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練軍的發展
二、練軍的發展
所謂“練軍”，就是區別於八旗綠營乃至部分湘淮舊式軍隊，使用新式的洋槍洋炮及與之相適應的操練方法，帶有野戰軍性質的新式陸軍。關於練兵問題，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已將其早期情況作了簡略敘述。早期的練兵，是為了更有效地鎮壓人民革命。70年代中期清政府為了抵禦外侮，在加強海軍海防建設的同時，也大力加強陸軍的建設。這就是我所說的“練軍的發展”。即從綠營淮軍等舊式軍隊中抽調人員成立的“練軍”。這時的“練軍”，既與湘淮軍有別，也與前期練兵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由對內鎮壓人民轉向對外抵禦外侮，因而在訓練方法和要求以及所用武器等方麵均有改進。而最為突出的是武器的更新較為迅速。
在19世紀60年代，清廷在“固本弱枝”方針指導下，神機營的武器更新和訓練方法，與淮軍同樣處於領先地位。70年代後，神機營的變化速度減慢了，由淮軍單獨來領導武器更替的潮流了。在鎮壓太平軍、撚軍過程中，淮軍武器大有改觀，陸續淘汰前膛槍，換用後膛洋槍。光緒初年，又成立克虜卜炮隊19營。1884年李鴻章鑑於“西人製造後膛槍炮日新月異，其速率之猛，準頭之遠，幾於無堅不摧。……我仍因陋就簡，……不恩變計，得失利鈍之懸殊不待煩言而決”的考慮，令“所部各營，一律操用克虜卜阿摩士莊等炮，呿暗士得、哈乞開恩、毛瑟等槍。”這些槍炮的使用，使淮軍的裝備更為精利。在向外洋購買這些新武器的同時，滬、寧、津三製造局也為其不斷供應槍炮彈藥。以槍言，在光緒十年前，淮軍主要是林明敦、士乃得步槍和槍彈，以後則主要為黎意和毛瑟槍；以炮言，70年代前，淮軍有滬、寧兩局所製的長短炸炮，此後則有滬局仿造的阿摩士莊山炮、快炮等。因此，滬、寧、津三局可謂是淮軍的軍火供應庫。
除淮軍外，武器更替最快的當推練軍。由於全國各省先後都設有練軍，因此，練軍的武器更新情況也不一致。直隸練軍武器更新的速度顯然快於各省練軍。在1874年李鴻章即說過：“直隸練軍，屢經挑選整頓，近始兼習洋槍、小炸炮。……各省抽練之兵大率類此，用洋槍者已少，用後門槍及炸炮者更少。”為改變這種落後狀態，到1884年，直隸練軍一律改用哈乞開思、毛瑟等新式後膛槍，而其操用之士乃得、林明敦等舊式後瞠槍又轉而調撥給各省練軍使用。在70—80年代，各省練軍操練舊式後膛槍的還不多，操練新式後膛槍的就更少。不少練軍還在使用前膛槍。例如：雲南練軍直至1884年法國入侵邊防，形勢日緊時，始到廣東購辦後膛槍炮；1889年張之洞調督湖廣，看到湖北練軍各營“猶沿用舊式前膛槍炮，於後膛槍炮澡演之法多未通曉”，乃向廣東借撥黎意槍、克虜卜炮等新式後膛槍炮給各營應用。其他各省練軍使用武器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張之洞於1885年談及各省使用槍炮的情況說：“現在粵省歷經購備精械，已屬敷用，即直、東、兩江、閩浙籌辦洋防有年，想亦不虞缺乏。……此外，如甘肅關外及河南、陝西、四川、湖南等省防軍，皆以距海遙遠，尚多沿用舊槍，後膛新械甚少。”這裏說明，沿海軍隊所用武器最為先進，內地則落後很遠。沿海與內地所使武器的不平衡與經濟政治的不平衡是很相似的。
和淮、練各軍相比，八旗、綠營武器更新的速度最為緩慢。到80年代才開始逐步改進。就在淮軍和沿海各省的練軍已改用後膛槍時，旗、綠各營使用弓箭刀矛冷兵器的局麵仍未改觀。甚至沿海地區也是如此。80年代初廣東駐防的旗兵仍使抬槍、鳥槍等舊式火器，廣州將軍長善為此而唿籲說：“抬槍、鳥槍兩項，實屬無用，即行裁撤儲庫，每年應造抬炮、鳥槍子藥等項，亦一律停止。”駐江蘇的旗兵亦有同樣情況。江寧將軍希元亦作同樣唿籲：旗兵必須迅速改鳥槍、拾槍為洋槍，因“洋槍一項，擎放迅捷，最稱得力。”為此諮商兩江總督劉坤一籌撥洋槍1000桿，以供旗兵操用。雲南綠營到1886年還在用火繩槍，總督岑毓英命令“一律改練洋槍”。因無力購買後膛槍，這個所謂“洋槍”，隻不過是廉價的過時的前膛槍而已。“如有戰事”才能“將庫存之後膛槍發給應用”。湖北省的綠營，直至1893年仍用土槍，於是張之洞“飭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槍”。
