他們的羽飾帽、“三尾服”和戰國時期在藝術上起過很大作用的腰帶環子。同樣，為了抵禦匈奴，趙國及其鄰國的漢人們開始在北方的邊境上建築防禦工事，到後來，秦始皇把它們合併並加以補充，修成了後來的萬裏長城。
據中國史學家司馬遷記載，公元前3世紀後半期，匈奴人成為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個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犁孤塗單於”，漢語譯作”天子”，我們辨別出撐犁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在單於之下，有“兩個大官員，屠耆，即左右賢王”，屠耆的漢語譯音近似突厥字“多格裏”，其意為“正直、忠實”。在某種程度上，以遊牧民族所能談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單於駐留於鄂爾渾河上遊的山區，後來在那裏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賢王原則上是單位繼承人，居於東部，毫無疑問是在克魯倫河上遊一帶；右賢王居西方，或者，根據赫爾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愛山區的烏裏雅蘇台方向。在賢王之下的匈奴官級如下：左右穀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這個遊牧民族在遷徙中被組織得像一支軍隊。依照突厥－蒙古人的習慣，這支軍隊在駐營時一般是麵向南方，匈奴人的後裔，6世紀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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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紀，阿爾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為代表，它給我們留下了木刻，上麵有幾個熊正在與長著鳥頭並且有角的鹿撕打，還有青銅片以及繪有動物圖案的紡織品，這些圖案中有鷹和鹿的爭鬥，它與同一時代（公元2年）在蒙古諾音烏拉的匈奴藝術題材相同。同樣，諾音烏拉留給我們的確實是從息姆米裏人居住的博斯佛爾來的希臘紡織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為我們證實了直至野蠻民族大侵略時代之前來自希臘－羅馬的影響，這種影響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黑海地區樣式耳環上。
我們還可以看到公元後最初的兩個世紀，米努森斯克周圍一種過渡時期的文化曾一度繁榮，這種文化被特普魯科夫稱作達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裏和在都巴河會流處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發現的古物都明顯地屬於這種文化，其中有中國後漢時代繪製在絲織品上的美麗的動物岩畫。
不久，阿爾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這些斯基泰－薩爾馬特類藝術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準確些說，是自行轉變了。因為米努辛斯克地區在公元7世紀初還生產青銅裝飾品，其年代可以根據唐朝初期的中國錢幣來確定。但是，公元5世紀，這個地方就已經被幾個突厥部落征服了。他們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國史學家們曾提到過他們。特普魯科夫認為，在3世紀以後，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與薩爾馬特人有聯繫的印歐種貴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魯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們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正是他們把具有顯著風格的動物形象藝術和草原藝術傳播給蒙古地區和鄂爾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與匈奴藝術
當伊朗的遊牧人，即斯基泰人與薩爾馬特人，占據俄羅斯南部以及圖耳蓋與西伯利亞西部的草原地帶時，草原地帶東部卻處於突厥－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統治民族是被中國人稱作“匈奴”的人，近似於羅馬人和印度人對於這個野蠻民族稱作“渾”、“渾尼”或“胡那”。在中國史書裏，從公元前3世紀秦朝開始，明確出現了“匈奴”這個名稱，而在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紀時，匈奴人被中國人叫作“嚴狁”，或更不確切地稱作“胡人”。在早期歷史中，中國人就知道“有所謂胡人者居於中國邊境”，即在鄂爾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馬斯佩羅認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與西北方在古代時居住著的北戎，就是這個胡人的一個部落。至於其他部落，則在公元前4世紀時被趙國的漢人所降服。約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從匈奴人手中奪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區和現在的鄂爾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為了抵禦這些遊牧人的進攻，秦國（陝西）與趙國（山西）的漢人在加強有效防禦的同時把他們的重車兵改變為靈活的騎兵。軍事上的革命引起漢人服裝的徹底改變，遠古時代的長袍被從遊牧人處學來的騎兵長褲所代替；漢人騎士們還借用了他們的羽飾帽、“三尾服”和戰國時期在藝術上起過很大作用的腰帶環子。同樣，為了抵禦匈奴，趙國及其鄰國的漢人們開始在北方的邊境上建築防禦工事，到後來，秦始皇把它們合併並加以補充，修成了後來的萬裏長城。
據中國史學家司馬遷記載，公元前3世紀後半期，匈奴人成為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個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犁孤塗單於”，漢語譯作”天子”，我們辨別出撐犁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在單於之下，有“兩個大官員，屠耆，即左右賢王”，屠耆的漢語譯音近似突厥字“多格裏”，其意為“正直、忠實”。在某種程度上，以遊牧民族所能談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單於駐留於鄂爾渾河上遊的山區，後來在那裏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賢王原則上是單位繼承人，居於東部，毫無疑問是在克魯倫河上遊一帶；右賢王居西方，或者，根據赫爾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愛山區的烏裏雅蘇台方向。在賢王之下的匈奴官級如下：左右穀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這個遊牧民族在遷徙中被組織得像一支軍隊。依照突厥－蒙古人的習慣，這支軍隊在駐營時一般是麵向南方，匈奴人的後裔，6世紀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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