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洋務運動的成功與失敗問題。
我曾說過：“洋務運動，是在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歷史條件下興起的；是在變落後為先進、變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中發生和發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軍入侵兩重壓力下，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雖有反動性，但卻符合客觀歷史發展和人們正確反映客觀的主觀認識兩方商要求的。也就是說洋務運動的所作所為促進了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是恰當地反映了歷史發展規律。盡管在洋務運動之前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因素，己有人在航運、金融等領域進行過投資的試探，盡管沒有洋務運動中國社會也會發展資本主義，但不能不承認在中國封建主義土壤裏第一次生長出資本主義，這一飛躍是洋務運動所促成，是洋務運動縮短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航程。這種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對社會發展規律起的促進作用，就是洋務運動的莫大成功。至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不夠理想，那是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阻撓和扼殺的緣故，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們沒有也不可能克服這些阻力。從這一意義說也可認為是成功中的失敗。
學術界有一些人這樣說，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確是順應了歷史趨勢，但這不是洋務官僚的目的，他們的動機是要維護封建主義統治，功勞簿上不能記這筆帳。這種說法，貌似正確，其實並不符合歷史學的原則。多年來對洋務運動持否定論者強調洋務派的“動機”很壞，肯定論者說洋務運動“效果”很好。我認為，歷史學是研究歷史規律的，某個人的“動機”不是研究對象，但也不能離開人們的主觀作用而一味談效果。人類社會的規律，不同於自然界的規律，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此，歷史學者的任務必須研究人的主觀因素。這個主觀因素，主要是人們所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經過思想家加過工的思想，而決不是某個人的“動機”。而況，洋務派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和他們舉辦經營洋務工業企業的實踐中，在為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同時，不是也已有了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動機和目的了嗎？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無論從洋務派的動機目的或是從其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說，均可認為它有相當程度的成功。不能說完全失敗了。所以我對洋務運動作了“以應該變而變，從而順應歷史潮流而開始和發展，以應該變而不變，從而違反歷史潮流而結束”的提法，就是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結束”一詞，實際上包含“失敗”的意思但不是全失敗了；而且，所謂“結束”，並不一定是指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為結束的標誌。事實上，甲午戰後洋務還是繼續在辦下去，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實行以前，還未有什麽新的改革的政治勢力能代替洋務派，故還不能證明洋務運動已經結束了。我稱甲午戰後一段時間為各種政治勢力交叉交替時期，也就是洋務運動尾聲。洋務運動結束的標誌應在1901年總理衙門取消。
二、洋務的繼續舉辦與發展
二、洋務的繼續舉辦與發展
後期洋務派集團，仍是一股介於頑固派、維新派之間比較獨立的相當活躍的政治力量。他們既主張採用西學策議變法，但又反對維新派那種比較全麵的變；既與帝黨、維新派有直接或間接的瓜葛，又與後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在甲午戰爭之後，紛紛提出洋務復興方案，例如1895年7月16日劉坤一即上了《策議變法練兵用人理餉折》，提出變法口號，主張採用西法練兵、用人、理餉。其他如張之洞、袁世凱一批洋務人士均有類似意見。總括起來，就是繼續辦洋務以冀重新振興起來達到富強。光緒帝於1895年7月19日下了一道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製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疾，力行實政為先。……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這是對洋務派復興洋務的一個巨大支持。於是，諸如：新建陸軍、鐵路、礦務、銀行、教育等均較大規模地興辦了，海軍重建亦在籌議之中。本節主要談洋務工業企業繼續舉辦情況。
首先談續辦洋務的基本特徵和指導思想。甲午後所辦洋務工業企業，主要攬於盛宣懷一人之手，故以盛氏作為代表，適當結合其他人的意見加以敘說。盛氏在取得“專摺奏事”後的第一個奏摺《條陳自強大計折》中說：
“泰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強，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徵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日言練，日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
這裏把練兵、理財、育才三者有機地聯繫起來，是30餘年洋務運動實踐經驗的總結，其根本精神就是發展三者結合的洋務事業來維護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所以說甲午以後的洋務事業沒有越出洋務運動範圍，卻有某些發展，就是所謂“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在洋務運動初期是靠官力，逐步發展官力與商力並用，這裏強調藉“商力”，劉坤一甚至說鐵路、商務和軍事工業都“必歸商辦方為妥善”。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新辦的企業以集商資為主，借洋債亦以公司名義舉借，不由政府出麵；而原來由官本官辦的企業，多改變為商本商辦，例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於1896年春招商承辦了。藉“商力”必然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這就較好地繼承和發展了洋務運動抵製列強經濟侵略的優良傳統。茲以鐵路、礦務、銀行三者為主闡述甲午戰後洋務運動“尾聲”時辦工業企業的特點與作用。
