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則在張居正奏完戚繼光的事後，就沉著臉對張宏吩咐說：“將河南道試禦史傅應禎的奏疏給先生看看！”
張宏拱手稱是後將傅應禎的奏疏遞給了張居正。
原來，在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武清伯一案被處理後不久，傅應禎就以尖刻的措辭上疏言了三事。
主要內容是要朱翊鈞存敬畏以純君德，蠲租稅以蘇民困，倡言路以疏忠讜。
“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於京師直省，不下數次……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陛下下修省一語，以迴天意，晏然而邃無事。豈真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
“以內閣考成六科，令閣臣離中樞而擾地方，此非祖宗舊事也。今不能納科臣之諫，必欲推行，奈何甘行效失德之舉，豈真以祖宗不足法乎！要亦法祖之心未純也！”
“臣又近聞不令士紳生員議政，否則便將罷黜為民，豈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廣納良言之心未純也！”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陛下不可不深戒也……”
張居正一邊看著傅以禎的奏疏一邊在心中默念著，一邊雙手顫抖起來。
朱翊鈞則見此言道：“傅以禎這道初本一上來，朕就沒讓人送到內閣，而是讓司禮監留中，於今日來與先生聊聊此中內容。這傅以禎明顯是把朕與先生都罵了，且是明罵朕，而暗諷先生為王安石。”
朱翊鈞知道，在近代以前，北宋滅亡以後，王安石在天下人眼裏就一直是奸臣的形象。
因為從南宋開始，士大夫們就把導致靖康之難的鍋安在了王安石身上。
而且到現在也還是有這種觀點存在的。
甚至不少。
因為明麵上的確看上去是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加劇了黨爭，而且又是新黨在北宋末年把持朝堂，加上士大夫以保守派為主，尤其是在理學大興後很是抵觸改革也就主觀地把王安石逐漸貶斥為奸臣，而都選擇性的忽視了徽欽二帝的責任與北宋末年為相的蔡京到底是誰提拔等事。
但無論如何，在如今的大明，說誰是王安石就是在罵誰。
也由此可見，在古代華夏敢於改革是多麽不容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要遺臭萬年。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許在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看來，還不如坐等底層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後改朝換代，而自己這些人作為精英依舊會被重用，而不應該選擇去為積重難返的王朝治療。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承認，張居正敢站出來改製，的確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氣。
隻是官僚集團並不會領他們的情。
盡管，張居正相比於一些更激進的改革者已經溫和許多，還在希冀整個官僚集團能明白他的苦心，能願意同他一起改製。
雖然大明官僚中還心存社稷蒼生、受儒家傳統社會責任感驅使且還願意去擔負這份責任感的部分士大夫會領他的情。
但這不代表整個官僚集團會領他的情，
這和北宋時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樣，真正願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過是寥寥無幾，大多數不過是見風使舵的。
話轉迴來。
因為是封建地主的屬性就是趨於保守的，所以官僚集團的整體是不願意改革的，也就才這時拿三不足思想為一種“不正確的思想”來批判朱翊鈞和張居正。
可以說，傅以禎要麽迂闊因為自身階級屬性的原因真信了這話，要麽是真壞故意直接判定三不足思想為“不正確思想”，且以此為武器抨擊改製。
所謂三不足思想，便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在他之後一些堅持改革的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也是曾經的儒家主流思想之一，即新學，曾與理學、蜀學並為儒學三大思想。
要知道，曾經王安石就因為新學在儒家思想領域還比較有地位，從祀孔廟的。
但在後來被宋理宗撤了出來，理由是：“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於廟庭？黜之！”
正因為後來理學大興再加上從南宋開始，君主也有意識否定這種思想，所以這類思想已式微。
隻是在王陽明倡導士大夫們跳出理學桎梏，叩問內心，進行獨立思考後，才又出現了一批士大夫願意追隨王安石的這一新學思想。
