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奔狂的途中他們偶然會在草原的盡頭看到農田的邊緣，他們不可能不被那種完全不同的環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嚴冬，草原會變成西伯利亞森林的附屬物；在炎熱的夏季，草原又會變成戈壁的延伸，這時遊牧者為了給畜群找到草料，開始向興安嶺、阿爾泰或塔爾巴哈台的山麓轉移。隻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會變得茂密，鮮花也在這個時候盛開，才可以稱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歡的季節。而在其他時節，特別是冬天，他們隻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溫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東南部黃河流域肥沃的黃土地帶。實際上他們對於耕地並沒有什麽特殊興趣，於是在占據了農田之後，他們出於本性立即把耕地還原為生長著羊、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紀的成吉思汗那樣，征服了北京之後，便毫不客氣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牧場。北方人是不懂農業的，直到14世紀還是純粹的遊牧者，愚蠢地搶劫自己的城市。如果鄉下人在交納賦稅時進行抗拒，他們便破壞水渠，淹沒田地。但他們都很重視城市的文明產物，他們掠奪的目標盡是些工藝品和各式各樣的裝飾品。他們喜歡相對溫和的氣候，但北京的酷熱氣候對成吉思汗來講又太過於溫和了，於是在每次戰役之後，他都要迴貝加爾湖附近去度過夏天。同樣，在他戰勝了紮闌丁之後，故意放棄唾手可得的印度，隻因為印度的氣候對阿爾泰人來說簡直是地獄中的熱鍋。不過，他對文明生活的便利懷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的玄孫們在定居於北京或大不裏士的宮殿中後，便在這些地方墮落了。然而，隻要遊牧人還保持著遊牧者的心態，就會把定居的人們看作自己的僱農，把城市和耕田看作自己的農莊，並且進行壓迫。他們騎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國去巡視，檢查當地人順從而定期繳納的貢賦，如果當地人進行反抗而不願納貢，他們就會對毫無防備的城市進行搶劫。他們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圖騰—狼一樣，徘徊於鹿群的附近，趁機逐個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後麵的和負了傷的鹿。這種突然襲擊式的掠奪與中國皇帝以恩賜的名義而付給的定期貢賦交替存在。總之，這是從公元前2世紀到17世紀間突厥—蒙古人與漢人之間的一貫作法。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與歷史(3)
不過，有時在遊牧人中間也會出現少數熟知定居民族國家的弱點和內幕的人，他們對中國朝廷內拜占廷式的陰謀非常熟悉。他們會聯合中國內部的一派反對另一派，聯合中國的一個受排擠的覬覦王位者或一個割據的王國反對鄰近王國。然後他們的部落會宣布與帝國聯盟，並打著捍衛帝國的旗號，在邊疆建立政權。他們的子孫經過一世二世，對中國文化已相當熟悉，於是便會更進一步地毫不慚愧地坐到中國皇帝的寶座上。而13世紀忽必烈的鴻圖大誌與4世紀時劉聰和5世紀時拓跋氏的沒有什麽兩樣。再經過二世或三世，這些漢化了的胡人就從文明中學會了懦弱和放蕩的習性，卻喪失了野蠻和粗暴。現在輪到他們自己被蔑視，並且他們的土地也成為那些還在遊牧生活中忍受著飢餓的胡人們垂涎的目標。於是，侵略行為又重新開始了。5世紀出現的拓跋突厥人毀滅並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與鮮卑人。而在北京，漢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從10世紀起便成了愛好和平的主人。12世紀出現的女真人，最初幾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幾個月之內便從契丹人手中奪取了他們的大城市。然而，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漢化和過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歷史的慣例於一百年之後摧毀了。
凡是在東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樣存在。在歐洲，作為亞洲草原延伸的俄羅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爾人、阿瓦爾人、匈牙利人、可薩人、佩徹涅格人、庫蠻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現。在伊斯蘭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亞細亞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間存在著伊斯蘭教化與伊朗化的問題，這簡直與中國出現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們的大規模漢化毫無二致。在這裏，汗王變成了一個蘇丹或一個國王，就像在其他地方變成一個天子那樣容易，但很快就會讓位於來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們在伊朗看到了他們互相消滅，互相繼承，其中包括哥疾寧王朝突厥人、塞爾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兒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像離弦的箭一樣衝到穆斯林大陸的最遠端，在小亞細亞征服了瀕死的塞爾柱人，再從那裏直趨拜占廷，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藍圖。比約南德斯筆下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更加輝煌，亞洲大陸被看作是民族的發源地，被稱為亞洲的日耳曼國在“移民”的騷亂中，註定要為古老的文明帝國孕育蘇丹和天子。草原上遊牧部落曾經定期地把它們的汗王安置於長安、洛陽、開封或北京、撒馬爾罕、伊斯法罕，或大不裏斯、科尼亞、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法則。不過還有一種相反的法則，即遊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國家同化的法則。這種現象包含著雙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學因素，那些野蠻的騎士們組成了分散的貴族階級，並且淹沒於這種古老得無從考證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擊敗了的漢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戰勝者征服、陶醉甚至滅絕。在征服了50年之後，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往往是那些被漢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蠻人首先為捍衛文明而抗禦其他野蠻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紀時，洛陽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稱中國文化和疆土的保護者，他們堅決抵製蒙古、鮮卑或柔然人新的進犯和稱霸。12世紀時，桑紮爾－塞爾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萊茵河防線”以抵禦從鹹海或伊犁來的所有烏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維與查理曼大帝的歷史在亞洲全部重演了，就像與撒克遜和諾曼第日耳曼主義格格不入的羅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蘭克人中尋找自己的根源一樣，中國的文化也隻能在5世紀的那些拓跋族人那裏找到痕跡，阿拉伯－波斯的伊斯蘭教除了上文裏提到的英雄桑紮爾之外，便沒有了更為忠實的捍衛者。更不可思議的是，古代的諸王或天子的功業是由漢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來完成的。