</br>
我曾說過：“洋務運動，是在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歷史條件下興起的；是在變落後為先進、變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中發生和發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軍入侵兩重壓力下，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雖有反動性，但卻符合客觀歷史發展和人們正確反映客觀的主觀認識兩方商要求的。也就是說洋務運動的所作所為促進了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是恰當地反映了歷史發展規律。盡管在洋務運動之前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因素，己有人在航運、金融等領域進行過投資的試探，盡管沒有洋務運動中國社會也會發展資本主義，但不能不承認在中國封建主義土壤裏第一次生長出資本主義，這一飛躍是洋務運動所促成，是洋務運動縮短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航程。這種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對社會發展規律起的促進作用，就是洋務運動的莫大成功。至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不夠理想，那是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阻撓和扼殺的緣故，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們沒有也不可能克服這些阻力。從這一意義說也可認為是成功中的失敗。
學術界有一些人這樣說，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確是順應了歷史趨勢，但這不是洋務官僚的目的，他們的動機是要維護封建主義統治，功勞簿上不能記這筆帳。這種說法，貌似正確，其實並不符合歷史學的原則。多年來對洋務運動持否定論者強調洋務派的“動機”很壞，肯定論者說洋務運動“效果”很好。我認為，歷史學是研究歷史規律的，某個人的“動機”不是研究對象，但也不能離開人們的主觀作用而一味談效果。人類社會的規律，不同於自然界的規律，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此，歷史學者的任務必須研究人的主觀因素。這個主觀因素，主要是人們所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經過思想家加過工的思想，而決不是某個人的“動機”。而況，洋務派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和他們舉辦經營洋務工業企業的實踐中，在為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同時，不是也已有了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動機和目的了嗎？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無論從洋務派的動機目的或是從其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說，均可認為它有相當程度的成功。不能說完全失敗了。所以我對洋務運動作了“以應該變而變，從而順應歷史潮流而開始和發展，以應該變而不變，從而違反歷史潮流而結束”的提法，就是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結束”一詞，實際上包含“失敗”的意思但不是全失敗了；而且，所謂“結束”，並不一定是指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為結束的標誌。事實上，甲午戰後洋務還是繼續在辦下去，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實行以前，還未有什麽新的改革的政治勢力能代替洋務派，故還不能證明洋務運動已經結束了。我稱甲午戰後一段時間為各種政治勢力交叉交替時期，也就是洋務運動尾聲。洋務運動結束的標誌應在1901年總理衙門取消。
二、洋務的繼續舉辦與發展
二、洋務的繼續舉辦與發展
後期洋務派集團，仍是一股介於頑固派、維新派之間比較獨立的相當活躍的政治力量。他們既主張採用西學策議變法，但又反對維新派那種比較全麵的變；既與帝黨、維新派有直接或間接的瓜葛，又與後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在甲午戰爭之後，紛紛提出洋務復興方案，例如1895年7月16日劉坤一即上了《策議變法練兵用人理餉折》，提出變法口號，主張採用西法練兵、用人、理餉。其他如張之洞、袁世凱一批洋務人士均有類似意見。總括起來，就是繼續辦洋務以冀重新振興起來達到富強。光緒帝於1895年7月19日下了一道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製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疾，力行實政為先。……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這是對洋務派復興洋務的一個巨大支持。於是，諸如：新建陸軍、鐵路、礦務、銀行、教育等均較大規模地興辦了，海軍重建亦在籌議之中。本節主要談洋務工業企業繼續舉辦情況。
首先談續辦洋務的基本特徵和指導思想。甲午後所辦洋務工業企業，主要攬於盛宣懷一人之手，故以盛氏作為代表，適當結合其他人的意見加以敘說。盛氏在取得“專摺奏事”後的第一個奏摺《條陳自強大計折》中說：
“泰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強，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徵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日言練，日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
這裏把練兵、理財、育才三者有機地聯繫起來，是30餘年洋務運動實踐經驗的總結，其根本精神就是發展三者結合的洋務事業來維護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所以說甲午以後的洋務事業沒有越出洋務運動範圍，卻有某些發展，就是所謂“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在洋務運動初期是靠官力，逐步發展官力與商力並用，這裏強調藉“商力”，劉坤一甚至說鐵路、商務和軍事工業都“必歸商辦方為妥善”。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新辦的企業以集商資為主，借洋債亦以公司名義舉借，不由政府出麵；而原來由官本官辦的企業，多改變為商本商辦，例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於1896年春招商承辦了。藉“商力”必然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這就較好地繼承和發展了洋務運動抵製列強經濟侵略的優良傳統。茲以鐵路、礦務、銀行三者為主闡述甲午戰後洋務運動“尾聲”時辦工業企業的特點與作用。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