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詡如今高居丞相之位，今非昔比，再不能閑雲野鶴，悠哉悠哉了。他要考慮一朝宰輔該考慮的事。而這個“朝”，正是韓煒的“涼朝”。
在當今的政治活動促成下，簡單的廢立天子劉協並不可行，肩負時代變革大任的丞相賈詡在漢室滅亡特殊性的考慮下，選擇了這樣一種政治路線，漸進式前進，那就是霸者理論。
連當年韓煒還是車騎將軍的時候，荀彧也說過：“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誌。”
董昭初歸韓煒之時，也對韓煒進言曰：“將軍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實，此五伯之功也。”
在東漢末年到三國這一段時期，實際政治行動中，經常被替換成另外一種說法“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是一種被後世經常詬罵的“口號”，然而在這些三國風流人物眼中它卻異常神聖，不管倡導“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潛藏著險惡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挾天子，都有人與韓煒提到過。當然，這些人都沒有賈詡提出的早。
毛階說過：“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功業。”
韓煒在冀州，沮授一樣說了相同的話：“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神聖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分封製度。
在原始儒家看來，分封製度本質上體現的是對君主的高度忠誠。在君主專製橫行的時代裏，蘊含如此忠誠精神的製度顯然相當神聖的。
然而如果看我們過往的曆史，分封製度始終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從秦始皇開始直到漢武帝時期，君主最大的憂患是如何除掉諸侯國家。
漢末三國時，不可能不意識到這種製度的危險。
因為強調“尊王攘夷”，不僅僅是在保護現任君主，而且要恢複諸侯國製度，造成國家新一輪分裂。
而對待漢室的態度，大抵有兩種，一是更替，二是保護。他們都趨向“尊王攘夷”，然而他們的用意卻不同。
那麽重提這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曆史，本身矛盾巨大的製度，政治博弈的各方到底做何想法呢？
擁護漢室政權的人在當時已經屬於少數。
代表人物是荀彧荀文若。
荀彧是非常讚同“尊王攘夷”的，在韓煒奉天子時，荀彧是極力讚成的。然而後來韓煒想進位涼武成公的時候，他卻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結果顯而易見，韓煒毫不留情的排擠了荀彧。荀彧本來就認為：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
他追隨韓煒，主要看重了韓煒能再次匡扶漢室，而造成“尊王攘夷”，本意不在複興分封製度，是看中分封製度當中的“尊王”精神，讓當時已經稍成“氣候”的“諸侯”能夠效法西周分封製度下的諸侯，齊心協力地扶持已經失去實權的天子劉協。
然而這種“尊王攘夷”已經不合時宜，也是荀彧最後迫不得已離開韓煒，歸隱山林的原因。
另外一種“尊王攘夷”是野心家與陰謀家的戰略設想。
這也是賈詡極力推行的。
賈詡在想什麽？
先來看看分封製度和“尊王攘夷“。
分封製度是西周為將土地民眾圈讓給本族人員，功臣以及前王朝遺老遺少，讓他們眾建國家，目的是警衛邊患，協助皇室治理疆土。
齊桓晉文尊王，是協助當時沒落的周天子懲戒不法的諸侯，並保衛邊疆，宣稱促進周王朝的大團結，實際上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王室的名義四處征戰，合法擴張。
從東漢皇帝賜封各個諸侯的詔書來看，像伊尹，霍光這樣的名臣，像齊太公這樣的大霸主經常被提及，提及的緣由是他們為當時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按照西周分封製度的賞賜原則，對王室有功的人物，是有理由得到土地民眾，形成諸侯國家。由此可以整理出他們的思路。
在不得不尊重現任皇帝以確保政治上能夠主動，但又必須實現自身改朝換代矛盾驅使下，必須踐行“尊王攘夷”的旗幟。
用以天子名義出戰，可以宣稱是捍衛國家統一，既為國家立功，賈詡知會韓煒，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戰本身是擴張，勢力的擴展。
一個口號完美地解決了名義扶漢與實際廢帝的兩重矛盾……進而分封為諸侯國，形成“眾星拱月”的局麵，無限膨脹加上適宜的時機，就可以擠掉頹敗的漢室，實現自己的霸王之夢。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時代的相同呢？
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判別。基本依據就是“王霸”理論的內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經對“王”和”霸“做出判斷：”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法家路線，王是儒家路線。這是孟子視野裏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與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較偏重法家路線，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線，這就是從董仲舒時代提及，由漢武帝開辟的“霸王道”。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董仲舒的說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其目標是致力於實現封建大一統的社會。
“王道”指向儒家路線，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強調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以儒家路線為方向，把國家塑造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為”的禮製社會，由此它也成為本文致力闡述的“王霸”理論的本質，據此與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質的不同。
秦始皇的單純的法家路線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漢代統治者的關注，用法家的強硬遏製社會的反抗，或者用嚴厲的法律懲治上層的非法作為，是有效的。
可以這樣說，”王道“是本質，是大方向，是哲學上的內容：而”霸道“是‘輔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為國家的法律，成為實現公平的手段，是相對於“內容“的形式。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關係。
“尊王攘夷”的總體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襲“霸王道”，最終把分崩的社會重新導向儒家始終關懷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藍圖和社會情懷。
