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頁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作者：[美]哈裏森.索爾茲伯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來的紅軍損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願，陳毅和項英組織倖存的紅軍開展了遊擊戰。他們兩人加上老共產黨員賀昌組成了一個三人指揮部。他們帶著黨政機關留下的人員，開到於都以南的仁鳳等候指示。同時把小股部隊派往山裏。到二月的時候，陳毅和項英已被敵人包圍。他們大約有兩千名士兵和兩千名傷員。一天，陳丕顯聽到一個幹部在向部隊大聲訓話，說什麽他們即將進行一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國民黨之間的決死戰鬥”。陳認為，這簡直是荒謬絕倫。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會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布，“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換句話說，要開展小股部隊的遊擊戰爭。
陳丕顯看到了中央紅軍發來的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通報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等人事變更的情況。第二份電報指示他們在“中央蘇區內外”開展遊擊戰爭。
當小股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出發後，陳毅便著手處理棘手的傷員問題。傷員們都不想留下，但又無法跟上遊擊隊的活動。陳毅召集地方幹部和老鄉開了一個會。他十分激動地說：“把這些戰士帶迴家吧。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兒子。他們都很年輕，可以當你們的好兒子、好女婿。他們能給你們幹活，你們家裏會多一雙手，多一份勞力，也許還會多一個為你們報仇的人。”陳毅還沒講完，這些農民和傷員都已流出了眼淚，陳毅自己的眼睛也濕潤了。半天之內，傷員們都安置到了農民家裏。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散到廣大的鄉村裏，每個人都帶上了幾塊銀元，少許藥品和五斤鹽。在國民黨封鎖區鹽是無價之寶。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餘下的部隊集合了。大雨傾盆。在一間小茅屋裏，報務員正設法同在貴州東部的中央紅軍取得聯繫。項英仍然覺得他們的撤退必須經中央委員會批準。電台不停地唿叫，但是沒有迴答。
最後，大部分部隊已經出發。大雨嘩嘩地下個不停，道路泥濘不堪，百步之外什麽也看不清楚。陳丕顯是和他的部隊，包括黨政機關及第六獨立團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們在傍晚安全抵達裏坊橋，在那兒吃了一頓飯，然後在黑暗中繼續前進。天上沒有月亮，他們成一路縱隊前進，穿過一道山穀，開始爬上一條狹窄的山路，這時候響起了槍聲。他們停止前進，槍聲消失了。原來是地主武裝的衛兵把他們當成了本地民團，向他們鳴槍致意。淩晨三點鍾他們到達大麻嶺，在那兒休息了一下，用幹糧充飢。他們預料拂曉時要打一仗，他們已作好了準備。
中午到達仁鳳，電台仍聯繫不上。到了下午一點還聯繫不上，天又下起雨來。賀昌決定不再等了。他帶上兩個營大約幾百人開始突圍，但很快便陷入國民黨的埋伏，部隊打散了。他們設法在石韓村重新集結，並渡過了會昌河。不久，部隊又被包圍，打了幾個小時仍無法突圍。賀昌身負重傷。國民黨士兵向他衝去，大叫“捉活的”。賀昌把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大聲唿喊“革命萬歲”的口號，用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賀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曾同陳毅、周恩來及其他人共同戰鬥過，他曾擔任黨的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
指揮部仍在仁鳳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後終於聯繫上了。他們發出了要求中央批準突圍計劃的電報，大約在下午五點收到了迴電。但是由於密碼已經更換，陳毅和項英誰也不懂，人們看著滿紙的密碼一籌莫展。他們把電文撓掉，命令報務員用油布把電台裹起來，埋在坑裏。這份看不懂的密碼電文是三年中他們收到的中央紅軍的最後一次信息。”
陳毅曾向延安美軍觀察組屬下的外交官謝偉思說過，從那時起，“我們就象野獸一樣生活”。
當時，陳毅和項英的身體條件都不適宜打遊擊。陳毅的傷口遠未癒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擔架上。項英是個近視眼，而且還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這支三百人的隊伍準備下山了。他們下山後幾乎立即遭到了襲擊。當他們重新集合時隻剩下了二百人。當晚他們又碰上一場戰鬥。國民黨飛機撤下傳單懸賞五萬元捉拿陳毅和項英。他倆隨即決定帶著幾個警衛悄悄突圍出去，這樣會減輕全隊人的壓力。
他們在山間密林中躲藏時，碰上一個打赤腳的人，此人骨瘦如柴，頭上戴一個又黑又贓的舊鋼盔。他是代英縣縣委書記，名叫曾紀財，一九二九年他見過陳毅。後來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鬥爭了他，解除了他縣委書記的職務。他一直在鄉間流浪行乞，招討來的米放在那個鋼盔裏煮飯吃。陳毅收留他做嚮導。他們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後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國民黨殺光，隻剩下老嶽母，老人膽戰心驚地給了他們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擔任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六十多歲的劉建華，看起來象個商人，講起話來帶點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贛南遊擊隊中還是個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們現在還是朋友和同誌)。當危女士奉命於—九四一年去延安時，她把手槍留給了劉建華，說道：“如果你活著，我們再見麵時，請把槍還給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迴來時，寫信給劉建華，劉迴信說：“你活著，我也活著，但是你的槍和我的槍都找不迴來了，它們都被叛徒搶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著，這證明黨已經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br>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會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布，“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換句話說，要開展小股部隊的遊擊戰爭。