由此可見，武器最先進者為難軍，70年代中期以後，從綠營乃至湘、淮軍中抽調人員組成的練軍，在沿海者可與淮軍並駕齊驅，它們的裝備已接近西方水平，在內地者則稍遜；至於一般的旗綠各營仍處於中世紀狀態。因此可以這樣說，在那時，與西方各國差距最小者是淮、練軍的軍器。
隨著武器裝備的更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訓練方法也相繼傳入，這使中國陸軍的軍事技術向著近代化方向緩慢變化。經過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對於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的認識，已從船堅炮利進展到了戰術戰法。奕認為，八旗禁軍的潰敗不僅在於缺乏洋炮，而且在於不諳戰陣。以致“每於臨陣時，防身無術，能整而不能散”，“若遇敵兵包抄，紛紛潰散”。因此從同治元年起，在天津和江南沿海各口，旗綠各營和淮軍都聘英法教習，採用西式武器和西洋操典，訓練軍隊使用洋槍洋炮，操演隊列陣式等。1864年，兩廣總督毛鴻賓說：“勤於訓練，號令整齊，則為洋人所長”。次年，兩江總督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出門看標字七營操演陣法，純用洋人規矩，號令亦仿照洋人聲口，步伐極整齊，槍炮極嫻熟，餘平日所見軍隊不逮此遠矣。”從70年代起，由於普法戰爭中法國陸軍的戰敗，清政府又轉而向德國陸軍學習。1873年，兵部在奏摺中稱：“今泰西陸軍之強首推德”。隨著學德風氣的蔓延，德國軍人紛紛來華，有的直接在各軍營教演後膛槍炮的操法，如淮軍炮隊雇德國軍官李勱協來華教習3年，德國軍官瑞乃爾在山東練軍執教。有的則擔任各陸軍學堂的軍事教習。這時向德國學習軍事技術的內容除了操演新式槍炮，隊列陣式之外，還有每天林操，熟演料敵應變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戰攻守之法，以及迎敵、設伏、布陣、繪圖等。雖然陸軍的戰術戰法遠比軍器的改變慢得多，但是“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製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誌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因此在中法戰爭中，滇軍的“滾草龍”式的掩護躍進法、地營法等，廣東陸路提督張曜提倡的“撒星陣法”，會辦雲南軍務的鮑超提出的“直入夷陣短兵相交，四麵兜剿”等新的戰術戰法，都是源於軍事技術的進步。正是由於這種軍事技術的進步，才會取得如台灣保衛戰、鎮海保衛戰、鎮南關大捷、諒山戰役的勝利。正如禦史唐椿霖指出的那樣，“從前我軍遇敵即潰，今則選將募兵，迭獲勝仗，漸挽積弱之習”。經過對中法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兩廣總督張之洞於1885年稱：“今日行軍要務，如施放各種後膛槍炮、魚雷、水雷以及測繪、地圖、建造各種炮台、急就土壘、行軍電線、安設地雷、修整軍器諸事宜，將士皆當通曉”。因此他重新製定操練章程，包括臥放後膛槍、炮隊測表取準、掘地造營、安放地雷、修築炮台、臨敵散隊、演放火箭，安設行軍電線、逾濠越嶺、夜戰擾敵十項科目。意在改變以往練兵“所操之陣法皆非臨敵所用”，重表麵文飾而不重實戰的訓練方法。將測量、營壘、安設地雷、行軍電線等新型學科，包括滾地前進、臨敵散隊、人自為戰、夜戰擾敵在內的新的戰術戰法，融進了訓練方法之內，張之洞對練兵方法的改進，無疑會推動陸軍軍事技術的進步。但因旗綠勇營軍事組織的陳舊，限製了軍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在洋務運動時期，軍事技術朝近代化方向發展的速度頗為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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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軍的發展