但無論如何，到現在，這種思想還是被占據統治地位的理學抨擊為邪說淫詞，被視為不正確思想，故而說誰有這思想，誰以此思想教導天子，誰就是奸臣！
朱翊鈞自然很想徹底複興新學思想，至少不當被視為不正確思想。
不然，要是任由理學這種本質上就是禁錮天下所有人的保守思想繼續下去，隻會使華夏的思想文明相比於以前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一直處於倒退階段。
因為這種思想本質上因為發源於先秦奴隸社會，又是利於封建地主的，所以要想讓這種思想主導下的社會長治久安，隻能讓這個社會的主體民族都有奴隸思想都為奴隸才能長治久安。
如果華夏這樣下去，最好的結果就是從周邊找個自帶異族政權根基的胡夷當主子，這樣才能保證這種思想主導的社會長治久安。
因為同族的人當主子也就是當君主，因為沒有與漢族封建地主可以天然製衡的異族貴族集團，而很難遏製漢族封建地主對整個社會根基的破壞。
總之，要麽像曆史上一樣請滿清入關，要麽請洋人來當漢人的主子，要麽都請來當主子，否則就沒有其他的結局。
除非從根子上挖掉這種想當別人的奴隸主也想當別人的奴隸的思想。
另外，朱翊鈞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傅以禎是寧肯直言罵自己這個皇帝，也不敢直言罵張居正誤導聖上，明顯也誤以為自己這個皇帝年少好欺。
也就直接罵自己失德！
畢竟無論是經筵還是視朝，自己都表現得很寬仁恭謹，以致於讓其誤以為自己這個天子的確可欺，可像明仁宗明孝宗一樣隨便罵，而張居正似乎更不會饒人，才不敢直接罵張居正，而隻是拐著彎地罵張居正是在仿效王安石誤導宋神宗一樣誤導當今天子，以致於當今天子失德。
可見現在大明的這個理學主導的奴隸社會還不夠完美，以致於他這個主子還能被底下的奴隸罵。
還是請異族人當主子更適合這樣的社會。
朱翊鈞現在在對張居正這麽說後，張居正也在沉思一會兒後道：“此無知迂腐之輩，若論其罪，死有餘辜。但陛下即位以來，聖德寬厚，海內共仰，此和足以介聖懷。陛下隻需革職充軍，稍加嚴懲，人心亦當儆懼，無敢有妄言者矣。國家政事或寬或嚴，行仁行義，惟陛下主意。”
“先生到現在還竭力勸朕對他們示仁！可先生可想過，縱然這傅以禎隻是迂闊無知，而他背後整個反對改製的黨羽難道就隻是迂闊無知，而不是陰險奸惡嗎？！”
朱翊鈞冷笑著說了一句，且詰問起張居正來，且又道：“他們已經在拿三不足徹底否定整個改製的根基了，先生為什麽到現在還對他們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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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拱手稱是後將傅應禎的奏疏遞給了張居正。
原來，在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武清伯一案被處理後不久，傅應禎就以尖刻的措辭上疏言了三事。
主要內容是要朱翊鈞存敬畏以純君德，蠲租稅以蘇民困，倡言路以疏忠讜。
“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於京師直省，不下數次……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陛下下修省一語，以迴天意，晏然而邃無事。豈真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
“以內閣考成六科，令閣臣離中樞而擾地方，此非祖宗舊事也。今不能納科臣之諫，必欲推行，奈何甘行效失德之舉，豈真以祖宗不足法乎！要亦法祖之心未純也！”
“臣又近聞不令士紳生員議政，否則便將罷黜為民，豈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廣納良言之心未純也！”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陛下不可不深戒也……”
張居正一邊看著傅以禎的奏疏一邊在心中默念著，一邊雙手顫抖起來。
朱翊鈞則見此言道：“傅以禎這道初本一上來，朕就沒讓人送到內閣，而是讓司禮監留中，於今日來與先生聊聊此中內容。這傅以禎明顯是把朕與先生都罵了，且是明罵朕，而暗諷先生為王安石。”
朱翊鈞知道，在近代以前，北宋滅亡以後，王安石在天下人眼裏就一直是奸臣的形象。
因為從南宋開始，士大夫們就把導致靖康之難的鍋安在了王安石身上。
而且到現在也還是有這種觀點存在的。
甚至不少。
因為明麵上的確看上去是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加劇了黨爭，而且又是新黨在北宋末年把持朝堂，加上士大夫以保守派為主，尤其是在理學大興後很是抵觸改革也就主觀地把王安石逐漸貶斥為奸臣，而都選擇性的忽視了徽欽二帝的責任與北宋末年為相的蔡京到底是誰提拔等事。
但無論如何，在如今的大明，說誰是王安石就是在罵誰。
