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後，“定遠”、“鎮遠”“濟遠”等鐵甲艦陸續造成來華，到1888年北洋艦隊初步成軍。艦隊編製情況：鐵甲艦2艘，巡洋艦7艘，守船6艘，輔助戰守各船的魚雷艇6艘，練船3艘，運輸船1艘，共為25艘。編製主要是用英國海軍章法，李鴻章說，“此次所擬章程，大半採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處，或參仿德國初式，或仍遵中國舊製。”初建的北洋艦隊，李鴻章頗不滿意，打算再添大船1艘，淺快船4艘，魚雷快船2艘，……另添魚雷艇6艘，練船1艘，運船1艘，軍火船1艘，測量船1艘，信船1艘。共為18艘。連原有的25艘，共為43艘。李鴻章認為這樣的規模庶可稱較為完備的一支艦隊。這個目標後來基本上達到了。茲將北洋艦隊陣容列表（見下頁）說明。
從表中看，當時北洋艦隊的船艦是比較先進的。自1888年成軍之後，由於海軍經費被慈禧太後移作修建頤和園之用，故未再添置艦隻和其他設備。
四、海軍建設中的諸矛盾
四、海軍建設中的諸矛盾
清政府從70年代初開始籌建海軍的總目的是為抵禦外海，顯然是正義的、得人心的。但由於清王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和腐敗無能，以致出現了許多矛盾。例如：“權自我操”和對資本主義列強依賴的矛盾；引進的先進技術設備中混入廢次品的矛盾；近代式海軍與封建體製的矛盾，以及艦艇設備的大量需要和經費支絀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規定洋務派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達到目的。
既然建海軍的總目的是抵禦外侮，海軍之權當然要操之於己。早在《北京條約》簽訂後購買船炮之議興起時，洋務派就說過：“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製於人。”在成立“阿斯本艦隊”時，即擬少用洋人，用“中國官為之總統”，以防“太阿倒持之弊”。故當阿斯本企圖擅權時，即予以遣散。這些事例，都還是在以鎮壓人民革命為主的時候，對於水師的權自我操的表現，到了辦海軍的目的由製人民轉而為禦外侮為主時，就更加要做到獨立自主不受列強脅製了。這裏用兩件事來說明脅製與反脅製的矛盾。
（一）在籌議海軍海防之初，赫德即有總司海防權的企圖。1879年總署為了迅速集事，擬借材異域，有委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之議。不少洋務派人物都表示反對。當時尚為洋務派的薛福成即發表了一段有代表性的言論，他說：
“夫赫德之為人，陰鷙而專利，恬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既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為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劃分界域，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管其政。彼將朝建一議，暮陳一策，以眩總理衙門。既藉總理衙門之權牽製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製總理衙門，南北洋不能難也，總理衙門不敢違也。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
文章將赫德的陰險醜惡形像刻劃得淋漓盡致，餉權兵權被洋人搶占的危險性也講得很清楚，他代表了多數洋務派的見解。由於多數人的反對委赫德總司海防之議隨之作罷。
（二）清政府對於借材異國持審慎警惕的態度，以防失權。海軍設施既主要是從西洋引進的先進技術，當然要聘用洋人教習。有些人一看到聘用洋人就說是買辦性，這是不公正的。李鴻章對此認識就比較清楚，他說：“至兵船將材，甫經創辦，尤最難得。陸軍宿將，強令巡海，固遷地勿能為良；即向帶年江長龍舢板之楚將，不習海上風濤，向帶紅單艇船之粵將，又不習機器、測量理法，均未便輕以相委。故延西員教習學生，為培材根基，實目前不得已之計。”這是合乎情理之論。用其人其技不與其權，有什麽不對呢？有什麽買辦性可言呢？1887年向德國所買兵船雇德國管輪幫駕，清政府告以“雖由德廷選雇，仍應歸中國水師官節製。”再以海軍總教習為例，洋總教習共為六任，第一任英人葛雷森（1880—1883年），第二任英人琅威理（1883年3月—1884年8月），第三任德人式百齡（1884—1886年），第四任琅威理（1886年5月—1889年初），第五任德人漢納根（1891年8月—同年10月），第六任英人馬格祿（1894年11月—1895年2月）。英人最多，琅威理兩任相加時間最長。清政府對他們並未遷就，隻用其技術，不給予行政權。當然，由於必須依靠外國始能成軍，適應列強侵略的要求一麵也是存在的。李鴻章於1879年就說過：“茲急求製勝，派西人為總海防司等名目，舉船以聽其所為，亦係不得已之辦法。”居然“舉船聽其所為”，非買辦性而何！此其一。其二，1878年“龍驤”等兵船來華後，辭去洋弁，函商赫德代延教練，一批稅務司乘機要挾，“僉謂赫以教習無權，須派伊為總海防司，始肯盡力。”總署與李鴻章想“稍假以權”。李致書總署稱：“誠如尊諭，不免攬權，而欲令辦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權也。……謹就鄙見所及，於稍可遷就之處，概不置議以免掣肘；於必應參酌申明之處，黏簽呈核。”總署的“尊議”與李鴻章的“鄙見”是一致的，都打算“稍假以權”或“遷就”，都是給予洋人以行政權的同義語。隻是由於不少人的反對而未果行。