所謂“練軍”，就是區別於八旗綠營乃至部分湘淮舊式軍隊，使用新式的洋槍洋炮及與之相適應的操練方法，帶有野戰軍性質的新式陸軍。關於練兵問題，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已將其早期情況作了簡略敘述。早期的練兵，是為了更有效地鎮壓人民革命。70年代中期清政府為了抵禦外侮，在加強海軍海防建設的同時，也大力加強陸軍的建設。這就是我所說的“練軍的發展”。即從綠營淮軍等舊式軍隊中抽調人員成立的“練軍”。這時的“練軍”，既與湘淮軍有別，也與前期練兵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由對內鎮壓人民轉向對外抵禦外侮，因而在訓練方法和要求以及所用武器等方麵均有改進。而最為突出的是武器的更新較為迅速。
在19世紀60年代，清廷在“固本弱枝”方針指導下，神機營的武器更新和訓練方法，與淮軍同樣處於領先地位。70年代後，神機營的變化速度減慢了，由淮軍單獨來領導武器更替的潮流了。在鎮壓太平軍、撚軍過程中，淮軍武器大有改觀，陸續淘汰前膛槍，換用後膛洋槍。光緒初年，又成立克虜卜炮隊19營。1884年李鴻章鑑於“西人製造後膛槍炮日新月異，其速率之猛，準頭之遠，幾於無堅不摧。……我仍因陋就簡，……不恩變計，得失利鈍之懸殊不待煩言而決”的考慮，令“所部各營，一律操用克虜卜阿摩士莊等炮，呿暗士得、哈乞開恩、毛瑟等槍。”這些槍炮的使用，使淮軍的裝備更為精利。在向外洋購買這些新武器的同時，滬、寧、津三製造局也為其不斷供應槍炮彈藥。以槍言，在光緒十年前，淮軍主要是林明敦、士乃得步槍和槍彈，以後則主要為黎意和毛瑟槍；以炮言，70年代前，淮軍有滬、寧兩局所製的長短炸炮，此後則有滬局仿造的阿摩士莊山炮、快炮等。因此，滬、寧、津三局可謂是淮軍的軍火供應庫。
除淮軍外，武器更替最快的當推練軍。由於全國各省先後都設有練軍，因此，練軍的武器更新情況也不一致。直隸練軍武器更新的速度顯然快於各省練軍。在1874年李鴻章即說過：“直隸練軍，屢經挑選整頓，近始兼習洋槍、小炸炮。……各省抽練之兵大率類此，用洋槍者已少，用後門槍及炸炮者更少。”為改變這種落後狀態，到1884年，直隸練軍一律改用哈乞開思、毛瑟等新式後膛槍，而其操用之士乃得、林明敦等舊式後瞠槍又轉而調撥給各省練軍使用。在70—80年代，各省練軍操練舊式後膛槍的還不多，操練新式後膛槍的就更少。不少練軍還在使用前膛槍。例如：雲南練軍直至1884年法國入侵邊防，形勢日緊時，始到廣東購辦後膛槍炮；1889年張之洞調督湖廣，看到湖北練軍各營“猶沿用舊式前膛槍炮，於後膛槍炮澡演之法多未通曉”，乃向廣東借撥黎意槍、克虜卜炮等新式後膛槍炮給各營應用。其他各省練軍使用武器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張之洞於1885年談及各省使用槍炮的情況說：“現在粵省歷經購備精械，已屬敷用，即直、東、兩江、閩浙籌辦洋防有年，想亦不虞缺乏。……此外，如甘肅關外及河南、陝西、四川、湖南等省防軍，皆以距海遙遠，尚多沿用舊槍，後膛新械甚少。”這裏說明，沿海軍隊所用武器最為先進，內地則落後很遠。沿海與內地所使武器的不平衡與經濟政治的不平衡是很相似的。
和淮、練各軍相比，八旗、綠營武器更新的速度最為緩慢。到80年代才開始逐步改進。就在淮軍和沿海各省的練軍已改用後膛槍時，旗、綠各營使用弓箭刀矛冷兵器的局麵仍未改觀。甚至沿海地區也是如此。80年代初廣東駐防的旗兵仍使抬槍、鳥槍等舊式火器，廣州將軍長善為此而唿籲說：“抬槍、鳥槍兩項，實屬無用，即行裁撤儲庫，每年應造抬炮、鳥槍子藥等項，亦一律停止。”駐江蘇的旗兵亦有同樣情況。江寧將軍希元亦作同樣唿籲：旗兵必須迅速改鳥槍、拾槍為洋槍，因“洋槍一項，擎放迅捷，最稱得力。”為此諮商兩江總督劉坤一籌撥洋槍1000桿，以供旗兵操用。雲南綠營到1886年還在用火繩槍，總督岑毓英命令“一律改練洋槍”。因無力購買後膛槍，這個所謂“洋槍”，隻不過是廉價的過時的前膛槍而已。“如有戰事”才能“將庫存之後膛槍發給應用”。湖北省的綠營，直至1893年仍用土槍，於是張之洞“飭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槍”。
