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洋務運動盡管有抵禦外侮的內容，但卻是作為太平天國為代表的人民革命對立麵而發生的。
第二，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果說“師夷長技以製夷”是這一思想萌芽的話，“借師助剿”則是在某種程度上把這一思想付之於實踐，並初步確立其體係。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被人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借師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洋務運動的社會基礎問題。在“借師助剿”過程中，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奕等洋務派頭目，與上海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劃“借師助剿”的買辦官紳，或是有所結合，或是取得某種一致和默契，在他們各自需要對方的支持的時候真的相互支持了，從而逐步統一於“自強新政”的“中體西用”的總方針之上。而且從另一方麵說，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買辦官紳所策劃的“借師助剿”，對洋務運動起了某種引發作用。這就有理由說，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買辦官紳的勢力，理所當然地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社會基礎。
二、“借師助剿”的歷史溯源
二、“借師助剿”的歷史溯源
“借師助剿”被清廷認可雖在1860年以後，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區買辦官紳醞釀和進行“商借洋兵”活動），卻於1852年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時即已開始。這與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有關。
1852年夏秋間，上海小刀會起義已露一定端倪；太平軍猛攻長沙；好多地區的反清會黨也都在積極響應。清朝的官紳士商幾乎都預感到巨大的危機即將降臨，其間以上海及其周圍沿海地區反應尤為強烈。在這種形勢下，兩江總督陸建瀛巡閱長江，在上海時“希望洋人來代為保護”、“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剿”的唿聲頗高。到1853年春，太平軍從武昌沿長江東進，勢如破竹。對清王朝來講，時局更為危急。盡管清封建統治者對沾上“夷”味的東麵一貫拒之門外，把“夷兵”、“夷輪船”引入中國認為是悖逆，但這時，“借師助剿”之議，卻突然成了從最高統治者鹹豐帝、欽差大臣向榮到上海商人都極為熱心的話題。鹹豐、向榮、陸建瀛和蘇撫楊文定等，連連飭令上海道吳健彰向洋人“雇備洋船”“合力剿賊”。在黃浦江畔，早在該年 1月，駐上海法國領事敏體尼就向本國政府報告：“城裏的富戶不斷地請傳教士來勸說我，要求派法國軍艦來上海”，幫助防禦和鎮壓人民革命。
很清楚，太平軍沿江東下南京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即將爆發，不僅對清王朝統治構成“巨患”，也對外國侵略者在上海和江浙沿海地區半殖民地秩序形成了現實威脅。“商務是在停頓中”的哀嘆，使他們產生了與清政府勾結起來的迫切願望。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在收到吳健彰的乞援熙會後，欣喜若狂地報告駐華公使文翰說：“英國隻要小有作為，便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其事是何等輕而易舉，而又何等信而無疑嗬！”文翰隨即建議英國外交部進行武裝幹涉；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也於3月31 日指示敏體尼：可派一艘軍艦“溯江而上，直駛南京，這樣就能在必要時對清朝其他官員給予同樣的庇護”。
然而，中外雙方未能一拍即合。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馬上在軍事上勾結起來。從外國侵略者方麵看，他們雖認為清政府“合力剿賊”乞求是勒索更多權益的良機，但麵對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如果赤膊上陣，有冒失去既得權利的危險。於是一麵抬高要價，逼迫清政府答應“全中國開放”，作為“代平叛亂”的交換條件；一麵宣布“嚴守中立”、“武裝中立”。從清王朝方麵看，“借師”尚有不少障礙。一是“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對侵略者乘機提出擴大侵略權益的“修約”要挾深為惱怒，加之太平天國稱外國人為“洋兄弟”、使用洋槍洋炮，加深了對洋人“助逆”的疑慮。這樣，以鹹豐帝為首清統治者，從一時熱望 藉助於洋兵洋輪，轉而為“毋令夷船闌入，致與賊匪勾結”，“預杜患萌”、“防患於未然”等防範為主的方針“不借夷力”了。
但是，“不借夷力”的禁令在上海未能奏效。這首先表現在“借師助剿”上海小刀會起義上。1853年9月7日小刀會起義前，上海官商已有“借師助剿”的預演。“滬商”與“商人道台”吳健彰以私人雇買方式配備了第一批去鎮江附近江麵鎮壓太平軍的洋船：洋式桅船6艘、葡萄牙快艇25艘。其中外籍軍事人員，絕大部分是來自歐美和菲律賓等地的船員、水手及海軍中的逃兵。
有了這種“預演”，在小刀會起義後，上海的官商人等更為“借師助剿”而奔走，尤其是買辦，他們公開出麵“乞西師防堵”，聯絡英、美、法三方力量，在縣城與租界之間築界牆，斷絕起義軍的交通和供應。1855年 1月6日，在法國遠東海軍司令辣厄爾上將指揮下，法方出動正規軍與清軍“會兵攻擊”上海城。這是外國軍隊第一次直接出麵鎮壓中國的人民革命運動。美、英雖未與起義軍交戰，但都參加了“保護”清方所築界牆，“允暫讓馬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紮營”等間接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說，“借師助剿”的醞釀，在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中達到一個高潮。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後來60年代初“借師助剿”的演習，也可說是“借夷兵”的主張戰勝某些官憲對借“夷力”的疑俱心理的前奏。奉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之命時任知縣的吳煦為代表的官紳商人等提出“借師助剿”綱領式的見解：“以夷製賊，兼可以夷製夷”。