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上任用洋技術人員無可非議，但管理人員的配備完全依照封建衙門的模式，大小崗位均由官來充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把官場的惡習帶進工廠，營私舞弊、貪汙浪費、任用私人、排斥異己、不負責任，掛名坐食等風盛行；組織生產講究效率不足，勾心鬥角，互相牽掣有餘。他們與企業沒有直接的經濟利益聯繫，隻向上司負責，不對企業盈虧負責。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工廠生產的好壞，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當時就有人指責說：“每出一差，委員必十位、八位，爵秩相埒，並駕齊驅，以致事權不一，互相觀望。仰窺帥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聞商辦之說。”張之洞以為這樣可以加強控製，殊不知這種封建管理體製，造成機構龐大，效率低下，以致經營混亂，成為鐵廠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樣一個兼煤鐵冶煉的鋼鐵聯合的大型企業，用缺乏科學知識的官吏董其事，不可能有周密計劃和科學核算。如在經費上，原預算為246.8萬餘兩，結果實用去官款568.7614萬兩零。如加上由廣州“闈餉”撥還的購機定銀13.1670萬兩，和官款不敷分欠華廠洋廠各商號之款10.1199萬兩，共計用去經費582.9629萬兩。大大超出預算。類似事例不勝枚舉。
造成以上這些缺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是官本官辦無嚴密章法，一切由官的意誌決定所致，尤其是以張之洞的個人意誌為轉移。而張之洞是怎樣管理的呢？盛宣懷得意門生在鐵廠工作的鍾天緯說：
“香帥躬親細務，忽而細心，錙銖必較；忽而大度，浪擲萬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責成；忽而置若罔聞，延擱數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親其權”。
這是對張之洞維妙維肖的刻劃。盛宣懷曾說張之洞是“愛憎無常之大吏”，這可以反證鍾天緯的話是基本上反映張之洞真實個性的。以這樣個性的人，在沒有規章製度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下，是絕不能把近代企業辦好的。
籌建中的官僚衙門式機構，加上最高決策者張之洞的“愛憎無常”，必然反映到生產流通過程中去。
漢陽鐵廠從1891年底開始動工，到1893年11月建成。它主要包括：煉生鐵、煉熟鐵、煉貝色麻鋼、煉西門子鋼、造鋼軌、造鐵貨六大廠，機器、鑄鐵、打鐵、造魚片鉤釘四小廠，以及鐵路運道、輪船碼頭、運礦鐵橋、起礦機器房等；大冶鐵礦於1891年投產，馬鞍山煤礦於1893年開始出煤。（王三石煤礦因“石質極堅，暗水太多”，一直未能出煤，不得已於1894年廢棄，50萬投資付之東流）這樣，煉鋼鐵、採鐵礦、採煤炭三者齊全配套的鋼鐵聯合企業建成了。1894年2月正式升火開爐煉鐵，6月先開一座大爐，日出鐵50餘噸，間有60—70噸者。鋼年生產能力可達3萬噸。張之洞稱它為“東亞第一”，並非言過其實。但這個規模宏大、設備先進遠東第一流的鋼鐵聯合企業，開工伊始就出現妨礙其生產的一係列問題。
第一，管理上的弊病。由於張之洞用行政命令幹預經濟規律，和官吏充斥於各部門，以致瞞上欺下，瀆職營私之風盛行。例如，張之洞曾申斥蔡錫勇：“查各廠委員司事，月費薪水不資，各廠日用不少，而實在作工能造槍炮、安機器、出鋼鐵之工匠總不肯多雇，實屬不解。”多雇非熟練工，不肯雇熟練工，但用錢卻不資，其內情也不是不可解：或是管理上的無知，或是雇非熟練工報銷高工資以中飽私囊。如此而已。
第二，能源供應不足，嚴重影響生產。馬鞍山煤焦月可供極少，鐵廠開高爐一座月需2000噸，煉鋼爐尚不在內。如兩爐並開需煤更巨，差距更大。於是到萍鄉買煤煉焦和用高價買開平之煤焦，尚不足，後又購用外洋焦炭，每噸竟高達17—18兩之巨。如此湊合勉強能供一座高爐之用。但還時有不濟，不時封爐停產。生鐵產量不足，直接影響到熟鐵爐、煉鋼爐，而這兩種爐“不能多開”，又影響軋鋼廠、鑄造廣、鋼軌廠的生產。問題更嚴重的是洋焦太貴，馬鞍山焦炭每噸4兩餘，平焦每噸11兩餘，洋焦每噸17—18兩，而生鐵每噸市價不過20兩。洋焦不能常用多用是明擺著的。但不用洋焦又無法解決燃料問題。因而生鐵生產必虧本無疑。
