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一年十月,京師。


    露華暗卷,紫禁城滿是金色。


    太液池邊,也是層林盡染。


    而在太液池池邊密林裏,正散步的朱翊鈞瞅了李時珍呈來的金雞納霜一眼。


    金雞納霜,也就是奎寧,是朱翊鈞命內廷製藥師,將他讓福建巡撫金學曾和提舉福建市舶司劉斌想辦法從海外搞來的金雞納樹,用石灰等提製出的藥品。


    此藥對治療熱帶地區流行的惡性瘧疾有奇效。


    “急遞送去雲南和廣東了嗎?”


    朱翊鈞瞅了一眼後就問起李時珍來。


    李時珍迴道:“送去了,也按照皇爺吩咐,讓他們的隨行醫官與《肘後備急方》裏的治寒熱諸瘧方配合使用。”


    朱翊鈞聽後點首。


    《肘後備急方》裏治療瘧疾的主要成分是青蒿素,是華夏文明對瘧疾的治療經驗。


    而金雞納霜本是印第安文明在熱帶環境長期受瘧疾困擾而總結出的治療方式。


    但兩者各自用久後都會產生耐藥性,也對不同的瘧疾才會有神奇效果,所以,朱翊鈞早讓李時珍讓隨軍醫官記得配合使用。


    “改太醫院設立醫部和醫籍製度改革的事,卿和內閣商議的如何?”


    而這時,朱翊鈞突然問起李時珍別的事來。


    李時珍迴道:“正如陛下昔日所諭示的那樣,將醫籍製度改製為醫士製度,具體而言就是:一是準許非醫籍子民和宗室子弟從醫;二是從醫者欲獲取醫士資格需經醫官考試;三是醫士同文武諸生,享朝廷廩食,根據從醫水準享一月三鬥到六鬥不等的廩食,另可見官不拜,可向所在官衙申請編纂藥典與醫典以及研製新藥等官帑使用。”


    “這樣很好。”


    “但也別對沒取得醫士資格的大夫予以行醫限製,而單純以庸醫邪教論之!”


    朱翊鈞說著就對張宏吩咐說:“把朕的話傳於內閣知道。”


    改革大明醫療製度,是朱翊鈞早就在做的一件事,從他讓李時珍設醫館培養朝廷官派的孤兒為大夫開始。


    大明最不缺的就是人。


    所以,朱翊鈞一次性給了李時珍很多孤兒讓他培養篩選,到如今也篩選出幾個不錯的良醫苗子,被安排為了醫官,到軍隊或者宮廷任職,以及各地方去開設官辦醫館。


    而大多數被培養的孤兒則隻是成為了普通醫護,負責給這些人打雜,同時繼續進修。


    】


    “朕讓你用朕賜予你的顯微鏡觀察水窪觀察的如何?”


    朱翊鈞突然又問起李時珍別的事來。


    李時珍眉目激動之色難掩,而忙迴道:“頗受震撼!想必生水致病皆因顯微鏡才能看見的微小之物而起,而非僅僅是邪氣所致。”


    朱翊鈞微微一笑:“你多觀察,朕會將自己觀察總結的本子給你參考,你自己再總結總結,爭取找出這些細小微生物的特性與可能致病的機理出來,或可利於本朝醫學發展。”


    李時珍拱手稱是。


    影響一個文明能否存續與擴張的除了糧食產量和科技水平外,就是對細菌的適應能力了。


    一場鼠疫把歐洲中世紀的文明直接幹沒。


    而天花也讓印第安更加無法對抗歐洲的入侵。


    大明接下來要想通過對外擴張的方式解決生齒日繁的問題,對衛生的認識就必須也要有所進步,至少得知道細菌的存在。


    曆史上,也因為受瘟疫影響嚴重,而導致北方經濟加速崩潰,所以不能迅速解決內憂外患的大明崇禎朝就因為北方瘟疫流行,而使得當時的名醫吳又可開始對病毒與細菌的傳染產生了初步的認識,且因此寫了《溫疫論》,使得瘟疫沒有在接下來的清初造成更大影響。


    所以,朱翊鈞不敢忽視細菌和病毒對國家戰略的影響。


    金秋時節,最是紅葉爛漫之時。


    大明帝國這個國家正在南邊集結大軍滅緬,也正在東邊開始逐步讓東瀛變成漢家文明的土地,還在往北邊大量構築瞭望用的關台與驛路。


    但這些都是底下的官僚們在執行。


    他這個皇帝反而在定下調子與國策後,無所事事,隻能於製金雞納霜、提高帝國醫護人員對病菌的認識這些小事上發揮一下自己這個皇帝的功能。


    不過,這何嚐不是朱翊鈞想要的結果。


    國家畢竟本就不是他一個人的舞台。


    他也不可能事事親為,乃至幹涉一門軍器局新造的車炮該放在哪個位置。


    何況。


    他真要親自下場指揮軍隊,乃至與地方士紳和豪強們耍陰謀陽謀,協調他們和他們宗族在軍國大事上做到彼此上下如一,他可能還不如這個時代的文武官員們,當然也沒必要。


    官僚們幹不好,可以換人。


    他皇帝要是失了錯,總不能換人吧?


    朱翊鈞從張居正去世後就開始定調子、給官僚們看見自己的態度,看見不近懸崖乃至暗中使絆子如徐階、張四維的下場,看見張居正等改革派文官工於謀國後的結局,就是讓天下官僚們知道,人主雖居九重天之上但並非不知誰為忠臣,也知道天下該是什麽樣。


    而自己,作為一個官,要想位極人臣就得有所建樹。


    可以說,朱翊鈞做這些就是為了今天,能讓組成這個國家的上下官僚與人民按照他的設想來運轉。


    現在他的目的算是基本達到了。


    他的官僚們也沒讓他失望。


    如王錫爵。


    根據王錫爵巡視海貿後急遞迴京的奏疏,朱翊鈞知道,王錫爵明顯在廣州和廣東官僚與士紳們洽談的非常融洽,最終的確沒有出現被地方勢力暗害的情況。


    而且王錫爵就與這些廣東官僚士紳們商談後,在自己的奏疏裏,也請朝廷調整廣東市舶司的稅收細例,其中提議對本國商船貨物收取平均值百抽三十的關稅,而對夷船貨物收取平均值百抽五十的關稅。


    這可以說,比以前的廣東市舶司榷關關稅高了不少!


    當然,相比於從印度來濠鏡和廣州以及從濠鏡和廣州去日本的商貿利益,這也算不上什麽。


    要知道,這個時代,從印度到大明廣東,再從大明廣東到日本的貿易線是最暴利的貿易線之一,大部分貨物的盈利都在百分之百以上。


    朱翊鈞對此非常滿意,他既看見了王錫爵的能力,也達到了整頓廣東海貿與處理濠鏡外夷入侵之事的目的。


    所以,朱翊鈞還以平定西夷入侵之功,加封了王錫爵少傅之銜,晉為文淵閣大學士,而蔭一子為國子監生,其餘參與此事的文臣武將也皆有封賞。


    連首輔申時行也因為舉薦王錫爵得力推功加了左柱國。


    因為派王錫爵去廣東是申時行安排的。


    朱翊鈞至始至終似乎顯得不是一個很有用的皇帝,隻是納言信任與封賞施恩,連安排誰去負責某事都不是他親自去選誰。


    但這何嚐不是張居正十年辛苦之功和他不惜以滅三族方式保住張居正餘黨,而真正想要達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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