</br>
從表中看，當時北洋艦隊的船艦是比較先進的。自1888年成軍之後，由於海軍經費被慈禧太後移作修建頤和園之用，故未再添置艦隻和其他設備。
四、海軍建設中的諸矛盾
四、海軍建設中的諸矛盾
清政府從70年代初開始籌建海軍的總目的是為抵禦外海，顯然是正義的、得人心的。但由於清王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和腐敗無能，以致出現了許多矛盾。例如：“權自我操”和對資本主義列強依賴的矛盾；引進的先進技術設備中混入廢次品的矛盾；近代式海軍與封建體製的矛盾，以及艦艇設備的大量需要和經費支絀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規定洋務派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達到目的。
既然建海軍的總目的是抵禦外侮，海軍之權當然要操之於己。早在《北京條約》簽訂後購買船炮之議興起時，洋務派就說過：“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製於人。”在成立“阿斯本艦隊”時，即擬少用洋人，用“中國官為之總統”，以防“太阿倒持之弊”。故當阿斯本企圖擅權時，即予以遣散。這些事例，都還是在以鎮壓人民革命為主的時候，對於水師的權自我操的表現，到了辦海軍的目的由製人民轉而為禦外侮為主時，就更加要做到獨立自主不受列強脅製了。這裏用兩件事來說明脅製與反脅製的矛盾。
（一）在籌議海軍海防之初，赫德即有總司海防權的企圖。1879年總署為了迅速集事，擬借材異域，有委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之議。不少洋務派人物都表示反對。當時尚為洋務派的薛福成即發表了一段有代表性的言論，他說：
“夫赫德之為人，陰鷙而專利，恬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既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為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劃分界域，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管其政。彼將朝建一議，暮陳一策，以眩總理衙門。既藉總理衙門之權牽製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製總理衙門，南北洋不能難也，總理衙門不敢違也。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
文章將赫德的陰險醜惡形像刻劃得淋漓盡致，餉權兵權被洋人搶占的危險性也講得很清楚，他代表了多數洋務派的見解。由於多數人的反對委赫德總司海防之議隨之作罷。
（二）清政府對於借材異國持審慎警惕的態度，以防失權。海軍設施既主要是從西洋引進的先進技術，當然要聘用洋人教習。有些人一看到聘用洋人就說是買辦性，這是不公正的。李鴻章對此認識就比較清楚，他說：“至兵船將材，甫經創辦，尤最難得。陸軍宿將，強令巡海，固遷地勿能為良；即向帶年江長龍舢板之楚將，不習海上風濤，向帶紅單艇船之粵將，又不習機器、測量理法，均未便輕以相委。故延西員教習學生，為培材根基，實目前不得已之計。”這是合乎情理之論。用其人其技不與其權，有什麽不對呢？有什麽買辦性可言呢？1887年向德國所買兵船雇德國管輪幫駕，清政府告以“雖由德廷選雇，仍應歸中國水師官節製。”再以海軍總教習為例，洋總教習共為六任，第一任英人葛雷森（1880—1883年），第二任英人琅威理（1883年3月—1884年8月），第三任德人式百齡（1884—1886年），第四任琅威理（1886年5月—1889年初），第五任德人漢納根（1891年8月—同年10月），第六任英人馬格祿（1894年11月—1895年2月）。英人最多，琅威理兩任相加時間最長。清政府對他們並未遷就，隻用其技術，不給予行政權。當然，由於必須依靠外國始能成軍，適應列強侵略的要求一麵也是存在的。李鴻章於1879年就說過：“茲急求製勝，派西人為總海防司等名目，舉船以聽其所為，亦係不得已之辦法。”居然“舉船聽其所為”，非買辦性而何！此其一。其二，1878年“龍驤”等兵船來華後，辭去洋弁，函商赫德代延教練，一批稅務司乘機要挾，“僉謂赫以教習無權，須派伊為總海防司，始肯盡力。”總署與李鴻章想“稍假以權”。李致書總署稱：“誠如尊諭，不免攬權，而欲令辦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權也。……謹就鄙見所及，於稍可遷就之處，概不置議以免掣肘；於必應參酌申明之處，黏簽呈核。”總署的“尊議”與李鴻章的“鄙見”是一致的，都打算“稍假以權”或“遷就”，都是給予洋人以行政權的同義語。隻是由於不少人的反對而未果行。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