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雙方矛盾無法解決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清軍占領蘇常，陷九洑州，曾國荃說：“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一經合圍，定可剋期掃蕩。”不必藉外輪攻戰之力。曾國藩不僅不同意“十三條”，對總理衙門的“五條”也有保留，他認為“五條”中隻說“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未提“用楚勇”，與原奏不符，提出“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委派為該艦隊統領的蔡國祥，也以為“虛擁會帶之名，……終不能相為附麗”而加以反對。於是奕等人認為，“若或勉強從事，中外將弁兵丁恐終不能相協，將來勝則彼此爭功，敗則相互推諉，設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係匪輕。……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乃決定遣散。經費收支情況是：船價65.5萬兩，變價46.75萬兩，炮位、火藥、軍器和躉船費42萬兩，變價10.1萬餘兩，中國支李泰國經辦費7000兩，阿斯本賞銀1萬兩，9個月薪工銀16.2萬兩，艦隊迴英一切經費21.3萬兩。合計清支出146.2萬兩，收迴56.9萬餘兩，共虧損89.2萬餘兩。於1866年6月完案。革李泰國總稅務司職，赫德任總稅務司。
從“阿斯本艦隊”這一新式海軍籌建的始末看，目標是對著太平天國的。其始是為“迅掃賊氛”，其終是因為太平軍即將敗亡，“不必藉外輪攻戰之力”。清政府籌建海軍出於對外禦侮的目的，是70年代以後民族矛盾尖銳情況下開始的。
二、以禦外侮為目的籌建海軍
二、以禦外侮為目的籌建海軍
“阿斯本艦隊”事件，表明清政府新式海軍建設的失敗。但它並未因此而停止海軍的籌建。這種籌建工作大規模進行雖始於70年代中期，但其醞釀，卻是在緊接著“阿斯本艦隊”完案之次年即1867年。
1868年又屆修約之期，清廷又在籌劃應付之方。1867年10月，奕等奏請“預籌修約事宜”，請飭下有關洋務各督撫及熟知洋務人員對此發表意見。這些督撫的奏議及各熟知洋務人員的條議，都主張對洋人在修約中的苛求進行力爭，並基本一致地認識到，洋人無信，達成協議隻是暫時的，將來必生風波，關鍵在於“自強”。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附呈吏部主事梁鳴謙條陳說：“即事事曲從，犬羊之性，豈顧信義，果包藏禍心，我空執條約一紙，足為金湯之恃耶？”隻有“自強”才是“金湯之恃”。他慨乎言之地說：“夫言自強之實，當不白今日始矣，及今不圖，安所底止，事機之際間不容髮，一誤再誤，其何以堪！”這裏所講的自強的要求和怎麽達到自強，多數人並沒有明確的主張，認識到海軍在“自強”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者尤其不多。兩廣總督瑞麟原則上提到這事，他說：“此次修約，仍隻有妥善羈縻一法，自無聽其決裂之理。……至沿海口岸修復炮台，添修戰備，多買輪船，精製火器，嚴密布置，聯絡聲威，……及時預備，以固海國之防。”山東巡撫丁寶楨也注意到海防問題，但隻籠統地說：“洋人輪船洵為利器，然東南水師，必有能設計以敵之者，應請密飭妥議，以為預籌之計。”對海軍海防建設有具體設想和規劃者當推丁日昌。
丁日昌自1863年從廣東調赴上海辦理軍火製造後，因功於同年6月署蘇鬆太道，1865年綜理江南製造局。同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丁被調兩淮鹽運使。1867年春升任江蘇藩司，次年1月即擢為江蘇巡撫。關於“預籌修約事宜”的條陳就是在藩司任內擬訂的。
丁日昌於1867年通過湖廣總督李鴻章呈清廷的“預籌修約事宜”的條陳中，對“修約”的主要內容，不像一般督撫等人在請覲、遣使、銅線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販鹽挖煤、開拓傳教等發表什麽新意見，而主要在自強方麵，“求實用之才”、“精製造而必期成效”等之外，特別強調建立海軍的重要性，並初步提出“變通舊製”的方案。他說：“自海氛搆釁，中國水師無能禦敵，是不獨師船不及輪船夾板，即沿海炮台，亦呆無所用，沿海兵製，亦散而無統。是以洋人遊弋海上，厚集其勢，由一路伺隙進攻，而中國必須處處設防，不能互為援應，正犯兵家備多力少之忌。此其所以不勝也。”因此，丁氏認為必須變舊製為新製，這就是“製造中等根駁輪船（即炮艇）……約三十號，以一提臣督之。