吳煦對此“綱領”有一段生意經式的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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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果說“師夷長技以製夷”是這一思想萌芽的話，“借師助剿”則是在某種程度上把這一思想付之於實踐，並初步確立其體係。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被人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借師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洋務運動的社會基礎問題。在“借師助剿”過程中，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奕等洋務派頭目，與上海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劃“借師助剿”的買辦官紳，或是有所結合，或是取得某種一致和默契，在他們各自需要對方的支持的時候真的相互支持了，從而逐步統一於“自強新政”的“中體西用”的總方針之上。而且從另一方麵說，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買辦官紳所策劃的“借師助剿”，對洋務運動起了某種引發作用。這就有理由說，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買辦官紳的勢力，理所當然地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社會基礎。
二、“借師助剿”的歷史溯源
二、“借師助剿”的歷史溯源
“借師助剿”被清廷認可雖在1860年以後，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區買辦官紳醞釀和進行“商借洋兵”活動），卻於1852年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時即已開始。這與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有關。
1852年夏秋間，上海小刀會起義已露一定端倪；太平軍猛攻長沙；好多地區的反清會黨也都在積極響應。清朝的官紳士商幾乎都預感到巨大的危機即將降臨，其間以上海及其周圍沿海地區反應尤為強烈。在這種形勢下，兩江總督陸建瀛巡閱長江，在上海時“希望洋人來代為保護”、“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剿”的唿聲頗高。到1853年春，太平軍從武昌沿長江東進，勢如破竹。對清王朝來講，時局更為危急。盡管清封建統治者對沾上“夷”味的東麵一貫拒之門外，把“夷兵”、“夷輪船”引入中國認為是悖逆，但這時，“借師助剿”之議，卻突然成了從最高統治者鹹豐帝、欽差大臣向榮到上海商人都極為熱心的話題。鹹豐、向榮、陸建瀛和蘇撫楊文定等，連連飭令上海道吳健彰向洋人“雇備洋船”“合力剿賊”。在黃浦江畔，早在該年 1月，駐上海法國領事敏體尼就向本國政府報告：“城裏的富戶不斷地請傳教士來勸說我，要求派法國軍艦來上海”，幫助防禦和鎮壓人民革命。
很清楚，太平軍沿江東下南京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即將爆發，不僅對清王朝統治構成“巨患”，也對外國侵略者在上海和江浙沿海地區半殖民地秩序形成了現實威脅。“商務是在停頓中”的哀嘆，使他們產生了與清政府勾結起來的迫切願望。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在收到吳健彰的乞援熙會後，欣喜若狂地報告駐華公使文翰說：“英國隻要小有作為，便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其事是何等輕而易舉，而又何等信而無疑嗬！”文翰隨即建議英國外交部進行武裝幹涉；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也於3月31 日指示敏體尼：可派一艘軍艦“溯江而上，直駛南京，這樣就能在必要時對清朝其他官員給予同樣的庇護”。
然而，中外雙方未能一拍即合。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馬上在軍事上勾結起來。從外國侵略者方麵看，他們雖認為清政府“合力剿賊”乞求是勒索更多權益的良機，但麵對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如果赤膊上陣，有冒失去既得權利的危險。於是一麵抬高要價，逼迫清政府答應“全中國開放”，作為“代平叛亂”的交換條件；一麵宣布“嚴守中立”、“武裝中立”。從清王朝方麵看，“借師”尚有不少障礙。一是“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對侵略者乘機提出擴大侵略權益的“修約”要挾深為惱怒，加之太平天國稱外國人為“洋兄弟”、使用洋槍洋炮，加深了對洋人“助逆”的疑慮。這樣，以鹹豐帝為首清統治者，從一時熱望 藉助於洋兵洋輪，轉而為“毋令夷船闌入，致與賊匪勾結”，“預杜患萌”、“防患於未然”等防範為主的方針“不借夷力”了。
但是，“不借夷力”的禁令在上海未能奏效。這首先表現在“借師助剿”上海小刀會起義上。1853年9月7日小刀會起義前，上海官商已有“借師助剿”的預演。“滬商”與“商人道台”吳健彰以私人雇買方式配備了第一批去鎮江附近江麵鎮壓太平軍的洋船：洋式桅船6艘、葡萄牙快艇25艘。其中外籍軍事人員，絕大部分是來自歐美和菲律賓等地的船員、水手及海軍中的逃兵。
有了這種“預演”，在小刀會起義後，上海的官商人等更為“借師助剿”而奔走，尤其是買辦，他們公開出麵“乞西師防堵”，聯絡英、美、法三方力量，在縣城與租界之間築界牆，斷絕起義軍的交通和供應。1855年 1月6日，在法國遠東海軍司令辣厄爾上將指揮下，法方出動正規軍與清軍“會兵攻擊”上海城。這是外國軍隊第一次直接出麵鎮壓中國的人民革命運動。美、英雖未與起義軍交戰，但都參加了“保護”清方所築界牆，“允暫讓馬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紮營”等間接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說，“借師助剿”的醞釀，在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中達到一個高潮。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後來60年代初“借師助剿”的演習，也可說是“借夷兵”的主張戰勝某些官憲對借“夷力”的疑俱心理的前奏。奉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之命時任知縣的吳煦為代表的官紳商人等提出“借師助剿”綱領式的見解：“以夷製賊，兼可以夷製夷”。吳煦對此“綱領”有一段生意經式的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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