陳丕顯看到了中央紅軍發來的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通報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等人事變更的情況。第二份電報指示他們在“中央蘇區內外”開展遊擊戰爭。
當小股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出發後，陳毅便著手處理棘手的傷員問題。傷員們都不想留下，但又無法跟上遊擊隊的活動。陳毅召集地方幹部和老鄉開了一個會。他十分激動地說：“把這些戰士帶迴家吧。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兒子。他們都很年輕，可以當你們的好兒子、好女婿。他們能給你們幹活，你們家裏會多一雙手，多一份勞力，也許還會多一個為你們報仇的人。”陳毅還沒講完，這些農民和傷員都已流出了眼淚，陳毅自己的眼睛也濕潤了。半天之內，傷員們都安置到了農民家裏。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散到廣大的鄉村裏，每個人都帶上了幾塊銀元，少許藥品和五斤鹽。在國民黨封鎖區鹽是無價之寶。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餘下的部隊集合了。大雨傾盆。在一間小茅屋裏，報務員正設法同在貴州東部的中央紅軍取得聯繫。項英仍然覺得他們的撤退必須經中央委員會批準。電台不停地唿叫，但是沒有迴答。
最後，大部分部隊已經出發。大雨嘩嘩地下個不停，道路泥濘不堪，百步之外什麽也看不清楚。陳丕顯是和他的部隊，包括黨政機關及第六獨立團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們在傍晚安全抵達裏坊橋，在那兒吃了一頓飯，然後在黑暗中繼續前進。天上沒有月亮，他們成一路縱隊前進，穿過一道山穀，開始爬上一條狹窄的山路，這時候響起了槍聲。他們停止前進，槍聲消失了。原來是地主武裝的衛兵把他們當成了本地民團，向他們鳴槍致意。淩晨三點鍾他們到達大麻嶺，在那兒休息了一下，用幹糧充飢。他們預料拂曉時要打一仗，他們已作好了準備。
中午到達仁鳳，電台仍聯繫不上。到了下午一點還聯繫不上，天又下起雨來。賀昌決定不再等了。他帶上兩個營大約幾百人開始突圍，但很快便陷入國民黨的埋伏，部隊打散了。他們設法在石韓村重新集結，並渡過了會昌河。不久，部隊又被包圍，打了幾個小時仍無法突圍。賀昌身負重傷。國民黨士兵向他衝去，大叫“捉活的”。賀昌把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大聲唿喊“革命萬歲”的口號，用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賀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曾同陳毅、周恩來及其他人共同戰鬥過，他曾擔任黨的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
指揮部仍在仁鳳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後終於聯繫上了。他們發出了要求中央批準突圍計劃的電報，大約在下午五點收到了迴電。但是由於密碼已經更換，陳毅和項英誰也不懂，人們看著滿紙的密碼一籌莫展。他們把電文撓掉，命令報務員用油布把電台裹起來，埋在坑裏。這份看不懂的密碼電文是三年中他們收到的中央紅軍的最後一次信息。”
陳毅曾向延安美軍觀察組屬下的外交官謝偉思說過，從那時起，“我們就象野獸一樣生活”。
當時，陳毅和項英的身體條件都不適宜打遊擊。陳毅的傷口遠未癒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擔架上。項英是個近視眼，而且還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這支三百人的隊伍準備下山了。他們下山後幾乎立即遭到了襲擊。當他們重新集合時隻剩下了二百人。當晚他們又碰上一場戰鬥。國民黨飛機撤下傳單懸賞五萬元捉拿陳毅和項英。他倆隨即決定帶著幾個警衛悄悄突圍出去，這樣會減輕全隊人的壓力。
他們在山間密林中躲藏時，碰上一個打赤腳的人，此人骨瘦如柴，頭上戴一個又黑又贓的舊鋼盔。他是代英縣縣委書記，名叫曾紀財，一九二九年他見過陳毅。後來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鬥爭了他，解除了他縣委書記的職務。他一直在鄉間流浪行乞，招討來的米放在那個鋼盔裏煮飯吃。陳毅收留他做嚮導。他們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後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國民黨殺光，隻剩下老嶽母，老人膽戰心驚地給了他們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擔任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六十多歲的劉建華，看起來象個商人，講起話來帶點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贛南遊擊隊中還是個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們現在還是朋友和同誌)。當危女士奉命於—九四一年去延安時，她把手槍留給了劉建華，說道：“如果你活著，我們再見麵時，請把槍還給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迴來時，寫信給劉建華，劉迴信說：“你活著，我也活著，但是你的槍和我的槍都找不迴來了，它們都被叛徒搶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著，這證明黨已經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br>