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農民起義
元朝末年農民起義
元末農民起義，又稱元末農民戰爭、元末民變，是元朝晚期爆發的一次農民階級的反封建鬥爭，這次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曆時之久、起義階層的全麵程度是空前的。元朝末年，政治腐敗黑暗，土地高度集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同時水旱頻仍，黃河多次決口，天災人禍，出現了“剝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的景況。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彭瑩玉等趁機利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為號召，組織農民起義。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劉福通等首舉義旗，以紅巾為號，稱紅巾軍，迅即發展至十餘萬人。繼而白蓮教徒徐州芝麻李、彭大、趙均用等，濠州郭子興、孫德崖、朱元璋等，襄陽布王三、孟海馬等，蘄水徐壽輝、彭瑩玉、倪文俊等紛紛響應；不屬於白蓮教係統的張士誠兄弟、浙東方國珍也趁機起兵。劉福通等擁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小明王，定國號為宋，建元龍鳳；徐壽輝亦稱帝，定國號為天完，建元治平，擁眾至百萬。元軍瘋狂進行鎮壓，各支起義軍因各自為戰、力量分散，一度受到挫折，張士誠、方國珍投降元朝，成為割據勢力。後元廷內部發生嚴重爭權奪利，主要將領紛爭不已，朱元璋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吞並了張士誠、陳友諒（原徐壽輝部將，後稱帝）等，統一了黃河以南大半個中國。1368年，出兵北伐，推翻元朝，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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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政治帝位之爭元武宗以後，曆元仁宗、元英宗以至泰定帝，元朝的政治日趨腐朽。從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間，換了八個皇帝。由於頻繁爭奪帝位，蒙古貴族之間長期相互傾軋，往往演成內戰。比如元英宗時的“南坡之變”，元文宗時的“兩都之戰“、“天曆之變”等。這時，國家軍政大權已經轉移到握有實力的蒙古保守派大臣和欽察人軍事將領之手。
元朝貴族
腐敗嚴重元朝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 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到了元惠宗時，一切腐敗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欽察將軍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經濟貧富分化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兒隻斤·也孫鐵木兒在其即位以前，曾獻給朝廷七千頃土地，元順帝時，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實際數量當然更多。
元順帝
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時，政府賜給大臣田一次不過百頃，以後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後來更轉向江南大部分如蘇州等膏腴之區了。 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裏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元武宗時，“近幸”為人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 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於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占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元文宗時，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一帶的官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漢族大地主兼並之風也與日俱增。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共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區，田主除向佃戶征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征收飼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在北方地區，由於賦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財政困難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於無節製的賞賜和“做佛事”。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餘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和寵幸的色目人官商。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一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嚐有一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隻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至正寶鈔範
通貨膨脹眾所周知元代時鈔法大興，中統、至正、至大等鈔均是通貨，又加上濫發鈔票也就是不顧市場需求量而印鈔票；除此以外，因為濫加賞賜，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隻好動用鈔本（用來穩定幣價的，也就是說百姓可拿著鈔票去兌換等量足值的金銀銅等本位貨幣，沒有鈔本就無法保證幣值穩定），造成幣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貨膨脹嚴重。民族元政府還推行嚴厲的民族壓迫政策，民分為四等，民族矛盾尖銳。蒙古人無需勞動就可以享有漢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財產。漢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隻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鐵器，連一把菜刀也必須幾家合用。賦役沉重，再加上災荒不斷，廣大民眾在死亡線上掙紮。元政府妄圖以此鎮壓以漢族為主體的反元鬥爭，伯顏甚至揚言要殺絕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即使伯顏之侄脫脫當政，也對漢族充滿猜忌，在起義之初特地將相關卷宗的題目“謀反事”改為“河南漢人謀反事”，並以“漢賊大起”相稱，有識之士由此預判元朝必被推翻。社會天災不斷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餘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後）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餘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繼而起。抗稅鬥爭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延佑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 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堿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過程
初期鬥爭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餘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規模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男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紅巾軍起義參見：紅巾軍起義、紅巾軍北伐“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或“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這個口號和黃巾起義一樣，用帶有宗教性質的來反抗專製。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
百科x混知：圖解紅巾軍
韓山童出身於白蓮教世家，從祖輩開始就秘密組織活動，意圖恢複漢族王朝統治。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等事前在黃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時挖出石人，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造反，元末農民大起義正式爆發。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宣誓起義。韓山童等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並自稱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韓山童被捕犧牲，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占領了潁州，又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義軍頭裹紅巾，世人稱“紅巾軍”。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鑄造的“龍鳳通寶”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潁州，領導人是韓山童，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視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宋，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餘人”。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丞相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
元末紅巾軍係統
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韓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軍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裏。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迴山東。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今多倫縣附近），燒毀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西路軍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 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 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複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一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裏；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隻十取其二分”。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禦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為紅巾軍最兇惡的敵人。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也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尖銳民族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
元末農民起義形勢圖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布置，軍令既不統一，彼此間也缺乏聯係。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占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趁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兒占領。山東一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韓宋雖然最後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