由此可見，武器最先進者為難軍，70年代中期以後，從綠營乃至湘、淮軍中抽調人員組成的練軍，在沿海者可與淮軍並駕齊驅，它們的裝備已接近西方水平，在內地者則稍遜；至於一般的旗綠各營仍處於中世紀狀態。因此可以這樣說，在那時，與西方各國差距最小者是淮、練軍的軍器。
隨著武器裝備的更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訓練方法也相繼傳入，這使中國陸軍的軍事技術向著近代化方向緩慢變化。經過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對於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的認識，已從船堅炮利進展到了戰術戰法。奕認為，八旗禁軍的潰敗不僅在於缺乏洋炮，而且在於不諳戰陣。以致“每於臨陣時，防身無術，能整而不能散”，“若遇敵兵包抄，紛紛潰散”。因此從同治元年起，在天津和江南沿海各口，旗綠各營和淮軍都聘英法教習，採用西式武器和西洋操典，訓練軍隊使用洋槍洋炮，操演隊列陣式等。1864年，兩廣總督毛鴻賓說：“勤於訓練，號令整齊，則為洋人所長”。次年，兩江總督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出門看標字七營操演陣法，純用洋人規矩，號令亦仿照洋人聲口，步伐極整齊，槍炮極嫻熟，餘平日所見軍隊不逮此遠矣。”從70年代起，由於普法戰爭中法國陸軍的戰敗，清政府又轉而向德國陸軍學習。1873年，兵部在奏摺中稱：“今泰西陸軍之強首推德”。隨著學德風氣的蔓延，德國軍人紛紛來華，有的直接在各軍營教演後膛槍炮的操法，如淮軍炮隊雇德國軍官李勱協來華教習3年，德國軍官瑞乃爾在山東練軍執教。有的則擔任各陸軍學堂的軍事教習。這時向德國學習軍事技術的內容除了操演新式槍炮，隊列陣式之外，還有每天林操，熟演料敵應變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戰攻守之法，以及迎敵、設伏、布陣、繪圖等。雖然陸軍的戰術戰法遠比軍器的改變慢得多，但是“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製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誌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因此在中法戰爭中，滇軍的“滾草龍”式的掩護躍進法、地營法等，廣東陸路提督張曜提倡的“撒星陣法”，會辦雲南軍務的鮑超提出的“直入夷陣短兵相交，四麵兜剿”等新的戰術戰法，都是源於軍事技術的進步。正是由於這種軍事技術的進步，才會取得如台灣保衛戰、鎮海保衛戰、鎮南關大捷、諒山戰役的勝利。正如禦史唐椿霖指出的那樣，“從前我軍遇敵即潰，今則選將募兵，迭獲勝仗，漸挽積弱之習”。經過對中法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兩廣總督張之洞於1885年稱：“今日行軍要務，如施放各種後膛槍炮、魚雷、水雷以及測繪、地圖、建造各種炮台、急就土壘、行軍電線、安設地雷、修整軍器諸事宜，將士皆當通曉”。因此他重新製定操練章程，包括臥放後膛槍、炮隊測表取準、掘地造營、安放地雷、修築炮台、臨敵散隊、演放火箭，安設行軍電線、逾濠越嶺、夜戰擾敵十項科目。意在改變以往練兵“所操之陣法皆非臨敵所用”，重表麵文飾而不重實戰的訓練方法。將測量、營壘、安設地雷、行軍電線等新型學科，包括滾地前進、臨敵散隊、人自為戰、夜戰擾敵在內的新的戰術戰法，融進了訓練方法之內，張之洞對練兵方法的改進，無疑會推動陸軍軍事技術的進步。但因旗綠勇營軍事組織的陳舊，限製了軍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在洋務運動時期，軍事技術朝近代化方向發展的速度頗為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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