也由此可見，在古代華夏敢於改革是多麽不容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要遺臭萬年。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許在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看來，還不如坐等底層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後改朝換代，而自己這些人作為精英依舊會被重用，而不應該選擇去為積重難返的王朝治療。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承認，張居正敢站出來改製，的確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氣。
隻是官僚集團並不會領他們的情。
盡管，張居正相比於一些更激進的改革者已經溫和許多，還在希冀整個官僚集團能明白他的苦心，能願意同他一起改製。
雖然大明官僚中還心存社稷蒼生、受儒家傳統社會責任感驅使且還願意去擔負這份責任感的部分士大夫會領他的情。
但這不代表整個官僚集團會領他的情，
這和北宋時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樣，真正願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過是寥寥無幾，大多數不過是見風使舵的。
話轉迴來。
因為是封建地主的屬性就是趨於保守的，所以官僚集團的整體是不願意改革的，也就才這時拿三不足思想為一種“不正確的思想”來批判朱翊鈞和張居正。
可以說，傅以禎要麽迂闊因為自身階級屬性的原因真信了這話，要麽是真壞故意直接判定三不足思想為“不正確思想”，且以此為武器抨擊改製。
所謂三不足思想，便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在他之後一些堅持改革的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也是曾經的儒家主流思想之一，即新學，曾與理學、蜀學並為儒學三大思想。
要知道，曾經王安石就因為新學在儒家思想領域還比較有地位，從祀孔廟的。
但在後來被宋理宗撤了出來，理由是：“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於廟庭？黜之！”
正因為後來理學大興再加上從南宋開始，君主也有意識否定這種思想，所以這類思想已式微。
隻是在王陽明倡導士大夫們跳出理學桎梏，叩問內心，進行獨立思考後，才又出現了一批士大夫願意追隨王安石的這一新學思想。
但無論如何，到現在，這種思想還是被占據統治地位的理學抨擊為邪說淫詞，被視為不正確思想，故而說誰有這思想，誰以此思想教導天子，誰就是奸臣！
朱翊鈞自然很想徹底複興新學思想，至少不當被視為不正確思想。
不然，要是任由理學這種本質上就是禁錮天下所有人的保守思想繼續下去，隻會使華夏的思想文明相比於以前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一直處於倒退階段。
因為這種思想本質上因為發源於先秦奴隸社會，又是利於封建地主的，所以要想讓這種思想主導下的社會長治久安，隻能讓這個社會的主體民族都有奴隸思想都為奴隸才能長治久安。
如果華夏這樣下去，最好的結果就是從周邊找個自帶異族政權根基的胡夷當主子，這樣才能保證這種思想主導的社會長治久安。
因為同族的人當主子也就是當君主，因為沒有與漢族封建地主可以天然製衡的異族貴族集團，而很難遏製漢族封建地主對整個社會根基的破壞。
總之，要麽像曆史上一樣請滿清入關，要麽請洋人來當漢人的主子，要麽都請來當主子，否則就沒有其他的結局。
除非從根子上挖掉這種想當別人的奴隸主也想當別人的奴隸的思想。
另外，朱翊鈞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傅以禎是寧肯直言罵自己這個皇帝，也不敢直言罵張居正誤導聖上，明顯也誤以為自己這個皇帝年少好欺。
也就直接罵自己失德！
畢竟無論是經筵還是視朝，自己都表現得很寬仁恭謹，以致於讓其誤以為自己這個天子的確可欺，可像明仁宗明孝宗一樣隨便罵，而張居正似乎更不會饒人，才不敢直接罵張居正，而隻是拐著彎地罵張居正是在仿效王安石誤導宋神宗一樣誤導當今天子，以致於當今天子失德。
可見現在大明的這個理學主導的奴隸社會還不夠完美，以致於他這個主子還能被底下的奴隸罵。
還是請異族人當主子更適合這樣的社會。
朱翊鈞現在在對張居正這麽說後，張居正也在沉思一會兒後道：“此無知迂腐之輩，若論其罪，死有餘辜。但陛下即位以來，聖德寬厚，海內共仰，此和足以介聖懷。陛下隻需革職充軍，稍加嚴懲，人心亦當儆懼，無敢有妄言者矣。國家政事或寬或嚴，行仁行義，惟陛下主意。”
“先生到現在還竭力勸朕對他們示仁！可先生可想過，縱然這傅以禎隻是迂闊無知，而他背後整個反對改製的黨羽難道就隻是迂闊無知，而不是陰險奸惡嗎？！”
朱翊鈞冷笑著說了一句，且詰問起張居正來，且又道：“他們已經在拿三不足徹底否定整個改製的根基了，先生為什麽到現在還對他們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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