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883年上海出現了金融倒帳風潮，銀根奇緊，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據的織布局出現了危機。前麵敘述到該局招股銀50萬兩中，實收現銀35.28萬兩，其餘14.72萬兩，全係股票作為押款。而35萬餘兩現銀除付購買機器等項20.9萬餘兩外，其餘14.3萬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無實銀存局”。這樣，織布局在股票價下跌情況下，股銀之虧折就是意中事了。由於局中一切銀錢帳目係責成鄭觀應“一手經理”，故虧折追查到鄭氏頭上。鄭觀應於1884年中法戰起，應粵防大臣彭玉麟之邀，前赴廣東，銀錢帳目交由盛宣懷接辦，盛稟請李鴻章劄委經元善代理，直至1887年清理完畢。據鄭觀應說“變價還款，約虧銀二萬兩，……照數賠償”，就此結案。
在結前案之時，李鴻章委江海關道龔熙瑗督同龔壽圖、龔彝圖及楊宗濂等人重辦以挽殘局。重訂新章刊登於1887年7月27日《申報》，除每股100兩、“局中諸事仍責成丹科專理”、專利10年、購機400張等與前任相同外，特別提出：“與前局截清界限”、“局用每月不得過銀三百兩”、“千股以上新股東公舉一人司理內櫃鎖鑰”、“公舉公正明曉局外董事稽核月結”、“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等。經過3年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於1889年12月24日（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試機，同月28日（十二月初七日）正式開工。歷時10年，幾經波折，終於成功了。次年春為了經營順利，李鴻章劄委時任招商局會辦的馬建忠為織布局總辦。
織布局從彈花、紡紗到織布全用機器，是中國第一家機器棉紡織工廠。所紡之紗和所織之布，質量大體上可以與進口紗布相比。
馬建忠任總辦後，估計年產布僅為18萬匹（有人估24萬匹），僅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所奪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他為了達到“每年所織之布足敵進口十分之一，方足為收迴利權之善舉”的目的，決定擴充規模，李鴻章準許他借用仁濟和保險公司積金30萬兩。後馬建忠復想借100萬兩另設紡織廠。因前借之30萬兩用途不清，他遭到了李鴻章“汝辦事一味空闊，未能處處踏實”的批評，100萬兩的借款當然就落空了。
織布局的生產與銷售情況，說法不一，有人說織布局的紗不敵印度之紗，也有說可與印度紗相比；有的記載說織布局所織之布質量不及進口之布，但也有說大致相等；至於價格，也有說貴於進口布，也有說比進口布略賤，等等。各種記載和講法，也許反映了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實際情況。公正而論，中國新開辦的紡織廠所生產的紗和布，要一下子就做到“敵洋產”，與英、美老牌紡織品相等，是難的，但總算擠進了洋紗、洋布市場，“少分洋商之利”。從寧波、鎮江、蕪湖、九江、漢口、煙臺、天津、牛莊及其他一些城市銷售情況看，斜紋布：1891年為10450匹，1892年上升為37900匹，1893年8月為止即達32780匹；原色布：1891年11600匹，1892年58357匹，1893年8月底為止達44565匹。1893年的產量如果加上後4個月的數字當超過1892年。銷售逐年上升，反映了生產增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成績。
然而，正當織布局建成投產並大力擴充之際，1893年10月19日（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被大火焚毀，損失極為嚴重，估計達100萬兩以上。洋務派在織布局遭此挫折時沒有後退，而是在布局原址成立了華盛紡織總廠。
四、華盛紡織總廠
四、華盛紡織總廠
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後，李鴻章決心重建紡織局，他向清廷闡明理由說：“布縷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其機器所紡織者，輕軟勻淨，價值尤廉，故遠近爭購。……是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園。”那就是說要趕緊重建，立即規復。之所以要如此緊迫地恢復織布局，誠如《捷報》所說李鴻章“很重視與洋貨競爭”。這種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方針目的明確了，接下來就是誰來負責規復工作。在當時，社會上與官場中公認為非盛宣懷莫屬。李鴻章說：盛氏“於商務洋務，尚肯苦誌研求”。社會上則公認“他的身份、勢力和財力都適宜於擔當此任”。的確，盛的“身份”是起到北洋參謀部作用的天津海關道；“勢力”有李鴻章為首的北洋權勢人物這個強有力的後台；“財力”吧，在當時幾於無雙：既有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這樣的生財企業在握，又有大批錢莊和官款的支持，還有許多握有資產的實業界人士的廣泛關係。其實還應加上一條，即盛宣懷有著辦織布局的積極性。盛氏熱心於辦工業企業是眾所周知的，他是早就想到要攬辦同人民生活最接近、贏利最有把握，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紡織工業。但未有機會插手，直到織布局開工後才與朱鴻度一起創建紡紗廠作為布局的分廠。所有以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盡管規復織布局任務很艱巨，盛宣懷仍足以肩此重任，並有希望很快辦成功的。