分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駐紮大沽，直隸、盛京、山東各海口屬之；一日中洋提督，駐紮吳淤口，江蘇、浙江各海口屬之；一曰南洋提督，駐紮廈門，福建、廣東各海口屬之。”三路海軍統一指揮，“有事則一路為正兵，兩路為奇兵，飛馳援應，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則藩籬之勢成，主客之形異，而海氛不能縱橫馳突矣。”照如此做法，可以在海防上操主動權，克服敵人“由一路伺隙進攻”即不能應付的被動局麵，克服“備多力少”的缺陷。丁日昌這個主張，盡管有左宗棠提出“劃分三洋，各專責成，轉生畛域”的不同意見，但無論是技術和建製上，對於海軍建設都是一個躍進。
</br>
從“阿斯本艦隊”這一新式海軍籌建的始末看，目標是對著太平天國的。其始是為“迅掃賊氛”，其終是因為太平軍即將敗亡，“不必藉外輪攻戰之力”。清政府籌建海軍出於對外禦侮的目的，是70年代以後民族矛盾尖銳情況下開始的。
二、以禦外侮為目的籌建海軍
二、以禦外侮為目的籌建海軍
“阿斯本艦隊”事件，表明清政府新式海軍建設的失敗。但它並未因此而停止海軍的籌建。這種籌建工作大規模進行雖始於70年代中期，但其醞釀，卻是在緊接著“阿斯本艦隊”完案之次年即1867年。
1868年又屆修約之期，清廷又在籌劃應付之方。1867年10月，奕等奏請“預籌修約事宜”，請飭下有關洋務各督撫及熟知洋務人員對此發表意見。這些督撫的奏議及各熟知洋務人員的條議，都主張對洋人在修約中的苛求進行力爭，並基本一致地認識到，洋人無信，達成協議隻是暫時的，將來必生風波，關鍵在於“自強”。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附呈吏部主事梁鳴謙條陳說：“即事事曲從，犬羊之性，豈顧信義，果包藏禍心，我空執條約一紙，足為金湯之恃耶？”隻有“自強”才是“金湯之恃”。他慨乎言之地說：“夫言自強之實，當不白今日始矣，及今不圖，安所底止，事機之際間不容髮，一誤再誤，其何以堪！”這裏所講的自強的要求和怎麽達到自強，多數人並沒有明確的主張，認識到海軍在“自強”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者尤其不多。兩廣總督瑞麟原則上提到這事，他說：“此次修約，仍隻有妥善羈縻一法，自無聽其決裂之理。……至沿海口岸修復炮台，添修戰備，多買輪船，精製火器，嚴密布置，聯絡聲威，……及時預備，以固海國之防。”山東巡撫丁寶楨也注意到海防問題，但隻籠統地說：“洋人輪船洵為利器，然東南水師，必有能設計以敵之者，應請密飭妥議，以為預籌之計。”對海軍海防建設有具體設想和規劃者當推丁日昌。
丁日昌自1863年從廣東調赴上海辦理軍火製造後，因功於同年6月署蘇鬆太道，1865年綜理江南製造局。同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丁被調兩淮鹽運使。1867年春升任江蘇藩司，次年1月即擢為江蘇巡撫。關於“預籌修約事宜”的條陳就是在藩司任內擬訂的。
丁日昌於1867年通過湖廣總督李鴻章呈清廷的“預籌修約事宜”的條陳中，對“修約”的主要內容，不像一般督撫等人在請覲、遣使、銅線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販鹽挖煤、開拓傳教等發表什麽新意見，而主要在自強方麵，“求實用之才”、“精製造而必期成效”等之外，特別強調建立海軍的重要性，並初步提出“變通舊製”的方案。他說：“自海氛搆釁，中國水師無能禦敵，是不獨師船不及輪船夾板，即沿海炮台，亦呆無所用，沿海兵製，亦散而無統。是以洋人遊弋海上，厚集其勢，由一路伺隙進攻，而中國必須處處設防，不能互為援應，正犯兵家備多力少之忌。此其所以不勝也。”因此，丁氏認為必須變舊製為新製，這就是“製造中等根駁輪船（即炮艇）……約三十號，以一提臣督之。分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駐紮大沽，直隸、盛京、山東各海口屬之；一日中洋提督，駐紮吳淤口，江蘇、浙江各海口屬之；一曰南洋提督，駐紮廈門，福建、廣東各海口屬之。”三路海軍統一指揮，“有事則一路為正兵，兩路為奇兵，飛馳援應，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則藩籬之勢成，主客之形異，而海氛不能縱橫馳突矣。”照如此做法，可以在海防上操主動權，克服敵人“由一路伺隙進攻”即不能應付的被動局麵，克服“備多力少”的缺陷。丁日昌這個主張，盡管有左宗棠提出“劃分三洋，各專責成，轉生畛域”的不同意見，但無論是技術和建製上，對於海軍建設都是一個躍進。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