沒有任何的科斯羅埃斯或哈裏發能夠登上聖－索菲教堂或羅馬皇宮的寶座，而他們的那些不可預知的繼承者——15世紀的奧斯曼國王——竟然在伊斯蘭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實現了這個夢想。同樣，漢朝與唐朝統治全亞洲的幻夢是由13～14世紀的元朝皇帝忽必烈與鐵木耳·完澤篤實現的，他們甚至將北京變成為俄羅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亞細亞、高麗、印度支那的宗主國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雖然征服了這個古老的文明古國，但最後還是相當於用武力為它服務而已。而事實上，就像古代詩人筆下的羅馬皇帝那樣，管理人民、統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們幾千年來的傳統和願望的事。從忽必烈到康熙和幹隆，都是為了中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而管理中國的；波斯則是為了完成薩珊與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圓頂宮殿的推進而管理伊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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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與歷史(3)
不過，有時在遊牧人中間也會出現少數熟知定居民族國家的弱點和內幕的人，他們對中國朝廷內拜占廷式的陰謀非常熟悉。他們會聯合中國內部的一派反對另一派，聯合中國的一個受排擠的覬覦王位者或一個割據的王國反對鄰近王國。然後他們的部落會宣布與帝國聯盟，並打著捍衛帝國的旗號，在邊疆建立政權。他們的子孫經過一世二世，對中國文化已相當熟悉，於是便會更進一步地毫不慚愧地坐到中國皇帝的寶座上。而13世紀忽必烈的鴻圖大誌與4世紀時劉聰和5世紀時拓跋氏的沒有什麽兩樣。再經過二世或三世，這些漢化了的胡人就從文明中學會了懦弱和放蕩的習性，卻喪失了野蠻和粗暴。現在輪到他們自己被蔑視，並且他們的土地也成為那些還在遊牧生活中忍受著飢餓的胡人們垂涎的目標。於是，侵略行為又重新開始了。5世紀出現的拓跋突厥人毀滅並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與鮮卑人。而在北京，漢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從10世紀起便成了愛好和平的主人。12世紀出現的女真人，最初幾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幾個月之內便從契丹人手中奪取了他們的大城市。然而，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漢化和過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歷史的慣例於一百年之後摧毀了。
凡是在東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樣存在。在歐洲，作為亞洲草原延伸的俄羅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爾人、阿瓦爾人、匈牙利人、可薩人、佩徹涅格人、庫蠻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現。在伊斯蘭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亞細亞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間存在著伊斯蘭教化與伊朗化的問題，這簡直與中國出現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們的大規模漢化毫無二致。在這裏，汗王變成了一個蘇丹或一個國王，就像在其他地方變成一個天子那樣容易，但很快就會讓位於來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們在伊朗看到了他們互相消滅，互相繼承，其中包括哥疾寧王朝突厥人、塞爾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兒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像離弦的箭一樣衝到穆斯林大陸的最遠端，在小亞細亞征服了瀕死的塞爾柱人，再從那裏直趨拜占廷，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藍圖。比約南德斯筆下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更加輝煌，亞洲大陸被看作是民族的發源地，被稱為亞洲的日耳曼國在“移民”的騷亂中，註定要為古老的文明帝國孕育蘇丹和天子。草原上遊牧部落曾經定期地把它們的汗王安置於長安、洛陽、開封或北京、撒馬爾罕、伊斯法罕，或大不裏斯、科尼亞、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法則。不過還有一種相反的法則，即遊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國家同化的法則。這種現象包含著雙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學因素，那些野蠻的騎士們組成了分散的貴族階級，並且淹沒於這種古老得無從考證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擊敗了的漢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戰勝者征服、陶醉甚至滅絕。在征服了50年之後，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往往是那些被漢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蠻人首先為捍衛文明而抗禦其他野蠻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紀時，洛陽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稱中國文化和疆土的保護者，他們堅決抵製蒙古、鮮卑或柔然人新的進犯和稱霸。12世紀時，桑紮爾－塞爾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萊茵河防線”以抵禦從鹹海或伊犁來的所有烏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維與查理曼大帝的歷史在亞洲全部重演了，就像與撒克遜和諾曼第日耳曼主義格格不入的羅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蘭克人中尋找自己的根源一樣，中國的文化也隻能在5世紀的那些拓跋族人那裏找到痕跡，阿拉伯－波斯的伊斯蘭教除了上文裏提到的英雄桑紮爾之外，便沒有了更為忠實的捍衛者。更不可思議的是，古代的諸王或天子的功業是由漢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來完成的。沒有任何的科斯羅埃斯或哈裏發能夠登上聖－索菲教堂或羅馬皇宮的寶座，而他們的那些不可預知的繼承者——15世紀的奧斯曼國王——竟然在伊斯蘭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實現了這個夢想。同樣，漢朝與唐朝統治全亞洲的幻夢是由13～14世紀的元朝皇帝忽必烈與鐵木耳·完澤篤實現的，他們甚至將北京變成為俄羅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亞細亞、高麗、印度支那的宗主國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雖然征服了這個古老的文明古國，但最後還是相當於用武力為它服務而已。而事實上，就像古代詩人筆下的羅馬皇帝那樣，管理人民、統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們幾千年來的傳統和願望的事。從忽必烈到康熙和幹隆，都是為了中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而管理中國的；波斯則是為了完成薩珊與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圓頂宮殿的推進而管理伊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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