有希望很快辦成的另一因素，是那時的形勢甚佳：“棉紗已飛漲至六十五兩外”，而“布利較紗利為尤厚”。盛宣懷除曾與朱鴻度設裕源紗廠外，又與織布局總辦楊宗濂商談在織布局內分設紗廠。贏利慾望促使盛宣懷等人辦紡織工廠的積極性進一步高漲。在當時“因向年各公司股份之商，受創頗劇，均有戒心，……皆懷疑畏縮觀望不前”之際，盛宣懷等卻能從自身追逐利潤出發，並與挽利權相結合，說這是“塞漏巵而挽利權”的好機會，他們大聲疾唿“誠哉時不可失也！”這種可貴的精神，就是規復紡織廠的很好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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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前案之時，李鴻章委江海關道龔熙瑗督同龔壽圖、龔彝圖及楊宗濂等人重辦以挽殘局。重訂新章刊登於1887年7月27日《申報》，除每股100兩、“局中諸事仍責成丹科專理”、專利10年、購機400張等與前任相同外，特別提出：“與前局截清界限”、“局用每月不得過銀三百兩”、“千股以上新股東公舉一人司理內櫃鎖鑰”、“公舉公正明曉局外董事稽核月結”、“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等。經過3年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於1889年12月24日（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試機，同月28日（十二月初七日）正式開工。歷時10年，幾經波折，終於成功了。次年春為了經營順利，李鴻章劄委時任招商局會辦的馬建忠為織布局總辦。
織布局從彈花、紡紗到織布全用機器，是中國第一家機器棉紡織工廠。所紡之紗和所織之布，質量大體上可以與進口紗布相比。
馬建忠任總辦後，估計年產布僅為18萬匹（有人估24萬匹），僅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所奪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他為了達到“每年所織之布足敵進口十分之一，方足為收迴利權之善舉”的目的，決定擴充規模，李鴻章準許他借用仁濟和保險公司積金30萬兩。後馬建忠復想借100萬兩另設紡織廠。因前借之30萬兩用途不清，他遭到了李鴻章“汝辦事一味空闊，未能處處踏實”的批評，100萬兩的借款當然就落空了。
織布局的生產與銷售情況，說法不一，有人說織布局的紗不敵印度之紗，也有說可與印度紗相比；有的記載說織布局所織之布質量不及進口之布，但也有說大致相等；至於價格，也有說貴於進口布，也有說比進口布略賤，等等。各種記載和講法，也許反映了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實際情況。公正而論，中國新開辦的紡織廠所生產的紗和布，要一下子就做到“敵洋產”，與英、美老牌紡織品相等，是難的，但總算擠進了洋紗、洋布市場，“少分洋商之利”。從寧波、鎮江、蕪湖、九江、漢口、煙臺、天津、牛莊及其他一些城市銷售情況看，斜紋布：1891年為10450匹，1892年上升為37900匹，1893年8月為止即達32780匹；原色布：1891年11600匹，1892年58357匹，1893年8月底為止達44565匹。1893年的產量如果加上後4個月的數字當超過1892年。銷售逐年上升，反映了生產增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成績。
然而，正當織布局建成投產並大力擴充之際，1893年10月19日（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被大火焚毀，損失極為嚴重，估計達100萬兩以上。洋務派在織布局遭此挫折時沒有後退，而是在布局原址成立了華盛紡織總廠。
四、華盛紡織總廠
四、華盛紡織總廠
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後，李鴻章決心重建紡織局，他向清廷闡明理由說：“布縷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其機器所紡織者，輕軟勻淨，價值尤廉，故遠近爭購。……是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園。”那就是說要趕緊重建，立即規復。之所以要如此緊迫地恢復織布局，誠如《捷報》所說李鴻章“很重視與洋貨競爭”。這種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方針目的明確了，接下來就是誰來負責規復工作。在當時，社會上與官場中公認為非盛宣懷莫屬。李鴻章說：盛氏“於商務洋務，尚肯苦誌研求”。社會上則公認“他的身份、勢力和財力都適宜於擔當此任”。的確，盛的“身份”是起到北洋參謀部作用的天津海關道；“勢力”有李鴻章為首的北洋權勢人物這個強有力的後台；“財力”吧，在當時幾於無雙：既有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這樣的生財企業在握，又有大批錢莊和官款的支持，還有許多握有資產的實業界人士的廣泛關係。其實還應加上一條，即盛宣懷有著辦織布局的積極性。盛氏熱心於辦工業企業是眾所周知的，他是早就想到要攬辦同人民生活最接近、贏利最有把握，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紡織工業。但未有機會插手，直到織布局開工後才與朱鴻度一起創建紡紗廠作為布局的分廠。所有以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盡管規復織布局任務很艱巨，盛宣懷仍足以肩此重任，並有希望很快辦成功的。
有希望很快辦成的另一因素，是那時的形勢甚佳：“棉紗已飛漲至六十五兩外”，而“布利較紗利為尤厚”。盛宣懷除曾與朱鴻度設裕源紗廠外，又與織布局總辦楊宗濂商談在織布局內分設紗廠。贏利慾望促使盛宣懷等人辦紡織工廠的積極性進一步高漲。在當時“因向年各公司股份之商，受創頗劇，均有戒心，……皆懷疑畏縮觀望不前”之際，盛宣懷等卻能從自身追逐利潤出發，並與挽利權相結合，說這是“塞漏巵而挽利權”的好機會，他們大聲疾唿“誠哉時不可失也！”這種可貴的精神，就是規復紡織廠的很好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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