不管怎麽說，如今的朝廷時局，盡在賈詡掌握，韓煒的霸王之業也隨著賈詡登上丞相之位從而成功奠基。
在當今的政治活動促成下，簡單的廢立天子劉協並不可行，肩負時代變革大任的丞相賈詡在漢室滅亡特殊性的考慮下，選擇了這樣一種政治路線，漸進式前進，那就是霸者理論。
連當年韓煒還是車騎將軍的時候，荀彧也說過：“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誌。”
董昭初歸韓煒之時，也對韓煒進言曰：“將軍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實，此五伯之功也。”
在東漢末年到三國這一段時期，實際政治行動中，經常被替換成另外一種說法“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是一種被後世經常詬罵的“口號”，然而在這些三國風流人物眼中它卻異常神聖，不管倡導“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潛藏著險惡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挾天子，都有人與韓煒提到過。當然，這些人都沒有賈詡提出的早。
毛階說過：“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功業。”
韓煒在冀州，沮授一樣說了相同的話：“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神聖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分封製度。
在原始儒家看來，分封製度本質上體現的是對君主的高度忠誠。在君主專製橫行的時代裏，蘊含如此忠誠精神的製度顯然相當神聖的。
然而如果看我們過往的曆史，分封製度始終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從秦始皇開始直到漢武帝時期，君主最大的憂患是如何除掉諸侯國家。
漢末三國時，不可能不意識到這種製度的危險。
因為強調“尊王攘夷”，不僅僅是在保護現任君主，而且要恢複諸侯國製度，造成國家新一輪分裂。
而對待漢室的態度，大抵有兩種，一是更替，二是保護。他們都趨向“尊王攘夷”，然而他們的用意卻不同。
那麽重提這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曆史，本身矛盾巨大的製度，政治博弈的各方到底做何想法呢？
擁護漢室政權的人在當時已經屬於少數。
代表人物是荀彧荀文若。
荀彧是非常讚同“尊王攘夷”的，在韓煒奉天子時，荀彧是極力讚成的。然而後來韓煒想進位涼武成公的時候，他卻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結果顯而易見，韓煒毫不留情的排擠了荀彧。荀彧本來就認為：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
他追隨韓煒，主要看重了韓煒能再次匡扶漢室，而造成“尊王攘夷”，本意不在複興分封製度，是看中分封製度當中的“尊王”精神，讓當時已經稍成“氣候”的“諸侯”能夠效法西周分封製度下的諸侯，齊心協力地扶持已經失去實權的天子劉協。
然而這種“尊王攘夷”已經不合時宜，也是荀彧最後迫不得已離開韓煒，歸隱山林的原因。
另外一種“尊王攘夷”是野心家與陰謀家的戰略設想。
這也是賈詡極力推行的。
賈詡在想什麽？
先來看看分封製度和“尊王攘夷“。
分封製度是西周為將土地民眾圈讓給本族人員，功臣以及前王朝遺老遺少，讓他們眾建國家，目的是警衛邊患，協助皇室治理疆土。
齊桓晉文尊王，是協助當時沒落的周天子懲戒不法的諸侯，並保衛邊疆，宣稱促進周王朝的大團結，實際上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王室的名義四處征戰，合法擴張。
從東漢皇帝賜封各個諸侯的詔書來看，像伊尹，霍光這樣的名臣，像齊太公這樣的大霸主經常被提及，提及的緣由是他們為當時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按照西周分封製度的賞賜原則，對王室有功的人物，是有理由得到土地民眾，形成諸侯國家。由此可以整理出他們的思路。
在不得不尊重現任皇帝以確保政治上能夠主動，但又必須實現自身改朝換代矛盾驅使下，必須踐行“尊王攘夷”的旗幟。
用以天子名義出戰，可以宣稱是捍衛國家統一，既為國家立功，賈詡知會韓煒，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戰本身是擴張，勢力的擴展。
一個口號完美地解決了名義扶漢與實際廢帝的兩重矛盾……進而分封為諸侯國，形成“眾星拱月”的局麵，無限膨脹加上適宜的時機，就可以擠掉頹敗的漢室，實現自己的霸王之夢。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時代的相同呢？
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判別。基本依據就是“王霸”理論的內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經對“王”和”霸“做出判斷：”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法家路線，王是儒家路線。這是孟子視野裏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與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較偏重法家路線，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線，這就是從董仲舒時代提及，由漢武帝開辟的“霸王道”。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董仲舒的說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其目標是致力於實現封建大一統的社會。
“王道”指向儒家路線，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強調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以儒家路線為方向，把國家塑造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為”的禮製社會，由此它也成為本文致力闡述的“王霸”理論的本質，據此與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質的不同。
秦始皇的單純的法家路線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漢代統治者的關注，用法家的強硬遏製社會的反抗，或者用嚴厲的法律懲治上層的非法作為，是有效的。
可以這樣說，”王道“是本質，是大方向，是哲學上的內容：而”霸道“是‘輔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為國家的法律，成為實現公平的手段，是相對於“內容“的形式。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關係。
“尊王攘夷”的總體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襲“霸王道”，最終把分崩的社會重新導向儒家始終關懷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藍圖和社會情懷。
不管怎麽說，如今的朝廷時局，盡在賈詡掌握，韓煒的霸王之業也隨著賈詡登上丞相之位從而成功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