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說明了：（1）國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貨不來，就不如用西法辦紡織、礦務等民用工業，以分其利，這是明顯的與列強在經濟上競爭的思想主張；（2）辦近代民用工業賺來的錢，“有益厘餉”“養船練兵”，也即用求富以達到強的目的。
求富以達到強的思想，雖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並付之於實踐，但其醞釀卻在60年代中期，並已經有一定的展開，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議論此事為標誌的話，則可以1866年諭令督撫們討論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略論》為起始。
赫德與威妥瑪的兩論，總起來看，在要求清王朝進行內政外交的改革以利於列強的侵略權益的同時，亦對清朝政府統治的穩定有利。而論涉及麵較廣，這裏隻將有關舉辦近代民用工商業方麵的提議作一敘述。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中在這方麵有下麵一段話：
“……民化而國興。外國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遵。外國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願學者皆能學，故曰民化。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故曰國興。”
這段話明顯地是要中國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展近代工商業，並從舉辦工商企業中，學習新的科學知識。這樣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識水平日益提高，財富日多，國力也日強。這也就是所謂“民化而國興”。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中有類似表述。如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採……各等新法”，這些企業的開設“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益。……中國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威妥瑪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認“於外國有益”。事實上也確是這樣，赫、威的建議，是從資本主義在華的利益考慮是無庸置疑的，但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
正在大力舉辦近代軍用工業的洋務派對此反映如何呢？總署大臣奕等人說：“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亦間有談言微中之時，……所陳輪車電機等事，雖多窒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尤恐將來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這裏說明奕等總理衙門大臣的態度是：對赫德的堅船利炮和鑄錢的建議方麵，許之為“談言微中”；對辦輪車電機等民用工業方麵，表示“多窒礙難行”，但又怕洋人“先發此議論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於是提出由清廷諭交沿海各省督撫密議奏復。“奏復”的主要情況如下：
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奴才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江西巡撫劉坤一說：“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頃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閩浙總督左宗棠正籌辦造船廠，他除斥責赫德、威妥瑪二論為“悖慢之辭，殊堪發指”之外，順水推舟地說：“輪車機器、造錢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製作，無所不可。其信線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於用，安置數十裏之遠，無人常川監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攏，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布適用，則亦玩藝而已。”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實現他的設造船廠的宏偉計劃。那時，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傳之中土，……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減少阻力的大好機會。所以左宗棠說：“現在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之威妥瑪、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左氏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達到建成造船廠目的的意圖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軍用租民用之間的工業，更是可取。但他對耕織等民用工業未置一詞。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講得很輕鬆，他們說：“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製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國人威妥瑪、赫德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國人人早知之”，“至於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無關治道。”這個“無關治道”的“技藝之末”的工商業要不要興辦呢？則不置可否。
總起來看，督撫們對赫德、威妥瑪的兩論中有關內容，對於吏治財政和軍火等自強之道，是重視的，並多數表示要身體力行地去做，對於織具電機等民用工商業，有的不表示意見，有的視為“玩藝”、“技藝之末”，有的人雖也予以重視，但辦這類企業怕洋人乘機侵利。這種情況表明，清政府大臣們在60年代中期，對於舉辦“致富”之道的民用工業企業還無切實的認識，更沒有把這種“致富”的辦法與“自強”聯繫起來。經過政治、經濟等社會實踐，以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實施日程，並與“自強”明確地聯繫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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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富以達到強的思想，雖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並付之於實踐，但其醞釀卻在60年代中期，並已經有一定的展開，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議論此事為標誌的話，則可以1866年諭令督撫們討論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略論》為起始。
赫德與威妥瑪的兩論，總起來看，在要求清王朝進行內政外交的改革以利於列強的侵略權益的同時，亦對清朝政府統治的穩定有利。而論涉及麵較廣，這裏隻將有關舉辦近代民用工商業方麵的提議作一敘述。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中在這方麵有下麵一段話：
“……民化而國興。外國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遵。外國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願學者皆能學，故曰民化。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故曰國興。”
這段話明顯地是要中國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展近代工商業，並從舉辦工商企業中，學習新的科學知識。這樣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識水平日益提高，財富日多，國力也日強。這也就是所謂“民化而國興”。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中有類似表述。如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採……各等新法”，這些企業的開設“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益。……中國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威妥瑪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認“於外國有益”。事實上也確是這樣，赫、威的建議，是從資本主義在華的利益考慮是無庸置疑的，但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
正在大力舉辦近代軍用工業的洋務派對此反映如何呢？總署大臣奕等人說：“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亦間有談言微中之時，……所陳輪車電機等事，雖多窒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尤恐將來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這裏說明奕等總理衙門大臣的態度是：對赫德的堅船利炮和鑄錢的建議方麵，許之為“談言微中”；對辦輪車電機等民用工業方麵，表示“多窒礙難行”，但又怕洋人“先發此議論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於是提出由清廷諭交沿海各省督撫密議奏復。“奏復”的主要情況如下：
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奴才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江西巡撫劉坤一說：“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頃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閩浙總督左宗棠正籌辦造船廠，他除斥責赫德、威妥瑪二論為“悖慢之辭，殊堪發指”之外，順水推舟地說：“輪車機器、造錢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製作，無所不可。其信線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於用，安置數十裏之遠，無人常川監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攏，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布適用，則亦玩藝而已。”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實現他的設造船廠的宏偉計劃。那時，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傳之中土，……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減少阻力的大好機會。所以左宗棠說：“現在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之威妥瑪、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左氏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達到建成造船廠目的的意圖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軍用租民用之間的工業，更是可取。但他對耕織等民用工業未置一詞。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講得很輕鬆，他們說：“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製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國人威妥瑪、赫德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國人人早知之”，“至於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無關治道。”這個“無關治道”的“技藝之末”的工商業要不要興辦呢？則不置可否。
總起來看，督撫們對赫德、威妥瑪的兩論中有關內容，對於吏治財政和軍火等自強之道，是重視的，並多數表示要身體力行地去做，對於織具電機等民用工商業，有的不表示意見，有的視為“玩藝”、“技藝之末”，有的人雖也予以重視，但辦這類企業怕洋人乘機侵利。這種情況表明，清政府大臣們在60年代中期，對於舉辦“致富”之道的民用工業企業還無切實的認識，更沒有把這種“致富”的辦法與“自強”聯繫起來。經過政治、經濟等社會實踐，以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實施日程，並與“自強”明確地聯繫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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