第三，銷售不暢。漢廠鋼鐵及其製品的產量盡管遠沒有達到生產能力，但銷售還是有困難，尤其是鋼軌等產品是如此。這固然也有用戶迷信洋貨的因素，但上文已講到貝色麻鋼含磷多易脆裂，是鋼軌等銷不出去的一個重要原因。1894年6月到1895年8月的銷售情況是：（1）共出生鐵5660餘噸，外售1100餘噸，存1600餘噸，兩共2700餘噸，其餘均為本廠及槍炮廠所用；（2）貝色麻鋼料生產940餘噸，外售並外處用18噸，存280餘噸，兩共約300噸，其餘均為本廠和槍炮廠用；（3）馬丁鋼料生產450餘噸，外售並外處用40餘噸，存150餘噸，兩共約200噸，其餘為本廠及槍炮廠用；（4）鐵貨拉成鋼條板1700餘噸，外售外處用340餘噸，存880餘噸，兩共1220餘噸，其餘為本廠和槍炮廠所用。據上所述，積存和自用數，大大超過外售數。生鐵的出售情況較好。1894年分《關冊》（漢口）說鐵廠“所出鋼鐵曾載運出口者，計有生鐵18300餘擔，惟鋼則不多。”生鐵之所以銷路較好，因它是煉熟鐵、煉鋼的原材料。而原料出口相對地多恰恰表明它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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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兼煤鐵冶煉的鋼鐵聯合的大型企業，用缺乏科學知識的官吏董其事，不可能有周密計劃和科學核算。如在經費上，原預算為246.8萬餘兩，結果實用去官款568.7614萬兩零。如加上由廣州“闈餉”撥還的購機定銀13.1670萬兩，和官款不敷分欠華廠洋廠各商號之款10.1199萬兩，共計用去經費582.9629萬兩。大大超出預算。類似事例不勝枚舉。
造成以上這些缺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是官本官辦無嚴密章法，一切由官的意誌決定所致，尤其是以張之洞的個人意誌為轉移。而張之洞是怎樣管理的呢？盛宣懷得意門生在鐵廠工作的鍾天緯說：
“香帥躬親細務，忽而細心，錙銖必較；忽而大度，浪擲萬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責成；忽而置若罔聞，延擱數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親其權”。
這是對張之洞維妙維肖的刻劃。盛宣懷曾說張之洞是“愛憎無常之大吏”，這可以反證鍾天緯的話是基本上反映張之洞真實個性的。以這樣個性的人，在沒有規章製度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下，是絕不能把近代企業辦好的。
籌建中的官僚衙門式機構，加上最高決策者張之洞的“愛憎無常”，必然反映到生產流通過程中去。
漢陽鐵廠從1891年底開始動工，到1893年11月建成。它主要包括：煉生鐵、煉熟鐵、煉貝色麻鋼、煉西門子鋼、造鋼軌、造鐵貨六大廠，機器、鑄鐵、打鐵、造魚片鉤釘四小廠，以及鐵路運道、輪船碼頭、運礦鐵橋、起礦機器房等；大冶鐵礦於1891年投產，馬鞍山煤礦於1893年開始出煤。（王三石煤礦因“石質極堅，暗水太多”，一直未能出煤，不得已於1894年廢棄，50萬投資付之東流）這樣，煉鋼鐵、採鐵礦、採煤炭三者齊全配套的鋼鐵聯合企業建成了。1894年2月正式升火開爐煉鐵，6月先開一座大爐，日出鐵50餘噸，間有60—70噸者。鋼年生產能力可達3萬噸。張之洞稱它為“東亞第一”，並非言過其實。但這個規模宏大、設備先進遠東第一流的鋼鐵聯合企業，開工伊始就出現妨礙其生產的一係列問題。
第一，管理上的弊病。由於張之洞用行政命令幹預經濟規律，和官吏充斥於各部門，以致瞞上欺下，瀆職營私之風盛行。例如，張之洞曾申斥蔡錫勇：“查各廠委員司事，月費薪水不資，各廠日用不少，而實在作工能造槍炮、安機器、出鋼鐵之工匠總不肯多雇，實屬不解。”多雇非熟練工，不肯雇熟練工，但用錢卻不資，其內情也不是不可解：或是管理上的無知，或是雇非熟練工報銷高工資以中飽私囊。如此而已。
第二，能源供應不足，嚴重影響生產。馬鞍山煤焦月可供極少，鐵廠開高爐一座月需2000噸，煉鋼爐尚不在內。如兩爐並開需煤更巨，差距更大。於是到萍鄉買煤煉焦和用高價買開平之煤焦，尚不足，後又購用外洋焦炭，每噸竟高達17—18兩之巨。如此湊合勉強能供一座高爐之用。但還時有不濟，不時封爐停產。生鐵產量不足，直接影響到熟鐵爐、煉鋼爐，而這兩種爐“不能多開”，又影響軋鋼廠、鑄造廣、鋼軌廠的生產。問題更嚴重的是洋焦太貴，馬鞍山焦炭每噸4兩餘，平焦每噸11兩餘，洋焦每噸17—18兩，而生鐵每噸市價不過20兩。洋焦不能常用多用是明擺著的。但不用洋焦又無法解決燃料問題。因而生鐵生產必虧本無疑。
第三，銷售不暢。漢廠鋼鐵及其製品的產量盡管遠沒有達到生產能力，但銷售還是有困難，尤其是鋼軌等產品是如此。這固然也有用戶迷信洋貨的因素，但上文已講到貝色麻鋼含磷多易脆裂，是鋼軌等銷不出去的一個重要原因。1894年6月到1895年8月的銷售情況是：（1）共出生鐵5660餘噸，外售1100餘噸，存1600餘噸，兩共2700餘噸，其餘均為本廠及槍炮廠所用；（2）貝色麻鋼料生產940餘噸，外售並外處用18噸，存280餘噸，兩共約300噸，其餘均為本廠和槍炮廠用；（3）馬丁鋼料生產450餘噸，外售並外處用40餘噸，存150餘噸，兩共約200噸，其餘為本廠及槍炮廠用；（4）鐵貨拉成鋼條板1700餘噸，外售外處用340餘噸，存880餘噸，兩共1220餘噸，其餘為本廠和槍炮廠所用。據上所述，積存和自用數，大大超過外售數。生鐵的出售情況較好。1894年分《關冊》（漢口）說鐵廠“所出鋼鐵曾載運出口者，計有生鐵18300餘擔，惟鋼則不多。”生鐵之所以銷路較好，因它是煉熟鐵、煉鋼的原材料。而原料出口相對地多恰恰表明它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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