元朝末年農民起義
元末農民起義，又稱元末農民戰爭、元末民變，是元朝晚期爆發的一次農民階級的反封建鬥爭，這次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曆時之久、起義階層的全麵程度是空前的。元朝末年，政治腐敗黑暗，土地高度集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同時水旱頻仍，黃河多次決口，天災人禍，出現了“剝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的景況。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彭瑩玉等趁機利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為號召，組織農民起義。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劉福通等首舉義旗，以紅巾為號，稱紅巾軍，迅即發展至十餘萬人。繼而白蓮教徒徐州芝麻李、彭大、趙均用等，濠州郭子興、孫德崖、朱元璋等，襄陽布王三、孟海馬等，蘄水徐壽輝、彭瑩玉、倪文俊等紛紛響應；不屬於白蓮教係統的張士誠兄弟、浙東方國珍也趁機起兵。劉福通等擁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小明王，定國號為宋，建元龍鳳；徐壽輝亦稱帝，定國號為天完，建元治平，擁眾至百萬。元軍瘋狂進行鎮壓，各支起義軍因各自為戰、力量分散，一度受到挫折，張士誠、方國珍投降元朝，成為割據勢力。後元廷內部發生嚴重爭權奪利，主要將領紛爭不已，朱元璋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吞並了張士誠、陳友諒（原徐壽輝部將，後稱帝）等，統一了黃河以南大半個中國。1368年，出兵北伐，推翻元朝，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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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帝位之爭元武宗以後，曆元仁宗、元英宗以至泰定帝，元朝的政治日趨腐朽。從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間，換了八個皇帝。由於頻繁爭奪帝位，蒙古貴族之間長期相互傾軋，往往演成內戰。比如元英宗時的“南坡之變”，元文宗時的“兩都之戰“、“天曆之變”等。這時，國家軍政大權已經轉移到握有實力的蒙古保守派大臣和欽察人軍事將領之手。
元朝貴族
腐敗嚴重元朝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 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到了元惠宗時，一切腐敗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欽察將軍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經濟貧富分化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兒隻斤·也孫鐵木兒在其即位以前，曾獻給朝廷七千頃土地，元順帝時，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實際數量當然更多。
元順帝
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時，政府賜給大臣田一次不過百頃，以後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後來更轉向江南大部分如蘇州等膏腴之區了。 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裏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元武宗時，“近幸”為人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 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於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占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元文宗時，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一帶的官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漢族大地主兼並之風也與日俱增。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共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區，田主除向佃戶征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征收飼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在北方地區，由於賦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財政困難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於無節製的賞賜和“做佛事”。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餘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和寵幸的色目人官商。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一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嚐有一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隻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至正寶鈔範
通貨膨脹眾所周知元代時鈔法大興，中統、至正、至大等鈔均是通貨，又加上濫發鈔票也就是不顧市場需求量而印鈔票；除此以外，因為濫加賞賜，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隻好動用鈔本（用來穩定幣價的，也就是說百姓可拿著鈔票去兌換等量足值的金銀銅等本位貨幣，沒有鈔本就無法保證幣值穩定），造成幣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貨膨脹嚴重。民族元政府還推行嚴厲的民族壓迫政策，民分為四等，民族矛盾尖銳。蒙古人無需勞動就可以享有漢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財產。漢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隻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鐵器，連一把菜刀也必須幾家合用。賦役沉重，再加上災荒不斷，廣大民眾在死亡線上掙紮。元政府妄圖以此鎮壓以漢族為主體的反元鬥爭，伯顏甚至揚言要殺絕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即使伯顏之侄脫脫當政，也對漢族充滿猜忌，在起義之初特地將相關卷宗的題目“謀反事”改為“河南漢人謀反事”，並以“漢賊大起”相稱，有識之士由此預判元朝必被推翻。社會天災不斷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餘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後）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餘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繼而起。抗稅鬥爭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延佑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 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堿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過程
初期鬥爭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餘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規模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男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紅巾軍起義參見：紅巾軍起義、紅巾軍北伐“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或“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這個口號和黃巾起義一樣，用帶有宗教性質的來反抗專製。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
百科x混知：圖解紅巾軍
韓山童出身於白蓮教世家，從祖輩開始就秘密組織活動，意圖恢複漢族王朝統治。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等事前在黃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時挖出石人，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造反，元末農民大起義正式爆發。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宣誓起義。韓山童等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並自稱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韓山童被捕犧牲，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占領了潁州，又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義軍頭裹紅巾，世人稱“紅巾軍”。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鑄造的“龍鳳通寶”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潁州，領導人是韓山童，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視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宋，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餘人”。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丞相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
元末紅巾軍係統
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韓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軍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裏。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迴山東。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今多倫縣附近），燒毀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西路軍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 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 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複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一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裏；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隻十取其二分”。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禦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為紅巾軍最兇惡的敵人。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也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尖銳民族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
元末農民起義形勢圖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布置，軍令既不統一，彼此間也缺乏聯係。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占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趁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兒占領。山東一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韓宋雖然最後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